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称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性焦虑亟待纾解

　　尽管已经立秋，气温依然超过了35摄氏度。安徽省合肥市一家高档美容会所里，22岁的刘成文为顾客做着皮肤护理。

　　整齐的妆容、娴熟的手法、得体的谈吐，仅仅四年时光，就很难让人看出这位农村姑娘刚刚踏入城市时的青涩。

　　从老家肥东县大户镇唐井村走进省会城市合肥后，刘成文当过酒店服务员、商场销售员。“现在这份工作收入不算高，但能学到手艺。”她说。

　　刘成文下班时常和同乡们一起逛街、吃饭，希望过上和城里人一样的生活。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考虑价格便宜而租住在城乡接合部的刘成文，生活中基本只和周围聚居的农民工打交道。合肥城东的这个区域就像是城市和农村间的“夹心层”。因身份的鸿沟而一直没能和城里同龄人交上朋友，是她心里一直挥之不去的心结。

　　刘成文交往两年多的男友也是一名进城务工者。为了在城里买房成家，刘成文的男友似乎真正在这座城市“扎了根”。小伙子白天跑销售，夜晚则摆地摊，但高额房价还是让他“望楼兴叹”。

　　焦虑还不只这些，“公司里正式聘用的城里人收入一个月至少比我们这些临时工多一半，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同工同酬？”他质疑道。

　　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北京这样的大都市。

　　31岁的货车司机蔡庆斌不久前把妻儿接到北京，一家人挤在北京郊外的出租屋里。家人团聚了，可他的压力也更大了。

　　“担心孩子上不起学，担心入不敷出的生活境况，担心看不起病，担心日夜兼程开车的人身安全。”他说，外地人永远游离在城市之外，没什么安全感，更谈不上归属感。

　　“90后”刘成文和“80后”蔡庆斌的生活境遇，代表了转型期中国涌现出的一个新的社会群体的普遍状态。他们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出生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从农村来到城市打工，渴望融入城市社会，也正在成为“中国制造”的主体劳动者。

　　国家统计局今年4月公布的一份报告称，中国的农民工数量在2011年继续增长，总人数超过了2.5亿。国家人口计生委8月6日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2》显示，近年来农民工群体出现代际分化，新生代农民工开始成为主体，已占劳动年龄农民工的44.84%。

　　数量庞大的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当前中国流动人口主体。《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2》显示，就业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五险一金”)的参加比重均不超过30%；平均每周工作54.6小时，远超过劳动法规定的每周40小时的工作时间；仅有51.3%的流动人口签订有固定期限劳动合同；72%的流动人口家庭通过租房居住。

　　城市户口、住房、医疗保障、职业发展、权利诉求……这一切依然离新生代农民工很遥远，尽管他们比父辈们接受了更高的文化教育、追求着更高的职业期望和生活理想，更愿意创新、更具有个性。

　　徘徊在城市边缘的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得到更多关注，也倒逼着中国改革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填补缺失。

　　近日，有学者在《学习时报》发文呼吁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性焦虑”。文章指出，新生代农民工身兼流动性和弱势性这两大风险性因素，面临的焦虑具有全面性和累积性，应对新生代农民工焦虑的制度安排和个体经验严重不足。

　　1989年出生的金春燕，和外地来京打工的不少年轻人一起挤在北京朝阳门一个写字楼的地下三层。尽管外面的世界繁华热闹，她却没有机会体验。由于打工地点就在地下二层SPA馆，春燕上班和吃住都在地下。

　　“常常好几天没见到阳光。”她说，别人期待下了班可以回家好好休息，她却最害怕回到地下三层住处。“生活太枯燥，气氛很压抑。”

　　长期研究中国农民工问题的安徽省知名社会学家王开玉指出，如果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焦虑情绪得不到疏导，他们就会离社会越来越远，并可能以群体的形式从非法途径达到目的，最终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

　　王开玉认为，纾解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性焦虑刻不容缓，“不能等到出了问题才去解决”，应该从教育、住房、社会保障、医疗等多方面建立起规范性制度，加快社会政策、服务的“均等化”、“普惠化”建设，保障农民工能够充分享受到改革成果。

　　他说，珍视新生代农民工对生活、对未来的信心，关注他们精神心理层面的需求，帮助他们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激发他们潜在能力与价值，如此才会让他们拥有主人公的认同。(任沁沁　蔡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