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成城乡双重边缘人：8成不会干农活

　　九成以上的人渴望留在城市，但仅有5%能买房定居；城里的生活丰富多彩，他们却遭遇“情感孤独”；乡间故土仍然是他们的精神“家园”，然而八成人不会农活，想回去也不易。

　　中国农民工大省安徽近日出炉的一份调查报告，引发人们再度关注一个“离乡土更远，却未必距城市更近”的群体——新生代农民工。有媒体也称，他们是摇摆于城乡间的“双重边缘人”。

　　安徽省合肥市十多名人大代表不久前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现状展开了大规模调查，发现80%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上不会农活，38%的人从来没有务农经验。此外，“较之父辈，他们生活优越，没有挨过饿，没有受过冻，温饱问题在他们头脑里没什么概念”，但“忍耐力和吃苦精神远不及父辈”。

　　新生代农民工对职业生涯有更高追求，求发展、学技术、多挣钱是他们的主要选择。90.73%的新生代农民工更愿意留在城市，57%的被调查者希望在城市定居。

　　然而，超过半数的被调查者直言对自己务工的城市缺乏归属感。难以融入城市缘于城乡二元结构下社会保障的缺失，更缘于情感、精神上的强烈需求得不到满足。

　　80后农民陈庆亮如今是合肥市高新区一家公司的验货员。在他的老家安徽省亳州市涡阳县，六、七月是最忙的季节，年迈父母忙着夏收和夏种。此时，他正在上班路上挤着公交车，“从小就一直上学，一点儿农活也不会，回去也帮不上什么忙。”

　　陈庆亮和他的女朋友“蜗居”在离单位很远的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屋里，“这儿的租金比较低，就是一个毛坯房。床是我从二手市场淘来的。”

　　为了能在城里筑起自己的“小窝”，陈庆亮不知疲倦地干着，一年有9个月的时间在出差，一周在车上颠簸30个小时是常有的事。

　　尽管如此，他却拿着微薄的薪水：每月工资2100元，出差补贴每天20元。奖金全看公司效益。

　　“不会种地，也没种过地，回到农村对我来说已不现实。我在这座城市生活了7年，有了很深的感情，但商品房每平方米超过6000元，想要扎根下来同样遥不可及。”陈庆亮说。

　　据统计，中国现阶段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总数约有8400多万，占外出务工者总数的58.4%，陈庆亮式的矛盾困扰着他们中很多人。

　　长期研究中国农民工问题的安徽省知名社会学家王开玉指出，新生代农民工在城乡间彷徨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面临的难题，它源于中国城乡之间收入水平、劳动环境、业余文化生活等方面的差距依旧明显；缘于种粮收益仍然较低，农业生产无法实现年轻人的理想；缘于社会保障制度仍不健全等等。

　　上述安徽省的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比例较低，享有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的比例分别为21.3%、34.8%、8.5%。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保障对象大多为当地城市户籍人口，农民工基本上没有享受该项保障的权利。他们也不能与城市职工一样享受公积金购房的按揭贷款等福利政策。此外，超过一半的人将“情感孤独”作为难以融入城市的首选原因。

　　家住河南周口市鹿邑县的普传见，现在是厦门一家健身器材生产厂的装配工人。他每天8点上班，晚上10点下班，一个月只休息两天。工作太忙太累，家里的老婆孩子是他最大的牵挂。休息时间也没有什么娱乐，只有到网吧和老婆孩子在视频里见上一面。

　　普传见想把家人都接到城市，但“家乡情节”在心里总也挥之不去，“想起那山、那水、那无话不说的乡亲，心里总是暖暖的。”他说，“如果在城里留不下来，我打算再干个5、6年，攒点本钱回老家开个小超市。”

　　社会学家们指出，过多青壮年农民工不愿回乡种地，将导致中国产生系列社会问题，如大量农村老人“老无所依”；村庄治安状况恶化；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后继乏人；现代农业推广乏力；城市安置能力不足；市民与外来务工人员纠纷增多等。

　　王开玉指出，改变新生代农民工的尴尬境地，一方面需要国家继续从政策导向上重视新农村发展，从财政资金上加大投入力度，不断改善农村面貌；要平抑农资物价，在种粮方面出台更多的惠农政策，让农民种粮“有赚头”。另一方面，政府部门要加强社会管理创新和公共服务供给，健全城市化制度设计，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记者蔡敏 杨丁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