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中国农民工的集体记忆：我们的四平米的家(2)

　　可能太渴望有个家了，才会把这样的地方当成家

　　在昔日的“民工楼”里，100多平方米足以容纳25户不同的人家。可很少有人把这儿真的当成一个安稳的家。大楼里几乎每天都有人搬进，有人搬出。绝大多数人都只有极为简单的几件家具，“几个编织袋一装，随时都可以搬走”。

　　刘结章却打算在这儿安个家。与舅舅同住了半年之后，他在“民工楼”里租下了一个2.1米乘以1.9米的小房间，每月租金255元，准备迎接从村里过来的妻子，还有9个月大的女儿。

　　那时，他刚刚成为单干的装修工。接活多的时候，一个月赚3000元。“民工楼”里的房子，是他在长沙能够找到的“最便宜的地方”。替别人装修房子时，他整天就想着怎么就地取材，用别人的废料，装修自己的“新家”。

　　一天，替人拆房子时，刘结章捡到了10多根木方子。他灵机一动，干完活就背起这些笨重的木材，一个人走了五六里路，把它们统统扛进了四平米。

　　在紧挨着木板床的墙上，他先把几根木方子竖着打起来，接着又打了3层水平的木板。花了整整两晚的时间，床尾的上方就竖起了一个木架子。在第一层架子与床铺之间，他还特意留了20厘米的距离，“睡觉时让脚塞进去”。

　　想着“老婆在小房间里不好玩”，他跑到废品站，花几十元买来一个二手电脑屏幕和机顶盒，再用铝线自制了天线，木架子第一层上很快有了一台“电视机”。

　　看着墙壁发黑发霉，“一碰就是一身灰”，他又用捡来的白色贴膜和泡沫板贴满墙壁。屋顶上昏暗的小灯泡也被他换成了两根36瓦的双灯管，这个房间一下子成为整幢大楼里最明亮的一间。

　　“其实一个小小的房间，也可以变得这么充实嘛！”一个月后，当妻子何玲抱着小女儿到来时，她惊喜地发现，四平米已经有了“家的模样”。来串门的邻居总是笑眯眯地将他们家打量一番：“哇，你们搞这么多架子，堆这么多东西，是不是打算在这里长住啊？”

　　“可能太渴望有个家了，才会把这样的地方当成家。”皮肤黝黑的刘结章腼腆地笑着说。认识妻子的时候，他只有18岁，何玲15岁。他们都早早地离开了老家的村子，“借别人的身份证”，进了广东中山市同一家机电厂。

　　在陌生的异乡，两个年轻人很快相恋。3个孩子相继出生，一家人却始终居无定所。在中山打工时，他们住过10人一间的集体宿舍、不设厕所的小平房，也睡过低矮的小阁楼。

　　2005年，刘结章曾拿出他打工攒下的所有积蓄，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灯具加工厂。日子沿着上升的轨道一路奔跑，直到金融风暴来袭，厂子倒了。

　　如今，在长沙这4平方米的小房间里，他们开始像鸟儿筑巢一样，装饰自己的小窝。每次帮别人装修房子的时候，刘结章都要留意有没有什么“好东西”。

　　他曾经带回一幅中国地图、两个烧水壶，还有一盏能够让房间暖和起来的强力照明灯。

　　“其实就是个临时的住所，但他们真的把它当成一个温馨的家。”走进刘结章的房间时，欧阳星凯看着“满满的家当”，感到很意外。这个摄影师还渐渐发现，一些房客在自己的小窝里生活得“有滋有味”。

　　50多岁的王而吾和妻子都在长沙做保洁工。小房间狭小压抑，他们就一块儿把整个房间的墙面刷成了湖绿色，“看上去就舒心多了”。

　　虢小球则特别享受在自己的房间里做“小锅菜”。她常常感叹，在工厂里打工的那几年，“大锅菜让她吃怕了”。屋里转不开身，她就把电磁炉搬到过道里“搞饭吃”。但“民工楼”禁止使用大功率电器，管理员突击检查时，虢小球就躲回小屋，“坐在床上炒菜”。

　　“只要吃上自己做的‘小锅菜’，心里就甜蜜蜜的。”虢小球说。

　　“这些家庭都生活在一个个壳里，像蜗牛一样。”鲍昆曾这样评价照片里的生活场景。也有人解读说：“壳，不就意味着一种私人空间庇护下的安全感吗？”

　　家里收入好点的时候，何玲最喜欢买一支白色的百合，或几支鲜红的玫瑰。往剪开一半的可乐瓶子里一插，四平米里就充满了清新的味道，还多了一点“浪漫的感觉”。

　　哪怕再怎么苦，都不要让生活压迫我们

　　为了让人们“更加立体”地感受四平米，策展人那日松原本打算根据欧阳星凯的照片，自己复原刘结章一家的房间。他跑了北京的几个旧货市场，尝试买一些旧物品，却发现怎么也复制不了那种“生活的感觉”。

　　后来，他想到了让刘结章亲手复原自己的家。此时，刘结章一家已经搬出“民工楼”将近一年了，但被欧阳星凯拍摄到的所有家当，几乎一件都没丢。

　　“搬家的时候，我什么都舍不得丢，拿几十个袋子将所有东西都搬走了。”刘结章回忆说，就连房子里物件的摆放方式，“都全在脑子里”。

　　房间被拆卸之后，木床和木门被当成废品扔在大楼的天台上，刘结章去捡了回来。他又去废品站买了些木方子，重新搭起3层的木架子。在墙上挂上儿子那个印有超人图案的蓝色书包，在架子上摆上“电视机”，还有一家人的衣物、从村里带来的两罐剁椒、碗碟杯子等生活用品之后，那个4平方米的“家”又鲜活地出现在眼前。

　　经过简单的拆卸之后，这个房间先被大货车运到了平遥，参加2012年平遥国际摄影大展，接着又被运到北京。比起震撼，更多的参观者在这个小房间里收获了特殊的感动。

　　在北京的展厅里，一个女大学生走进房间，摸了一下凉席。屋里的许多物品都褪色了，显得破旧，但密密麻麻的日用品却让她感觉到一家几口“在这么小的地方努力活过”的痕迹。

　　一名高一学生也走了进去，关上木门体验了一番。坐在木板床上，她突然看见床脚边上一双新潮的高跟鞋，黑色的鞋面上镶嵌着密集的金色钉子。“我觉得，他们尽力想活得体面些。”这个女高中生说。

　　在欧阳星凯拍照的去年夏天，何玲就常常穿着这双高跟鞋，抱着小女儿去买菜，去逛商场。到了冬天，她则喜欢穿靴子、超短裙和黑丝袜，刘结章也穿起了亮蓝色的尖头鞋。

　　进城打工10多年，这对小夫妇已经习惯了城市里的生活。吃过晚饭，他们常常去逛超市，周末的时候，他们最爱到长沙的栀子洲看一场烟花表演。

　　他们甚至想过，在城市里，拥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

　　刘结章曾经装修过六七套长沙的廉租房。他好奇地打听申请条件，却发现申请人必须具备“长沙户口”。“像我们这种身份的，是不符合那种要求的。”他只好叹气。

　　他也帮一些“大老板”装修过“好房子”，有3层高的大别墅，也有敞亮的三室一厅。碰上业主，他总忍不住问一句：“老板，你这房子多少钱一平米？”但对方的回答总是让他感觉听到了一个“天文数字”。

　　有时候他会觉得“心里难受”。“他们的房子都有一百四五十平，光装修就花好几十万，我连自己的家在哪里都还不知道呢。”

　　但回到自己4平方米的小屋时，刘结章很少对何玲提起这些。妻子总是对他说：“哪怕再怎么苦，也不要让生活压迫我们。”

　　刘结章于是更用心地布置自己的小窝。别人不要的木柜子，他搬回家里放在“电视机”旁边，“恰恰合适”。别人装修门面时拆下来的小射灯，他又带回去安装在木架子顶上。微弱的橘黄色灯光射在墙壁上，小屋顿时温馨起来。

　　晚饭过后，他们偶尔也会像城里人一样，在小屋里喝一杯红酒“过把瘾”。两支高脚的红酒杯是刘结章“从别人家里捡回来的”，而红酒，则是何玲在超市花了19元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