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外籍专家：我的方位在中国
参与互动(0)特写：27年 我的方位在中国
“1985年到现在，我在‘国内’工作。27年来我的位置在中国。”费立鹏，加拿大人，汉语堪比“大山”。话语间，在中国对他而言是在“国内”。
18日，费立鹏在人民大会堂收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这位国际知名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专家、现任上海市精神卫生研究所危机干预研究室主任，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公共精神卫生事业发展的见证者和亲历者。
费教授牵头组织多项国际合作，开展了全国范围的流行病学调查及心理解剖研究，分析中国自杀人群的疾病特征和主要因素，并推动危机干预。
“是什么把您留在中国？”
“我1976年第一次来到中国。当时这里很穷，但公共卫生在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中算好的。我想这里有值得我研究学习的。于是，1985年我‘回来’了。”
“中外精神卫生状况，尤其您重点研究的自杀人群有何不同？”
“非常不同，这是吸引我研究中国的另一原因。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农村自杀死亡人数是城市的3倍，女性略高于男性。国外没有那么大的城乡差别，不少国家男性自杀死亡人数是女性数倍。”
“学界对您的研究怎么看？”
“事实上，世界上95%的精神卫生学专家集中在发达国家。他们通常只研究欧美日的精神卫生状况，且认为自杀者自杀前一定有精神障碍。我在中国的研究发现并非如此。农村妇女产生自杀想法5分钟内就喝药了，属于冲动。开始，他们听到我的观点都觉得不可思议。直到近年，‘国内’一些学者得出类似的研究结果，国外才慢慢了解。”
“您对中国精神卫生领域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过去20多年，全球从整体上说年均自杀死亡人数是上升的，但中国减少了一半。尤其是精神卫生法讨论了20多年，终于要付诸实施了。虽然有争议，但出台本身就是进步。”
“您对中国公共精神卫生事业发展和自杀危机干预有何建言？”
“过去下降并不保证永远下降。国外有先下降后上升的先例，要防止这种情况。”
费立鹏建议：启动一次全国范围的精神卫生摸底调查，包括精神卫生服务覆盖面、水平、尤其搞清楚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有了问题不愿意主动求助。
“我还会在‘国内’，希望看到青年学者能拥有更宽松的科研环境，能沉下心来长时间地对一个领域深入研究。同时，更多地进行多学科交流。比如自杀人群研究，不是某个单独学科的课题。”费立鹏说。(记者 余晓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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