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回应幸福指数严谨性质疑：抽样选取影响精度

　　每年都会有大大小小的机构公布出一些关于幸福感指数的调查报告。在这些报告里，原本感性的幸福却被一堆精准的数字所取代。这种将感性的感知变成理性数字的统计方式是否合理？那些数字又是如何出炉的？它们是否准确，是否能够代表大众的意志？

　　幸福感能否用数字计算？

　　幸福，作为一种主观的感受，体现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也许奥拓车主与奥迪车主对于幸福有着不同的定义，但是当早晨上班高峰，他们被堵在同一条路上时，他们对于“幸福”的含义有着同样的看法：幸福，就是不堵车。“其实很多人都在质疑，主观的感性的幸福感，怎么能够使用客观的理性的数字计算？”大部分幸福感研究专家与苗元江一样，都曾遇到过类似的质疑，而他们只能一遍遍不厌其烦地解释这些问题：“个体的微观的幸福标准当然不同，但是人们对于幸福一定会有一个共性的认知体系，而这个认知体系，就是幸福感指数计算的必要条件。”“幸福感指数的计算并不困难，关键在于我们对于幸福感指标系统或指标模型的设计。”苗元江向记者简单的解构了一下幸福感指标的测算，首先，调查专家们会设定一份调查问卷：“一般来说试卷会涵盖许多问题，例如收入水平、治安状况、医疗状况、教育状况、道德状况、情感状况、公共设施状况等等，试卷做好了，就要发放调查，调查之后把试卷收回进行数据统计分析，最终得出某一个区域的幸福感指数。”“其实我们只做幸福城市排行榜的目的，并不是发布出来告诉大家哪个城市最幸福。”姜诗明，央视财经频道《经济生活大调查》编导，同时也是此次幸福城市排行榜的制作策划人之一。6年来，他一直带着自己的团队对城市的幸福指数进行着不断地调研。

　　在姜诗明看来，幸福感指数的调查统计，有着别样的意义：“我们想通过这样的调查，给政府在制定政策，各个政府企业在制定企业的发展战略方面提供更多有益的信息。”

　　幸福指数不可能绝对准确

　　虽然幸福感指数的制作流程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在专家眼里看来，整个指数的统计极其严谨。“指标系统我们就不说了，只说抽样选取，这里面其实有很多东西是需要调查者们严谨对待的。”苗元江表示：“比如说你需要哪些人来做这个试卷，这就非常繁琐，我要对这个城市的每一个区，每一个职业，每一个阶层都要涉及到，公务员、律师、媒体、普通工人、外来人口，各个区县，这个抽样不是说我到大街上随机抽，而是要涉及到各个阶层各种职业，甚至他们的职位等等。”

　　在苗元江看来，幸福感指数排行之所以会引发争议，其中有一定的原因源于抽样上的不够严谨：“有的调查机构可能只去调查公务员，或者只去调查白领，那这个数据拿出来只能是针对某一个阶层的数据，而不能说是针对整个城市的数据。”除此之外，在各个调查机构里，对于指标系统的选择和权重上也存在着差异：“比如说一些发达国家，他们可能在设定这个指标系统的时候会更偏重生活环境或者是公共建设，而有的则会偏重于收入，指标系统的差异势必会导致最后结果的差异。”

　　在苗元江看来，任何一个机构的幸福指数调查，都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的严谨，“只能说以适应本国国情为目的，以国家未来一段时期的发展方向为目的去调查。我认为幸福感指数的统计，必须要严谨，要涉猎广泛，只有这样得出来的数据，才能无限接近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