降低做好人成本 不能坐等别人立地成佛

　　民调揭示做好人的心理成本：71.0%的人表示会被怀疑动机不单纯；50.6%的人认为会被嘲笑。因此，72.1%的人表示政府应制定相应制度，不让好人吃亏；70.0%的人指出要营造好人受羡慕、受尊敬的社会环境；62.5%的人指出要加强宣传引导，让好人有榜样作用；57.9%的人认为每个人从自身做起，不以善小而不为。(5月22日《中国青年报》)

　　论及好人不易做的原因，无非是道德成本与制度成本的考量。中国自古就有“道德当身，不以物惑”的传统，为什么说着说着就自己也惶惑起来？《金陵晚报》等媒体日前报道称，捡到170多个钱包归还原主并多次为生病孩子捐款的南京“最美环卫工”沈现台，近日给媒体发去短信希望求得表扬，哪怕是一本荣誉证书，因“邻居和同事说，你不是整天做好事上报纸吗，怎么连个奖状也没有？”这多少让人想起电影《求求你，表扬我》里的桥段。好人做到这份上，社会当为之脸红。乐做好事，但如果连道德满足感都灰飞烟灭了，凡夫俗子如何从善如流？

　　这是一个有关道德环境的现实命题。相较于习惯性地“做好事”，“求表扬”更显人性的率真与朴实。因为任何道德行为，总有一个成本收益比。排除极少数道德高蹈的圣人与品格低劣的恶人，大多市民在做完好事后是需要有“产出”来支撑下一次“善举”的，文雅点说叫做“道德激励机制”。这个机制源头在官方，重点却在民间，一是因为大多善行是琐碎而细小的，二是因为道德环境其实就是“人”的环境。比如你在公交车上让座了，不可能媒体密集采访、政府轮番慰问，它需要的是被让座对象的道德反馈以及周边群体的道德赞许——如果被让座者觉得享受道德福利是理所当然，如果周围乘客对道德行为嗤之以鼻，除非当事人心理足够强悍，不然，下一次断不会继续“犯傻”。被让座者、周围乘客，甚至听闻此事的民众，便织起了活生生的道德环境之网。在“最美环卫工”沈现台的周围，道德环境就是邻居、同事等营造的图谱。

　　我们的道德环境又是怎么恶化起来的呢？从历史因素来说，因为中国社会长期处于熟人社会阶段，从“直系”到“裙带”，私德打天下。一旦市场化步子快了，契约意识又跟不上，陌生人社会就有了“以邻为壑”的空间——反正害的都是别人，自家人抱团取暖即可，譬如卖染色馒头的打死也不吃自己产品，卖黑心方便面的见到面饼就恶心……更关键的因素，一个羞于启齿的原因——不过是我们一干人等顺着转型与失范的杆子，滑到道德谷底“避暑纳凉”罢了。救个人，要算成本；帮个忙，也要算成本……心眼小一点，后顾之忧就多一分。我们“怒其不争”的道德环境，莫不是一个又一个“你”“我”“他”组合的风景？有一点是无疑的：骂“最美环卫工”沈现台很傻很天真的同事或邻居，必定也深深抱怨着眼下的道德环境。

　　遗憾的是，制度层面又没有及时纠偏这种道德环境。譬如赋予道德行为必要的豁免权。欧美法系中有一个术语叫“好撒玛利亚人法”，特指各种对见义勇为者予以保护的法律，使人做好事时没有后顾之忧，鼓励旁观者对伤病人士施以帮助。再譬如对恶意讹诈的被救助者严惩，被援助者如若事后反咬一口，应亲自向救助者赔礼道歉，并施以其本人医药费1至3倍的处罚，影响恶劣、行为严重者，则以污蔑罪论处。但目前，我们的道德环境更多的还处于“乡野治理”阶段，规则不明，秩序不清。于是别说责骂，就是不负责任的娇嗔，无疑也是在道德环境的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

　　撒盐的是我们，疼痛的还是我们。眼下的道德困境，说白了大抵就是因为个个信奉“你若安好，便是晴天”——指望别人立地成佛，于是山清水明。至于自己，除了跳骂，便是祈祷，连一句暖话都吝啬的环境中，放肆的冷漠与妖异的袖手，道德又如何天晴？(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