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腹生子”引发纠纷不断 成中国社会两难困境

　　借腹生子，娃娃落地后的困顿

　　卫生部的规章禁止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但如何查处此类现象，违规“代孕”发生争议后孩子应该归哪一方所有，父母对孩子的权责如何分配等问题在法律上仍然存在空白，由“借腹生子”引发的争议时有发生

　　“借腹生子”，如果有人反悔，孩子应该归谁？近日，一场因疑似“请人代孕”而引发的抚养权争夺战在福建省思明区法院打响。

　　女方起诉主张孩子应该归她，并要求男方每月支付3000元抚养费，直至孩子年满18岁；而男方则辩称，双方只是代孕关系，他出钱请女方生孩子，理所当然拥有孩子的抚养权。

　　日前，法院判决，孩子抚养权归女方，男方需承担64万元抚养费。

　　老年丧女请人代孕

　　张强是一家电子公司的老板，名下拥有多处房产、车库，他投资开办的公司每年纳税就有30多万元，是个小有成就的企业主。他原本还有个羡煞旁人的家庭——与妻子相识于大学，婚后一年两人生了一个女儿，生活幸福、美满；女儿是夫妻二人心中的“骄傲”，多才多艺，拉得一手好小提琴，成绩优异，中考时高分考入厦门一所知名重点中学……一切看起来都在向令人羡慕的方面发展。

　　然而，2004年，张强女儿遭遇车祸，被撞成植物人。“经过三年的治疗，孩子最终还是不治身亡。”谈起往事，张强仍悲痛不已。正是因为失去了孩子，张强才会想再要一个孩子。但是，“妻子已年近半百，不适合再生育。”

　　对孩子的渴望让张强想到了通过代孕实现愿望。在代孕中介的介绍下，他认识了一个叫晓琳的年轻女子，并约定请她帮忙代孕。

　　“当时说好代孕期间生活费是每月5000元，抱小孩时再付20万元，不过没有签书面合同，只是口头约定。”张强说，晓玲和他开始交往后不久，就以“无法保证生了小孩能拿到钱”为由，不时哭闹。

　　为了代孕顺利进行，张强总是在经济上慷慨解囊，“后来每月生活费改为1.5万元，先后至少给了20几万元现金。”

　　争抢孩子闹上法院

　　2012年3月，晓玲生下一个女孩芳芳(化名)。孩子的到来，让张强夫妻喜出望外，他们觉得“后继有人”了。很快，二人找到晓玲要孩子。他们认为，既然是“代孕”，晓玲也收了钱，生了孩子当然应该归付钱的一方。

　　但是，晓玲却拒绝将孩子交给张强夫妻，并否认自己是“代孕”者，声称孩子是她与张强的感情结晶，她深爱自己的孩子，“不忍心在孩子刚出生时就送离身边”。

　　张强夫妇几次三番找到晓玲，试图“沟通”。但是晓玲的态度坚决。张强感到愤怒，他觉得晓玲作为“代孕妈妈”，结果却违反“代孕”协议，想把孩子留在身边，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利用孩子敲诈钱财。于是，在孩子出生后第三天，张强就拒绝再为晓琳“坐月子”买单，不仅没有再给晓琳每个月1.5万元的生活费用，连“对孩子的奶粉钱都不闻不问。”

　　在几次要求“要回”孩子未果的情况下，张强甚至觉得“孩子不是自己的骨肉”，要求对孩子进行亲子鉴定。但鉴定结果表明，芳芳是张强与晓玲的孩子。

　　由于之前的“代孕”协议，晓琳很早就辞掉工作，没有经济收入，在被停止“物质供应”的情况下，她根本无力抚养孩子，于是，她把张强告到法院，要求张强给付孩子抚养费。

　　孩子没了还得给抚养费

　　面对晓琳的指控，张强显然“有备而来”。他认为“自己和妻子受过良好的教育，家庭条件优越，能够为孩子提供良好的成长条件”，因此要求法官将孩子判由自己抚养。

　　而晓玲不依不饶，她强调，孩子是自己亲生的，只想自己抚养。最重要的是，孩子刚出生，需要妈妈母乳喂养，不宜离开母亲，请求法院判令让张强支付抚养费64万元。

　　法院审理认为，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不直接抚养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生母，应当负担子女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直至子女能独立生活为止。张强、晓琳对芳芳都有抚养的权利和义务，但是，哺乳期的子女由哺乳的母亲抚养为宜，张强应当支付芳芳的部分生活费、教育费直至孩子独立生活为止。

　　最终，法院判决芳芳归晓玲抚养，张强需支付给晓玲抚养费64万元，并以芳芳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同时为了保证钱全部用于抚养孩子成长，晓玲可按月支取3000元用于抚养孩子，张强有权对孩子抚养费的使用情况进行必要监督，晓玲当月支取的抚养费如需超过3000元，应征得张强的同意。

　　禁而不止的代孕面临两难困境

　　在审理中，张强一直认定自己与晓玲之间存在“代孕”协议，因此孩子应该由自己抚养。对此，思明区法院民一庭法官俞伟强表示，仅从张强提交的证据来看，无法认定存在“代孕合同”，即便双方签订了“代孕合同”，其法律效力仍然是无效的。

　　代孕合同，即为代孕方与求孕方约定在代孕中双方权利义务的有偿合同。目前我国法律没有对代孕合同作出明确规定，但卫生部于2001年颁布实施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中规定：“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应当在医疗机构中进行，以医疗为目的，并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伦理原则和有关法律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根据该规定，禁止实行代孕技术，只允许采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通过妻子的子宫进行怀孕。从生育权和亲权的角度来看，目前受法律保护的生育权主体仅限于缔结了婚姻关系的夫妻。合法的生育应以结婚登记并办理准生证为条件。代孕方将基于血缘关系的亲权通过代孕合同转移给求孕方，违反了亲权专属于父母，不得让与、继承或抛弃的原则。从代孕合同的本质来看，是将代孕方的子宫作为“物”来出租使用，将孩子作为商品交易的对象。以上两方面均反映出代孕合同有违公序良俗、社会公德，与合同法的基本原则相违背，应属无效。

　　近年来，“借腹生子”引发的民事纠纷不断。为防止法律纠纷和伦理危机，卫生部出台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禁止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从而在法律层面堵截了“借腹生子”。

　　但是，目前如何查处此类现象？发生争议后，孩子应该归哪一方所有？还有，关于孩子的权责如何分配？诸多问题法律上仍然存在空白。

　　“这是一个两难的困境。”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黄健雄说，一方面借腹生子违反社会伦理道德，而另一方面，不孕症又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上世纪80年代的一次调查统计，世界上的不孕患者人数为8000万~1.1亿。这些不孕夫妇“圆梦”的需求也是客观存在的。

　　由于代孕协议不受法律保护，所以一旦借腹生子的双方发生争议或者出现反悔的情况，就不能按协议约定来解决问题，只能根据法律的规定来处理。(张强、晓玲为化名)(记者 吴铎思 通讯员 杨长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