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沂上访者“被精神病” “二入院”落下手脚伤(3)

　　“保证不再上访”的红指印哪去了？

　　这次，刘刚在精神病院里待了36天。这是他最难熬的一个年。

　　当年，他女儿正在读高三。“突然有一天，我爸爸电话就再也打不通了，我们后来慌了，就天天打。眼看过年了，还是音讯全无，我和妈妈在家天天哭。后来妈妈就骗我说，爸爸在海上打工，接不了电话，但亲戚邻居说他一定是死在外面了。”

　　这一年，刘刚的老父亲得脑血栓病倒了，至今靠68岁的老母亲照顾。他女儿在法庭上说：“爸爸一直上访，家里也越来越穷，我妈妈没法承受这种穷，就离家出走了。”

　　临沂市救助站等单位两次不通知家属，成为庭审中的一个硬伤。

　　“2008年入院时，刘刚一直不告诉我们住址和家庭信息。直到他出院的前一天，才取出自己的身份证，说出住址。随后我们才与锦州市救助站联系，核实了他的籍贯情况。”被告代理人解释说。

　　刘刚则反驳称：“荣军医院对精神病人连裤带、鞋带都要收走，我的身份证、包全都在入院当天被收走了。”

　　在被告提供的2008年10月7日《临沂市救助管理站了解定点医院住院受助病人情况记录》上，登记人员将刘刚住址的“北镇市”写成了“锦州市”。“如果是我掏出身份证让他抄写，他会抄出另一个市名吗？”刘刚问。

　　“第二次入院，因为不是救助站直接送去荣军医院的，因此通知家属不是我们的责任。”救助站代理人在庭审上说。

　　2009年2月12日，刘刚再次出院。他的右手拇指、食指无法伸直，左腿内弯，至今依然如此。

　　“我在临沂市荣军医院治疗后痊愈。经全体工作人员的精心护理，我非常感谢。”山东省人民政府的信访答复中提到，刘刚出院时这样亲笔留言。

　　刘刚在庭审上却公开称，这是医院逼他所写。“我记得后面还有一句保证‘不再上访’，还按了红指印。被告没有向法庭提供原件。”

　　此后，刘刚多次上访。中国青年报记者查阅临沂市民政局、山东省民政厅的多次信访事项复查意见书，基本陈述均与救助站一致。

　　2009年末，刘刚停止了上访，回家写起诉状，将临沂市民政局、临沂市卫生局、临沂市收容救助管理站告上法庭。

　　2012年5月17日，刘刚收到了北镇市人民法院的传票，但是案件未能如期开庭审理。

　　“立案之后，我们把诉状寄到山东那边，他们提出了管辖权异议。”北镇市人民法院副院长董德生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临沂市民政局认为，北镇法院对该案没有管辖权，应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审理。

　　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行政案件由最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但对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不服提起的诉讼，由被告所在地或者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如果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案件，原告可以选择其中一个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6月28日，管辖权异议被北镇市人民法院驳回。驳回意见中写道：“经审查，本院认为，被告对原告实施救助并非自愿，有强制措施行为，从客观上收到了限制人身自由的效果，故被告异议理由不成立。”

　　7月，临沂市民政局不服裁定，上诉至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锦州中院维持了原判。

　　2013年1月18日首次开审时，合议庭认为，“被精神病”案的关键有二：第一，被告是否限制了原告的人身自由。第二，原告是否有精神病。

　　刘刚有没有精神病，究竟谁才有资格证明？

　　刘刚所在的北镇市中安镇三里店村民委员会，开具了“无精神病史，身体健全”的证明。今日庭审上，刘刚的同村人、合伙人也出庭作证，这名农民工在赴临沂上访前，并未表现出任何精神病迹象。

　　但被告代理人指出，“村委会和证人均不是精神病专业鉴定人员，证词缺乏法律效力。”

　　临沂这一边，也拿出了证据。2010年1月27日，临沂市精神卫生中心和荣军医院“两院专家组共同讨论”，认为根据两次入院前在场人员的反映及入院后临床表现，刘刚存在明显的精神异常及癔症性人格基础。“根据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CCMD-3），支持原‘癔症’诊断”。

　　但法庭上，刘刚质疑，临沂市荣军医院作为一家精神科专科医院，校验记录只有2002年1月、2010年～2012年两段时间的合格记录。“那么，在我入院的2008年、2009年，这家医院有精神科诊疗资质吗？况且，它有司法鉴定的资质吗？”

　　对此，被告代理人回答：“校验记录可能是因为换证，材料不全，下次法庭需要可以补上。”

　　当庭，合议庭和原被告均同意对刘刚进行精神病司法鉴定，庭后确定锦州市康宁医院为司法鉴定机构。本报将继续关注此案的进展。

　　本报辽宁北镇1月18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