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称中国拿奖情结浓重 热衷荣誉多因奖项效应

　　舍本逐末——不少人“拿奖情结”跑偏了

　　中国自古重名分、求名号，至今，“比奖杯”“比排名”。在此语境下，获奖，已不单单是追求荣誉，更多了“自我肯定”的内核。问题是，在时下众多疯狂追逐中，不少人只为名号，以致为奖而奖，“含金量”却被搁置一旁。这怕已成为整个社会的黑色幽默。浅显的道理是，当名作比名号更重要时，才是真的自信与成熟。

　　“唯奖论”——　拿了奖才有底气，多少才能要靠奖证明

　　如今，靠奖项来“证明”自己，不单单是成人世界的游戏。随处可见家长领着孩子考证、参加各种竞赛，似乎不管有多少才能，只有拿了奖，才能心安理得地自我肯定。

　　此前，“诺奖”带来的年度之问如期发酵，在媒体、公众间吵得沸沸扬扬。其中不乏，“国人过于看重大奖是缺乏自信”的疑问。正如有学者所言，若真有真材实料，何必非得在乎这个“洋奖”？

　　这一问发人深思。如今，靠奖项来“证明”自己，不单单是成人世界的游戏。相信多数人在童年就有这样的体悟。

　　我们习惯了凡事排名次，中国的孩子从小就是在夺奖、拿奖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光说自己优秀不行，年底拿不到“三好学生”，百口莫辩；钢琴弹得再棒，也比不过邻家孩子抽屉里的一纸“x级证书”……于是，随处可见家长领着孩子考证、参加各种竞赛，似乎不管有多少才能，只有拿了奖，才能心安理得地自我肯定。

　　于是，凡是邻居眼中的“神童”，莫不“拿奖拿到手软”。

　　走向社会，各种奖项更是铺天盖地。参加选秀有奖，拍电影有奖，盖房子搞建筑也有奖，越来越多的颁奖礼……但参与者乐此不疲，因为“需要”。

　　哭笑不得——　过度追捧“洋奖”几成冤大头

　　不少中国业内却异化到只求名号，不求实质。管他奖项含金量如何，只要沾上“国际”俩字就成。这将国人“为奖而奖”的心态暴露无遗。

　　在国内拿奖还不够，近年来，“国际评奖热”在中国持续“发烧”，引发热议。

　　与看重诺贝尔奖一样，诚然，任何国家的人都渴望同胞在国际上获奖、扬眉吐气。但不少中国业内却异化到只求名号，不求实质。管他奖项含金量如何，只要沾上“国际”俩字就成。这将国人“为奖而奖”的心态暴露无遗。

　　比如，一些导演热衷拍“搏奖影片”，在这闯关不成就去别国，以致有的影片“获国际大奖无数”，却压根儿没在国内公映过。前两年，德国工业设计奖项“红点奖”，被不少中国企业称为行业“奥斯卡金像奖”。可是，这家评奖机构特设了“中国赛区”，企业付出高昂的参赛费后，就能轻而易举把“红点奖”抱回家。如此“水”的奖项，就是为中国人热衷“洋奖”而量身定做，从中渔利，发人深思。

　　事实在于，无论自己素质多高、产品质量多硬，一些企业和个人仍抱定“外国的月亮比较圆”，仿佛只有冠以“某某国际奖获得者”的名号，才能信心倍增。于是“获奖”，异化成“跑奖”“要奖”，对国际奖项趋之若鹜。

　　这不能不说是缺乏文化自信的遗憾。斯德哥尔摩大学传媒学教授安德斯·鲍威尔就曾感慨，“什么时候中国人的国际奖情结没有了，中国才能成为真正的大国。”

　　现实需求——　热衷拿奖，抹不去的“奖项效应”

　　在当下风气浮躁的社会里，“名分”其实更有号召力。一旦获奖，尤其是知名大奖，必然带来“名人效应”，哪怕跨行业说三道四，头顶都有着抹不掉的“大奖获得者光环”。

　　个人热衷拿奖，与社会重奖的环境分不开。在当下风气浮躁的社会里，“名分”其实更有号召力。

　　有文章就不无感慨地总结过，“做科研，你没名份拿不到项目，哪怕你有牛顿和爱因斯坦的天才资质；　写文章，你没名份，许多媒体上不会给你哪怕一个豆腐块大的角落任你成名；评时事，你没名份，只能沦为众人眼中不务正业的好事之辈……”

　　这虽为一家之言，但也部分反映了当今事实。一旦获奖，尤其是知名大奖，必然带来“名人效应”，哪怕跨行业说三道四，头顶都有着抹不掉的“大奖获得者光环”。“你好，我们是中国民营经济促进会的员工，现在你公司经过评比，获得‘优秀民营企业’或‘优秀民营企业家’的称号，我们将会给贵公司颁发优秀民营企业的牌匾和证书，但要收工本费和评比费1200元。”这是《北京晨报》报道的今年4月份的一起案件：为挽救公司，北京的赵峰和朋友商量出这样一个赚钱的好托词，让员工按照上述口径对外拨打电话。

　　当有单位或个人同意付款后，他们便让员工按照对方的名称制作牌匾、证书，并在落款处署以“中国民营经济促进会”或“中国民营企业联合管理会”的名称。半年时间，赵峰等人就非法获利21万余元。

　　从这种赚钱的门道里，不难发现，获奖证书，对于一些单位、个人，是多么痴迷的事情。过于痴迷，带来的就是不择手段，就是不顾公平真相，花钱买奖。

　　这其实和“唯文凭论”如出一辙。近年来，出国混身份，野鸡大学成中国学生“文凭富矿”的现象层出不穷。官场更出现一股“求学”热潮。《瞭望》周刊曾揭露，一些官员的学历年年看涨，文凭愈拿愈高。报道说，有的官员为弄文凭，让秘书替自己上课，或贿赂学校蒙混过关，这在社会上已成为公开的秘密。不重真才实学，只为名号，这何尝不是“为奖而奖”的冷幽默？

　　这背后，是强大的现实需求。比如，一些地方政府热衷争取“联合国人居环境奖”、“文明城市”或是“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并将这些称号作为评先选优、政绩考核的重要标准。在趋利动机下，社会其他层面取向也只好如影随形。

　　“渊源”颇深——背后抛不开“重名分”的影子

　　这种思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的行为准则。但事实无情的指出，一味追求名分、名号，而不踏实打好行为基础，披上再绚烂的光环，最终也会被打回原形。

　　逐利思维以外，非得给自己冠以名号，才能底气十足，这其中也有我国的传统文化影响的影子。

　　自古以来，国人重名份、求名号。资料显示，古时有功有德的皇帝生前都有庙号，曰“祖”曰“宗”以自我肯定，帝王将相死后有谥号，或“文”或“武”表褒扬。几千年文明传承下来，重名份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

　　按传统，不管做什么事、入什么行，都得讲究名份，否则就非常被动，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比如论政策、国家大事，自己无名无分，往往会被认定“信口开河”，哪怕事实一再验证你的正确性。在许多领域，荣誉和名次，也都成为衡量优劣的主要标准。

　　这种思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的行为准则。但事实无情的指出，一味追求名分、名号，而不踏实打好行为基础，披上再绚烂的光环，最终也会被打回原形。正如，有的大桥曾获“鲁班奖”等众多大奖，却弱不禁风地倒掉；许多学子齐集数十证书，却无一实用技能。这样一来，“为奖而奖”真的成了黑色幽默。(记者 李玉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