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称温岭虐童论战主线跑偏 舆论仅凑热闹无思考

　　温岭虐童之后，　跑偏了的论战主线

　　摘要：警方对温岭虐童事件处理，让人看到了对舆论与情绪影响司法的纠偏；各界在法理层面的论证，也能感觉到更加理性的力量。但不代表其主线没有走偏：在法律上如何更好地保障儿童不受伤害未达成共识，如何建立预防伤害儿童及善后的体系，声音更是少得可怜。尹启元浙江温岭警方16日宣布，温岭虐童事件的女当事人颜艳红不构成犯罪，让此前担忧因“全国人民愤怒”而导致颜艳红被刑事处罚的法学界人士舒了一口气——药家鑫案件之后，法学界和一些人士对公众舆论与情绪影响乃至干预司法格外警惕。

　　温岭虐童事件的走向，起初也有这个苗头。事件被曝光后，网上随即掀起如潮水般的讨伐，温岭警方也按照涉嫌寻衅滋事将当事人刑拘。在此期间，法律界对于颜艳红的行为适用何罪论证不已，虐待罪、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罪各有其支持者和反对者；　不少从事法律实践工作的律师，更倾向于修法增设虐童罪，且主导了数日的舆论走向。

　　但增设罪名，同样引来反对。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刘宪权就撰文指出，不应过度受舆论与民意的影响，在刑法中增设虐童罪，他甚至将类似增设罪名的行为称之为“刑事立法狂躁症”，是“一有风吹草动就增设刑法新罪名予以对应的错误理念”。

　　在不同声音的角力中，温岭警方最终做出了“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选择，得到了众多法学界人士的认同。浙江工业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在温岭警方的官博中连续发表评论，认为罪刑法定而非警定，罪与非罪是由人大立法说了算而不是警察说了算，“如果法律有缺陷导致某些恶行未规定为犯罪，则宁可放过这些法无明文的恶行，也要坚守罪刑法定”。

　　然而在笔者看来，坚守了“罪刑法定”的温岭警方，也并未做到了位。既然事件已经演化成了全国关注的公共事件，且在法理上有很大的探讨空间，则作为负担公共安全的警方，就不能仅仅宣布事件处理结果了事，而是应当力所能及地公布案件细节、法律依据，提供给公众和法学界，以资助力建立共识、完善法律。

　　令人担忧的趋势正在出现，这些有价值的思考和讨论，正随着温岭警方的谨言慎行和公众的“热度规律”而冷却。更可惜的是，真正应该主导讨论和争论的主线，却一直没有凸显：如何在法律上予以界定与完善的论争，应该仅仅是一个分支，真正的主线，应该建立在“系统地反思和审查保护儿童的漏洞与缺失”这个大前提上。接二连三的虐童事件表明，整个社会体系对于保护儿童有着法律、规则、教育、善后多方面的漏洞和缺失，仅仅在法理层面上进行探讨，显然跑偏了。

　　温岭虐童事件爆发后，本报第一时间刊发文章，指出其暴露出幼师准入的空白，应该进行人格测试提高准入门槛；浙江省教育厅亦就事件表示，将提高幼师准入门槛。但这样的声音少之又少，且未见主管部门有明确和详细的计划。

　　如何观察和纠正受虐儿童的心理健康影响，做出评估和应对，进行适当的危机干预，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命题。但笔者查阅相关报道和评论发现，涉及这个命题的更少。上述两个命题被“冷落”，印证了目前热点事件中，部分舆论凑热闹而不做系统理性思考的软肋；　更印证了相关行政部门只就事论事地解决个别问题的懒政现象。

　　温岭警方公布事件的处理结果，不应该是结束，而应该是建立了进一步探讨的基础，即：当事人所作所为不构成犯罪的情况下，该如何系统地思考这起事件背后，所暴露的儿童保护体系漏洞。因为儿童格外弱势，不具备是非识别能力，也没有能力应对和逃避伤害，所以应当格外予以保护。

　　如何借此事件，完善对伤害儿童的预防、对伤害儿童的惩戒、对受伤害儿童的抚慰这一整套体系，才是摆在相关部门和公众面前的真正命题。否则，如果仅仅是就此处理了事，也只是做到了坚守“罪刑法定”这一本来应该做到的底线，对于如何减少类似的事件，如何更好地保障儿童健康成长，就并未起到推动作用。这一事件引发的讨论与反思，也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并未充分发挥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