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厉害爱心困局:无身份缺资金成民间孤儿院困境

　　1月4日，河南兰考一场大火刺痛了公众的心。

　　7名孤儿命殒大火，他们的“妈妈”袁厉害20年来收养了百名弃婴，其规模已相当于一家民间孤儿院。但火灾之后收养被叫停，“爱心妈妈”失去孩子后的眼泪又心碎了世人。

　　心碎背后，是我国相当一部分民间孤儿院“不出事自生自灭，出事后一散了之”的尴尬现实。

　　“由于未走政府审批程序，我国大多数民间孤儿院处于‘合情不合法’的境地。”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国家民政部特聘专家王名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分析，“民间孤儿院的大方向是合法化，清晰的准入标准是第一步。”

　　如何“叫停”袁厉害式爱心困局？

　　民间抚养成孤儿救助“主力”之一？

　　2010年年初，四川男子姜林自筹的重庆森森孤儿院因“未经审批”解散；2004年，河南省文楼村村民为百名艾滋孤儿建起孤儿院，被政府解散……袁厉害式的命运不是首次上演。

　　“截至目前，没人能确切说清我国有多少民间孤儿院。但我知道未经民政部门审批的个人收养情况，是普遍存在的。”王名告诉记者。

　　下面这组数字，或许能佐证民间抚养的“蓬勃”。据兰考火灾后民政部消息：我国现有孤儿共约61.5万名，其中由民政部门儿童福利机构养育的有10.9万名，由亲属养育、其他监护人抚养和一些个人、民间机构抚养的孤儿有50多万名。

　　初步估算，非政府力量的收养，能占到80%以上。

　　诸多媒体调查也在向社会揭示民间抚养力量的“不可或缺”。据央视报道，我国仅2%的县配备了官办的儿童福利院，大量孤儿被“袁厉害们”抚养着。

　　据中国青年报记者梳理，在安徽颍上县，就有一度是全国最大民间孤儿院的“王家玉孤儿院”，其先后共收养过503名孤儿；在湖南常德，普通农民杨绍军创办的阳光孤儿院收养了500多名孩子；在河南濮阳，一名由普通油田工人石丽梅创办的“梦翔培智园”，近十年间共收养14名残障儿童；在山西太原，普通农妇杨云仙在15年间抚养了40多个孩子，自办福利院“伯达尼之家”；在辽宁鞍山，摆摊卖水果为生的郑安宏抚养了11个孩子……

　　“民间收养作为官方福利机构的有效补充，发挥着十分重大的作用。有些被媒体报道后而被政府部门所知，而更多的不为人所了解。”王名总结。

　　“无身份”、“缺资金”成民间孤儿院主要困境

　　即使没有火灾，“袁厉害们”的生存现状也不容乐观。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发现，“无身份”、“缺资金”是当前民间孤儿院的主要困境。

　　“没有资金我可以去筹，但我不能违法。”已不复存在的重庆森森孤儿院前院长姜林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他曾是一名流浪儿，曾因抢劫罪被判入狱，刑满释放后创立了森森孤儿院，共收养30多名流浪儿童：“我想着要是把一个流浪儿童教育成功了，就是对社会成见的一种回击。”

　　但按照我国《社会福利机构管理暂行办法》，民间组织注册必须要有主管单位，否则就是“非法”。

　　姜林告诉记者，两年间，他不是没找过主管单位，但民政局称个人开办流浪儿童收养机构，存在政策和法律的空白，要他找教委；教委称他办学的资金和场地都不符合条件，收留的又是流浪儿童，还该找民政局。

　　几番推诿后，一封匿名举报信随之而来，信中质疑：“政府有救助站等合法的公益机构不来做，却让一个无法监管的非法组织来做，是不是政府不作为？”2010年2月，大渡口区民政局宣布森森孤学院不合法，予以解散。

　　姜林的遭遇不是个案。中国青年报记者还了解到，因“无身份”而导致“缺资金”，是当前民间孤儿院的“共痛”之一。

　　“一次在一个讲座上，有人告诉我现场可以为孤儿学院捐一笔资金。但很多企业希望能有民政局的官员来现场，监督这次捐款。”姜林说，他当即向民政局表达了希望支持的意愿，但最终，没有一个民政局官员出现在募捐现场。“很多老总都走了，那一次只募捐到了1070元。”

　　无奈之下，解散前，姜林除了把自己的工资贴补进去外，有时不得不带着孩子摆摊。

　　在河南南阳靳岗村，一所由12名爱心村民自发建立的民间孤儿院院长周凤桂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他们几年间已收养了30多个孤残儿童，但由于“资金、场所、人员不达标”，这个无偿救助孤残儿童的组织常年资金吃紧。

　　“没有合法化，孩子就无法上户口，最直接的后果是孩子们没法享受政府补助。”周凤桂说，“孩子们要吃穿，还得治疗，资金基本上都靠我们开菜园、养猪、养鸡，自己一点点挣。”

　　记者检索发现，媒体报道出的不少“灰色”民间孤儿院，或多或少都在凭一己之力苦撑。

　　如湖南衡阳的刘启宣，每月收入800元却收留抚养了两名弃婴，为省钱给孩子买奶粉，他每天只吃一顿饭；河北西伯章村的一对夫妇十几年间抚养了14个残疾弃婴，条件同样清苦；创办“伯达尼之家”的杨云仙，为照料孩子倾尽所有，一直未婚；收养11名孤儿的郑安宏，每月水果摊的收入不光要维持孩子生活，还要给孩子交学费，给患病的孩子看病。

　　即使得到了政府补贴，一些孤儿院似乎也入不敷出。

　　据阳光孤儿院院长杨绍军称，自孤儿院创建以来，他把自己挣来的1700多万元几乎全部用在了孩子身上。现在孤儿院每年支出500多万，政府根据政策每年补助200多万，仍需要“压缩家里的开支，来保证孩子的正常开支。”

　　专家：让达标的尽快阳光化，不达标的政府帮达标

　　并不是所有的民间孤儿院都是灰暗命运。

　　2012年年初“转正”的颍上县王家玉孤儿院，就是其中一个幸运例子。73岁的“中国孤儿之父”王家玉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当地民政部门曾给他收养的199名孤儿配发了最低生活保障，2010年颍上县民政局又成为其主管单位，为孤儿院中所有孩子办理了户口。2011年孤儿院被纳入国家福利体系，未满18岁的孤儿都能享受到由国家、省级和地方三级财政配给的每人每月1000元补助。现在，它已终结“民办”身份，成为颍上县社会儿童福利院。

　　同样以爱心为起点，为何不同的民间孤儿院命运迥异？

　　“目前，‘是否合法’是我国民间孤儿院命运的分水岭。”王名认为，“而相关法律的缺位，造成大量民间孤儿院的命运存在不确定性，最终走向何方，主要受控于地方政府的态度。”

　　失去孩子后，袁厉害的眼泪刺痛人心，孩子们同样“想妈妈”。但也有基层民政部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吐苦水”称，民政部门解散一些民间孤儿院并非“不近人情”。比如拉萨市民政部门相关负责人就表示，民间福利机构容易站在道德高地上，但客观存在着场地狭窄、环境较差等问题，并且其大多没有固定场所，负责人经常无法联系，想找到孩子在哪里都是件困难的事，增加了监管难度。此外，孩子的健康成长需要财政、教育、建设、公安等部门的联合支持，仅靠一己之力，很难整合上述资源。

　　王名同意民间孤儿院的局限，但他认为，政府对民间慈善应告别懒政，不再“不出事自生自灭，出事后一散了之”。

　　“政府要积极做两件事：制定一套民间爱心准入的标准，为不达标的爱心机构提供支持体系。”他说。

　　“一个民间机构所提供的安全和权益很难得到保障，只靠良心、道德不具备刚性约束力。因此，相关的政策法规要尽快完善，孤儿的民间收养要确定国家标准，即必须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必要设施和专业能力。”王名建议，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收养孤儿，民政部门应该在全国范围进行一次“摸底”，尽快把符合标准的爱心机构找出来，登记编号，让它们在阳光下运行。

　　如果有机构暂时不够达标条件，怎么办？“政府可以给予支持，帮助它们提高能力。”王名说，“这不光是一个金钱补贴的问题，更在于能力建设。既然政府提供不了直接服务，它至少可以帮助其它提供服务的机构提升能力，然后转为合法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