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章救妻男拷问医保之痛 网友感叹又相信爱情(2)

　　刻假章救妻

　　“只要家附近来个巡逻车，就担心是不是要来抓我了”

　　就在廖丹走投无路的时候，廖丹发现，每次到医院交钱时，收费室在收费单上盖章后，再让他拿着收费单送到透析科室，两个科室不直接沟通。

　　2007年11月，廖丹通过路边刻假章的“小广告”，找人刻了北京医院的收费章，自己在收费单上盖上“章”，然后将收费单交到透析科。

　　“第一次，我真怕，担心被发现。没想到护士瞅了一下就收起来了。”蒙混过关的廖丹，随后一次次“悬着心”去伪造收费单。

　　尽管屡试不爽，但这种害怕东窗事发的紧张和恐惧从未间断，廖丹说，“四年中，只要家附近来个巡逻车，都要紧张地往外看看，担心是不是要来抓我了”。

　　去年9月，北京医院升级收费系统，透析科室负责人发现，杜金领一直在透析治疗，但收费系统里却缺少51次缴费记录，而患者交来的49张收费单均系伪造，涉及费用17万余元。

　　今年2月22日，廖丹被刑拘；3月8日，廖丹被取保候审。7月11日开庭，按照诈骗金额廖丹可处以3年到10年有期徒刑，因为案件特殊性，法院并未当庭宣判。

　　当记者问到，情与法哪个更重要时，廖丹称，“当然是法律重要，毕竟我犯了法，但是没办法，总不能看着她死”。

　　退还全部赃款

　　“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她有病了，我就不能不管”

　　得知自己的事情被称为“最凄美北京爱情故事”，廖丹有些尴尬地笑了，“说什么爱情，我属猪她属牛，平时开玩笑都是臭猪回来了，大牛挺好的……什么亲爱的呀，我们说不出来。”

　　提起十几年的婚姻，廖丹似乎说不出什么。“没有送过她一次鲜花，没有一件礼物，什么是爱情我不懂，我就知道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她有病了，我就不能不管”。

　　恋爱时没有花前月下，婚后没有甜言蜜语，但在杜金领患尿毒症严重到无法下床的时候，廖丹却天天把饭端到床头，里里外外没有一句怨言，“说啥爱情，就是家里这点事”。

　　杜金领告诉记者，“他是不帅，第一次见面时候甚至觉得这个人怎么看着这么凶，但接触之后发现他心眼儿好，生病这么多年下来，发现没嫁错人”。

　　大家都知道杜金领患有尿毒症，却无人知道廖丹的糖尿病也已经很严重。

　　“能从朋友那拿点儿药就吃点儿，没有就扛着，自己偶尔手里有几块钱了，就买几个药片”，谈到自己的糖尿病，廖丹显得格外轻描淡写。事实上，脚踝处溃烂的皮肤已经显示，他的病情并不像他描述的那么无关紧要。

　　当记者问廖丹梦想是什么时，他说，“就希望未来能够和妻子儿子好好地呆着吧，过普普通通的生活”。

　　廖丹案件披露后，不少好心人解囊相助。13日下午，在医院给妻子做透析时，廖丹收到爱心人士送来的3.5万元现金后，即转手拿到法院退赃。截至记者发稿，新浪微公益收到的累计捐款也已超过20万，社会各界已向廖丹捐款合计逾40万元。珠海市政协常委陈利浩汇款17.2万元，希望廖丹用于退还骗得的案款。昨日，廖丹即用这笔钱向法院退款，走出法院后，他当即通过电话向陈利浩表示了感谢。

　　日前，廖丹已经授权爱心人士为他的妻子募集治疗善款，总金额50万元。授权由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全程执行这笔款项并与医院直接对接，确保各项捐款信息、治疗凭据等公开透明，费用将只用于其妻子的治疗，专款专用，接受公众监管。

　　医保覆盖窘境凸显

　　▶新闻延伸

　　走投无路的廖丹也想过求助医保。但此时的医保对于他来说，就像一根浮在水面的稻草，拉不住、靠不得。

　　早在2010年，人社部便曾明确，“对自愿选择参加城镇居民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和农民工，各地不得以户籍等原因设置参保障碍”，可在北京，廖丹妻子仍因“不是北京户口，不能享受北京市民医保待遇”。廖丹想过让妻子回河北老家报销医疗费，但“太麻烦了，妻子的身体也经不起来回折腾”，如果一次不能办妥，每次来回的路费也负担不起。

　　南方日报记者查阅人社部《2011年度统计公报》发现，类似廖丹妻子这样在户籍夹缝中被城市医保遗漏的外来人员、农民工是一个相当庞大的群体。

　　公报显示，“201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5278万人”，但“参加医疗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为4641万人”。这也就是说，在城镇参加医保的农民工实际不足1/5。

　　“除了城镇医保，农民工在农村原籍可参加新农合医保，但囿于新农合医保的地域分割、不能互认、统筹层次低下以及报销水平不高等体制障碍，对于长期生活在城市的外来工来说，这样的医保显然不可能起到多少事实上的救济作用”，业界人士指出，廖丹妻子的遭遇，便是对此的鲜活诠释。

　　“廖丹家庭悲剧的背后，凸显当前医保覆盖窘境”。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顾昕称，随着流动性人口的膨胀，“外地人”医保关系迁入备受期待，然而医保关系转移支付却难以推行，问题的关键在于资金的分成。

　　顾昕建议，从长远来讲，提升基层医疗资源，用中央财政进行医保全国统筹以方便民众异地就医，让医保“漫游”起来方为解决杜金领们问题的根本之道。

　　此外，我国的医疗保险条例第二条规定的有权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人中，提到了在职员工，也提到了离退休人员，唯独没有那些“无业者”，而廖丹的妻子恰巧属于这样一个制度的盲区，他的求诉无门也变得不那么奇怪。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援助与保护中心韩桂君对南方日报记者表示，这是当初我国制定这个条例时存在的一个考虑不周到的情况，现行的医保制度确实无法全面覆盖所有人，我们急需建立一个全民医疗保险机制。

　　廖丹的事情在法律界引发了一场情与法的探讨，“此案并没有法定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节，但法院在宣判过程中，将会考虑廖丹家的实际情况，结果目前还在合议中”，有法律界人士向记者解释。

　　按照廖丹的诈骗金额，及检方建议3-10年的量刑看，该人士分析，如果廖丹获刑3年，就有希望同时获缓刑，这样就能在监外服刑，继续照顾妻儿；但若判刑在3年以上，廖丹就必须被收监服刑。

　　有评论员文章指出，于法理、公义而言，廖丹私刻医院公章骗取医疗费，当然涉嫌犯罪。但于情理、私德而言，身为下岗工人的廖丹，对长期身患重病的妻子，竭尽所能地治疗，不仅“花光了家中所有积蓄”，而且自己患病“从不去看医生”，最终在“被逼得没办法”的情况下铤而走险的经历，也让人唏嘘。

　　法律之上还有人性。可以设想，假如廖丹不骗取医药费，他的妻子可能已经病死。这相当于说，廖丹以犯罪的方式挽救了一条人命，对此，检方、法庭该如何厘清其中的善与恶？廖丹当然应受法律制裁，但若被判实刑，他的妻子、孩子谁来照顾？当一个公民不忍坐视另一个公民因无钱而放弃治疗直至等死时，能不能说他也是在挽救社会的脸面？ (刘晓静 顾 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