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公益组织者谈草根慈善:允许不专业不能不透明

　　“质疑是一场伟大的训练”

　　民间慈善公益组织如何面对“冲突与委屈”

　　民间慈善正在陷入一场前所未有的质疑中。

　　隐私、八卦、唾沫、人身攻击，互揭老底……就在救助小传旺行动引发的一场网络混战与迷局中，18日，邓飞推出了由他牵头的第三个儿童福利公益项目——乡村儿童大病医保项目。

　　就在前一天，邓飞因为在微博上替“天使妈妈”辩护挨了网友的板砖，“你就不怕你帮他们说话，殃及你的免费午餐项目啊？”

　　邓飞不是旁观者。乡村儿童大病医保项目启动仪式上，就有人当场问邓飞：“这个基金的账目，如何才能做到真正透明？”

　　当邓飞还是一名调查记者时，他是一个负责批评和质疑的人。现在，当转型成为一位民间公益项目的组织者后，他正尝试接受这种“伟大的训练”——学习接受严苛质询和独立审计。

　　邓飞非常明白这一点，民间公益的一切力量都来自民众的信任和支持，它必须全程接受公众的监督，“所以，它不能贪污腐败，不能对公众傲慢，除非它活得不耐烦了！”

　　诚信、公开、透明是现代民间公益的“标配”，如果没有这些“标配”，那么，下一个被质疑的对象就是他。

　　那些从事民间慈善公益的人，必须扛得起冲着他们来的“冲突与委屈”，那是中国民间慈善公益必须付出的“成长的代价”。

　　都知道这是好事

　　但好事不见得好推行

　　邓飞现在的身份是《凤凰周刊》记者部主任，之前他做了8年的调查记者，这让他有大量机会接触到社会底层民众。

　　2011年底，邓飞在推广“贫困山区小学生免费午餐”时，见过一个十分漂亮的小女孩。小女孩患有严重的肺结核，却没有住院治疗。

　　面对邓飞的惊愕，校长淡然地说了一句，“她家没钱。”

　　在贵阳一所乡村小学，邓飞见过一个双脚长在背后的小男孩。那个孩子的眼神像刀子一般刻在邓飞脑子里。

　　“小病拖、中病挨，重病才往医院抬，抬进去很快就出来。”这是中西部贫苦地区普遍存在的现状。

　　根据2011年2月28日全国人大《建立全国儿童医疗保险制度的议案》的统计，中国因疾病死亡的农村儿童，死亡前有50.5%未得到治疗或仅在门诊治疗。中国贫困地区儿童罹患重疾后的死亡率高达54%，比城市儿童高出约9倍。

　　邓飞决定发起他的第三个儿童福利项目——乡村儿童大病医保。

　　这个项目起步初期，唯一的试点地区放在了湖北省鹤峰县，理由只有两条：鹤峰县是国家级贫困县；邓飞曾和当地政府合作过，“好打交道，彼此关系还可以”。

　　“给乡村儿童办大病医保，谁都知道是好事，但好事不见得好推行。”鹤峰县委书记杨安文说。

　　今年初，邓飞到鹤峰县提出乡村儿童大病医保项目的构想后，县政府一些工作人员私下里就议论开来。有人抱怨，现在手里的活还不嫌多啊？又弄这么个儿童医保的活，从上到下都得忙活。

　　有人干脆提出反对意见，“这是民间公益组织的行为，又不是上级政府的工作安排，为什么要我们政府部门去推动？我觉得没必要。”

　　作为一把手，杨安文明白，无论下面的人怎么抱怨，鹤峰县需要邓飞发起的这个“大病医保”。

　　鹤峰县曾拿出300万元作为大病救助费用，即使是上限设为10万元，也只够30个人用，但山区乡村里急需救治的儿童远远大于这个数字，“所以，这个大病医保项目能给我们实实在在的帮助。”杨安文说。

　　弥漫在鹤峰县政府里的这些情绪，邓飞能感觉到。其实，就在他搞“免费午餐”项目时，有些地方的干部就嫌他搞这个项目，揭了当地的短，让他们下不来台。“即使是在合作很好的鹤峰县，也一定会有人扯后腿，但我们要坚持。”邓飞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