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养家庭悲喜路:孤儿返回福利机构后难享亲情(2)
孤儿命运不同
王玉民顺带给福利机构提了一个小愿望:“得让小军和小杰一直生活在一起,小杰看不见,小军能照顾他。”
孩子走的那天,马凤英一路陪同,直到将8名孩子送往安置点——平谷阳光老年公寓。那里的生活条件在马凤英看来不太好,孩
子们住在一个大屋里,大多是智障儿。她找到公寓院长提要求,一定要给8个孩子单独安排两个房间,男孩一屋,女孩一屋,“我们这8个孩子是身残智不残,不能让他们孤独,不能让他们把学到的东西丢掉”。
马凤英的要求得到了支持,8个孩子被安排住在一个小院子里。“每天我们会聚在一起,小文教我们汉字和数学。”小军说。他口中的小文,是大兴寄养孤儿中的小明星,在寄养家庭的帮助下,她自学了一些语文、数学知识,会使用电脑,会剪纸、会十字绣,是个多才多艺的姑娘。
王玉民和老伴曾去平谷看过一次孩子,“俩孩子瘦得不像样,头发也长”。王玉民跟院长说,记得让人给孩子把头发理理。王玉民顺带提了一个小愿望:“得让小军和小杰一直生活在一起,小杰看不见,小军能照顾他。”
但半年之后,王玉民的这个愿望也落空了。
据了解,阳光老年公寓里生活能自理、有劳动能力或有特长的孩子,经过初步筛选,将会被送往北京第二儿童福利院,学习文化知识、进行技能培训等。大兴区的8个孩子,被选上7个,唯有小杰因眼盲而未能选上。
王玉民和马凤英提起这个孩子,更多的是惋惜。“小杰聪明着呢,电视里放的歌,他只听一遍就会唱,教他吹曲子,几遍就会。”王玉民说。
马凤英后来又送孩子去过一次平谷,见到了小杰,“知道是我来了,拉着我
就哭,说想吹口琴,想吹葫芦丝,想爷爷,想回家”。
获得不同的安置
一名被安置到敬老院工作的孤儿冯泰(化名)告诉记者,敬老院里都是老人,没人说话,他很孤独,想找个年轻人多点的地方上班。
马凤英曾经给本市儿童福利院、养老院等福利机构的主管机构——北京市社会福利事务管理中心写过两次申请,想把这8个孩子“要”回来,由区里给组织技能培训、安置就业,但未获批准。
以后孩子会如何?马凤英和王玉民说不太好。王玉民记得,以前小军跟他说想学门手艺比如修电器什么的,这样就可以养活自己了,“可现在去了福利院,也学不成了。”小杰呢?在王玉民看来,前程更堪忧。
事实上,针对小军这样的成年孤儿,北京市早在2009年就出台了成年孤儿安置政策。当年,已有首批80多名成年孤儿获得安置。根据该办法,在儿童福利院生活的成年孤儿根据捡拾地回到各区县,各区县为其提供住房、工作等基本生活保障,政府会给一笔15万元的一次性补贴。
但不仅仅是对小杰,马凤英对已工作的孤儿安置也并不太满意。马凤英说,曾经在大兴寄养的孤儿刘月(化名),后来根据政策被安置到通州一家敬老院工作,
“孩子老给她的寄养家庭打电话,说她在敬老院里就是打扫卫生、照顾老人,养老院封闭管理,孩子出门也不方便”。她表示,每个寄养孤儿都有一些特长,也都有过相关培训,“能不能根据他们的能力安排他们一个适当的工作呢?年轻轻轻的孩子去敬老院,肯定会不乐意”。
记者也曾去探访过获安置的成年孤儿,很多人确实被安置在福利企业、敬老院上班,也有的被安置到居委会担任助理等职务。
寄养能走多远
每个离去的孤儿,都仍旧将生活过的寄养家庭,当做自己的家。马凤英说,这里的生活,让孩子们心里有亲情,有归属。
记者了解到,寄养孤儿人数最多的是2006年,北京市儿童福利院共有1300多名孩子寄养在大兴和延庆。北京市社会福利事务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曾对记者称,当时之所以选择在远郊区县试点家庭寄养,主要是受当时城市居民住房条件、财政能力等因素影响。
按照寄养政策,国家每月会给寄养孤儿一笔生活费,这笔费用直接发放给寄养家庭,最初几百元,到2011年因孤儿津贴政策的实施,每名寄养孤儿的补贴有1000多元。
不过,2007年,民政部门对农村寄养的孤残儿童进行了一次大规模调研,发
现农村家庭寄养不能给孩子们提供更好的生活、教育等成长的条件,农村寄养家庭的父母由于文化程度限制,不能给寄养孩子提供良好的辅导和监管。
也就是从2007年起,北京市儿童福利院基本不再往大兴和延庆送孤儿寄养。2009年记者去大兴和延庆探访时,两地的寄养孤儿超过800名,如今总共只有500多名。一些智力正常能够上学、可以进行康复手术的孩子陆续被分批接走。
2009年,民政部门透露出可能取消农村家庭寄养的信息。北京市社会福利事务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当时对记者称,北京正在计划试点开展城市家庭寄养。但至今,城市家庭寄养仍未有明确进展。
兰考火灾事件,让马凤英对家庭寄养的发展不抱乐观。但延庆家庭寄养负责人赵伯顺却持相反态度,他认为家庭寄养带给孤儿亲情和家的感受,是福利机构无法给予,也无可替代的。
这一点也得到民政部门的认可。民政部近日就公开表示,国内外孤儿养育经验表明,福利机构养育不是最好的方式,近年来各地福利机构探索的家庭寄养方式,有利于孤儿回归家庭、健康成长。
家庭寄养模式能否在北京得到深入的完善发展?这些寄养孤儿又该如何更好地安置、走入社会?对于小军、小杰、王玉民、马凤英等人来说,唯有政府部门,能给予他们一个答案。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郑义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