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节事件调查：遇难儿童伯父说不出5个孩子名字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五个孩子的冬天

　　绿白相间的垃圾桶上，挂着一只红色的女式坡跟短靴。垃圾桶里面，五个孩子，头朝北，脚朝南，并排躺着，没了呼吸。

　　6度的低温，寒冷的冬夜，狭窄的垃圾箱，他们从哪儿来，家人在哪儿，为什么会在街头流浪

　　2012年这个冬天对于陶冲等5个毕节的孩子来讲，是冰冷的。

　　11月16日，5名男孩被发现死于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街头垃圾箱内。事发路段位于环东路人行道，距离流仓桥街道办事处步行约需1分钟。

　　事件一出，舆论哗然。当地警方在随后公布的调查中称，5名死亡儿童分别是陶中井(男、12岁)、陶中红(男、11岁)，陶冲(男、12岁)、陶波(男、9岁)，陶中林(男、13岁)，均居住在七星关区海子街镇擦枪岩村。

　　“5人均为当地人，他们的父亲是兄弟”。警方称，事发当晚，5名男孩“为避寒在垃圾箱内生火导致一氧化碳中毒死亡”。

　　命陨垃圾箱

　　11月19日，事发第三天，5个孩子葬身的垃圾箱已经被拖走。出事的垃圾箱正对着一处工地，孩子们曾在工地围墙内烤火取暖。《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看到，被熏黑的一段围墙下，散布着一副羽毛球拍、几块木质三合板，以及一块红色的条幅。

　　除了被拖走的垃圾箱，这是孩子们留下的全部痕迹。

　　“(孩子)不是殡仪馆拉走的，是用拖垃圾的车拖走的。”在学院路做商贩的李起国有些唏嘘。

　　孩子们被拖走之前，李起国赶到现场看了一眼。他记得，绿白相间的垃圾箱上，挂着一只红色的女式坡跟短靴。垃圾桶里面，5个孩子，头朝北，脚朝南，并排躺着，没了呼吸。

　　孩子们葬身的垃圾箱，高约1米，长不足2米，是流仓桥办事处约半个月前新购置的。据李起国回忆，他此前看到这几个孩子在学院路附近流浪的时间，也恰好是半个多月。

　　作为七星关区新城主干道，学院路并不算长，从头走到尾，只要10分钟。这条路上，菜场的菜贩、烤豆腐的阿姨、修理店的老板，都声称曾见过这5个孩子。

　　出事头天晚上11点多，孩子们在路上玩一个又脏又破看不出颜色的皮球，小卖部的老板看见了。出事前三天，孩子们坐在2路公交车上，向小贩讨洋芋吃被拒，卖豆腐的阿姨看见了。出事前约一周，孩子们嘻嘻哈哈搂在一起，准备钻进马路对面的体育馆，修理店老板李起国，也看见了。

　　在《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连续两天的采访中，这就是这条路上的商贩们所能回忆起的，关于5个孩子的一切。

　　“衣服脏兮兮的，脸上黑乎乎的，只有眼睛是亮的。”李起国说，孩子们总是挺乐呵的，可从没看见过他们吃东西。李起国也曾想过收养其中一个孩子，可估摸着孩子们年龄都不小了，就一直犹豫。

　　没等李起国考虑好，16日清晨，一名拾荒的老太太，发现了他们躺在垃圾桶内。

　　被垃圾车拖走后，李起国有点后悔。他想，当初也许该收留最小的那个孩子。

　　空心村里的童年

　　李起国看中的那个最小的孩子叫陶波，今年9岁，母亲改嫁，父亲在深圳打工。

　　实际上，五个孩子的父亲，是亲兄弟。12岁陶中井和11岁陶中红两个是亲兄弟，父亲叫陶学元，行四；9岁的陶波和12岁的陶冲是亲兄弟，父亲陶元武，行五；13岁的陶中林，父亲陶进友，行二。

　　陶家祖祖辈辈，都住在毕节市七星关区海子街镇擦枪岩村。村主任说，村里人均年收入不足1500元，是海子镇最贫困的村组之一，年轻人几乎全都外出打工挣钱了。

　　陶家五兄弟，老三一直没成家，剩下四家只有几分地，可每家最少生了三个孩子。大哥陶进才说，原本陶家只有老三和老五在深圳打工，“没念过书，其实就是在深圳的垃圾场里拾荒。”2012年年底，老四家因为起了平房需要还债，也出去打工了。

　　大人常外出，在家的孩子们只好互相拉扯着长大。“长到十岁，就要拉扯弟弟妹妹了。”陶进才说，陶家大人们经常两三个月才寄一次钱回家，一次两三百，根本不够吃。五个孩子平时的伙食，就是稀饭和盐巴。离家出走前段时间，老五家孩子还来向他讨酸菜吃。

　　“吃不饱，更不谈上学了。”陶进才说，五个孩子，有三个是黑户，念了没几天就回家了。

　　辍学的孩子们经常结伴去苞谷地里掰玉米，邻居们只好向大伯陶进才告状，陶进才就板起脸教育侄子们，“不要偷人家，小心抓到打死你们。”可孩子们不服软，还用石块砸他的马。作为唯一留守村中的父辈，陶进才也不得不放弃了管教：“一大家有二三十人，我自己还有七个孙子，实在顾不过来(管)他们。”

　　实际上，最初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陶进才甚至不能完整地回忆起几个侄子的全名。

　　辍学在家又缺人管教，从2011年夏天起，五个孩子第一次相约着离家，到海子镇街上闲逛了一周。后来老二陶进友回来后将儿子陶中林用绳子拴着打，一边打还一边泼冷水。

　　挨打之后，陶中林见了父亲连招呼都不打。要是回家晚了，他宁愿钻进牛圈睡觉，也不愿进屋。

　　今年10月底，即5个孩子最后离家的那天，陶进友让儿子陶中林去地里割猪草，结果“他穿起裤子，一溜烟跑了”。

　　当天，邻居家的吕婆婆打完两盆猪食，一抬头，看见5个孩子正消失在出山的小道上。

　　这是全村寨里的人，对5个孩子生前的最后印象。

　　“夭折”的救助

　　在地图上看，从流仓桥社区的垃圾桶，到擦枪岩村，只有25公里路程。可实际上，从五兄弟所在的村寨到擦枪岩之间，还隔着一座山。出山，要经过一条由乱石和泥坑组成的小路，最深的坑里，泥水淹至膝盖。

　　10月份，并不是孩子们第一次出山。2011年年底，几个人曾相约着到过一次毕节市区。

　　毕节市民王华(化名)对几个孩子的这次流浪记得很清楚，2011年12月27日，他在双井寺附近一家面馆，遇到了其中的两个孩子。其中一个孩子甚至只穿着一件拉链坏掉的单衣。

　　王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他跟着几个孩子到了南关桥附近，发现五个孩子就蜗居在一座变压箱后方不到两平方米的小空间里。

　　“挤着睡，就不冷了。”陶冲对尾随而来的王华说，此前他们几个住在电视塔附近，可天气变凉后，就被拾荒的大人赶出来了。后来几个人烤火时，又不慎将汽油浇到12岁的陶冲身上，在他腿上和脸上都留下了碗口大的疤痕。

　　临走时，王华给陶冲塞了20元，让他买点药。陶冲说，腿烫伤了，不能出去乞讨，钱要留着吃饭。最后还颇为懂事地对王华说：“过几年我长大了，就不用讨钱，可以自己养活自己。”

　　回来后，王华备感心酸，15岁时，王华在河南少林寺附近当过流浪儿，曾连续四天粒米未进，他知道“一个小孩子，挨饿受冻，很可能死人的”。

　　王华后来把几个孩子的照片发至毕节贴吧，并在贴吧发起了“流浪儿之家”的倡议，应者众。

　　王华说，他当时甚至制定了一整套完整的救助方案，“小一点的孩子上学，大一点的孩子跟着我学手艺”。

　　没等王华的救助行动实施，在当地媒体推动下，民政局找到了陶家五个孩子，通知家属把孩子领了回去。大伯陶进才说，娃娃们失踪后，自己给远在深圳的弟弟们打了几次电话，回复都是“管不了他们死活”。

　　民政局的领导告诉王华，陶家几个孩子身上毛病多，不爱干净又抽烟，民政局曾收留过几次，每次都是睡一晚上，第二天就撬窗逃跑。

　　“不愿回家，也不愿去民政局，还不是那些地方温暖不够。”王华说，陶家一名孩子曾私下告诉他，民政局福利院内“连上厕所都要定时打报告，不自由，所以老想逃跑”。

　　问责

　　“没什么梦想，就是挣钱，吃碗羊肉粉。”曾多次接触过陶家五个孩子的一名知情人士说，孩子们的全部梦想都和吃有关。而孩子们最大的奢侈，不过是花上一元钱，坐公交，绕着城市转一圈。6路公交、2路公交、4路公交，人们在不同的路线上见过他们。他们往往什么也不做，只是坐在车上，望着窗外发呆。

　　没有人知道，孩子们坐在公交车上，到底在想什么。

　　对陶家的大伯陶进才而言，这一切都不重要了：“一大家子，突然去了那么多人，要怪谁，我不知道。”

　　在陶家村寨外面的世界里，对相关官员的问责机制已经启动。

　　中共毕节市委11月19日晚研究决定，对七星关区分管民政的副区长唐兴全、分管教育的副区长高守军进行停职检查，责成七星关区委对相关责任人严肃处理。七星关区委经研究，决定免去七星关区教育局局长、民政局局长职务；免去海子街镇镇长、分管教育的副镇长职务；责成海子街镇党委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当地官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次事件暴露出毕节市在社会管理、社会救助和保学控辍等方面存在薄弱环节。毕节将吸取教训，健全和完善主动救助工作联动机制，加强学校管理，认真开展关爱流浪儿童、留守儿童的帮扶工作。

　　“我很内疚，没帮上他们。”事发五天后，确认死亡的流浪儿是自己曾经救助的孩子后，王华捧着2011年为孩子们拍的照片放声大哭。

　　在那张照片里，11岁的陶冲，穿着一件紫色的外套，光着脚，咧着嘴，一脸笑容对着面前的镜头。 (本刊特邀撰稿/楚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