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运成大时代印迹 经济高速增长难改城乡观念(图)

　　回家 大时代的印迹

　　012年春运，30亿人次的迁徙。在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后，城里人还在拒斥农民工的融入，而想进城的人依旧未形成自觉的城市意识：我们仍未清醒认识到社会结构巨变的现实。20余年里，春运成为无论运力提高多少倍都难以承载的重负。

　　回家，一个简单的念想，在古往今来的文字陈迹中慢慢堆砌、发酵，然后，弥漫在风里、雨里和空气里，不仅染色了一代又一代的墨客，还渗透进普通人的骨头中、脑海里。离乡打工，经年返家，像徽商，像山西的票号东家，像云南的马帮以及那些古道上千年不绝的行走商人。

　　这些本来不是农民工的故事。

　　在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和城市化潮流后，那些曾经只望着门前、想着屋后土地的农民，成为“回家”愿望最强烈的群体，也是迁徙途中绝对的主力，这支数以亿计的队伍，掀起了巨浪般的潮水：春节前涌起，春节后退去。

　　途中记忆

　　我生长在四川西南的山区，“文革”之前县里很多科局长都是南下干部，有的是当兵的，到了那里军装一脱就成了局长，这些人主要是山西人，也有河北的。另一些来自山东，听父亲说是南下干部，也穿着军装，以前都是一脚泥，后来共产党教他们识字，学得好的到我们这里把脚上的泥一洗就是科长、股长什么的。

　　到我记事的年龄，他们在我那个农村一样的小县城里已经有十多年工龄了。无论是山西人还是山东人，闲适开心的时候我都会从他们嘴里听到一些打仗的故事，中间会冒出家乡如何如何好的描述。这时，他们时常做出思考的样子，使故事停顿，间歇中我偶尔会说：“大伯应该回去看看。”是啊，他们总是这样回答。

　　1971年成昆铁路通车，大人们在开玩笑的时候会说，“老王，回家乡去看看啊。”领导高兴的时候还会加一句“我批准你去，给你开介绍信。”那时候出门要路条，出省还要凭介绍信换全国粮票。但在随后的很多年里，我不记得他们谁回过“家”。我问妈妈他们怎么不回去，妈妈告诉我，就那么几十元钱，吃饭都不够，哪有钱回去啊。也是，从县里到成都，光是火车硬座票，一个人单程就要花去半月的工资，何况山西、山东那么远！

　　回望过去，他们实际上和我父母一样是新中国的第一代“农民工”：参加“革命”之前全部在乡下种地。在新中国最早的一些年月，“农民”的味道并不浓，在城里就是城里人，在乡下就是乡下人，那时候城市的魅力并未超越土地的吸引力，即使在1958年开始对人口自由流动实行严格限制后。甚至到三年灾害时期，一些人还脱离革命队伍，回到乡下去守望土地。

　　后来，城市跟着祖国一日千里，而农村却依旧牛车慢行，差距日渐扩大，乡下人“农民”印记清晰起来，南下的山西、山东客渐渐根除了回老家种地的念头，但身份的优越和明晰并没有磨蚀他们思乡的情怀，回家的渴望依旧强烈。

　　改革开放以后，经济条件好了，南下的人们岁数也大了，家里老人还健在的终于有了回家的行动，张大伯一家回山西去了。本来请了一个月的假，结果不到20天就回来了。我问老张的儿子怎么回来那么快，张同学叫我别听老张胡说：他家冷死人，干的连“水气”都没有，不过下雪很好玩，是他自己呆不住，还是我们家好。再往后，老张就在他儿子的家乡离休了，一直到故去也没回过山西。

　　张同学的家也是我的家。他说的“水气”，是夏日清晨弥漫乡野的薄雾，是冬日雪霁后萦绕山峦的轻纱，清新得可以洗肺。

　　我懂张大伯的行为，山西只是他记忆的情节，几十年的生活融化了他，有“水气”的地方才是他的家，是他的第二故乡，那里才有他真正熟悉的一草一木。这是张大伯在后来的日子里一直不离开的原因，他就在家，回到家里就再也没离开家。

　　每当看见车站潮水般的浪涌，我就会想起张大伯他们。如果城市不是驿站，而是有“水气”的故乡，那么，奔波千里的巨潮必然退去，“回家”的路也不会在甜美的记忆里充满艰涩。

　　然而，今天的事实是，农民还是农民，农民工改变了工作的地方，但有些环境他们仍然无法改变，除了底层薪资不敢张望昂贵的住房，医疗、子女的学业等等，都是问题。他们挤在狭小的工棚里忙碌一年后，期待春节携带积存起来的微薄薪水，回家去看看父母、看看孩子。对他们来说，家乡是成长记忆，也是窗前飘落的黄叶，回家的路程到底还有多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从来不去考虑，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回家的路才变得那么漫长。

　　转型路口

　　阿亮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即使怀揣数亿人民币也很难掩饰朴素的农民心态。也许是城乡的“剪刀差”在他幼年的脑海里刻上了卑微的痕迹，有家乡故人来京，他多半是大方地带着我们去到某个奢侈的场所，在完成只有他有能力出资的程序后，一如既往地高调宣布财富又增加了多少。除掉这些，阿亮的房子、产业什么的，都很让人羡慕。偶尔我会想，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阿亮也会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不过，在他心情不安的时候可以去中国大剧院听听世界顶级乐团演绎的马勒第五交响曲，也是很惬意的生活，就是不知道阿亮心里装那么多钱，是不是还有地方装下这些品味。这种酸酸的臆想，就和农民想皇帝天天吃猪肉大葱饺子一样，充溢着平庸的安慰，好在我不是农民，而阿亮是，他还是农村户籍。一些农民工的问题也是他的问题，像孩子读书，“我就比你至少多花了30万元！”他曾经对我说过。但“回家”不是他的问题，对他来说无论走到哪里，都是财神驾到，在路途和驿站都会有宾至如归的待遇。回家，是农民工的问题。

　　户籍对阿亮们来说已经没有意义，这样的成功人士到处都有，为数还不少。但和数量庞大的打工队伍相比，他们的存在似乎被湮没了。英雄是个别的，金字塔底部是默默无闻的绝大多数，任何社会都是如此。而那些更低矮一些的农民工更像埋在土里的基础，社会有时候都忽视他们的存在，比如正常地加薪晋级，比如廉租房，等等。因此，在一年的辛勤忙碌后，他们更迫切地要回家。

　　几年前我去看我的中学，晚上老同学相聚，才知道万仔已有多年的打工经历。他并不认同打工如我想象的那般辛苦。在哪都是干活，生活要求没城里人高，只要不下馆子，每年都还有积蓄，自己就是个农民，身份也不可能改变，从不动留在城市的念头，就是孤身飘荡在外，老是特别想家，老婆、孩子，是不是？真的很想。这是万仔的记忆。所以无论多难，他每年都回家，是回家巨浪的微小驱动者。至于路途，那就没什么了，“不辛苦，好多人很多年都不能回家，我可以回家已经很幸福了。”他说。

　　万仔家就在城边上，经济条件允许他回家。不过他不再跟着退潮涌进城市了，头一年城市的扩大使万仔一家人告别了农村户口，家里也盖了一栋楼，现在开个小铺子做点小买卖。只是变成“城里人”的孩子又继承了父亲衣钵，涌向大城市。按照万仔的观点，在大城市能学到很多东西，机会也多，要是学精一门技术，还能在那里扎下来，何况县里那么小，要是不出去也是游手好闲，就像他的儿子，只有出去一条路。万仔还预谋用自己多年攒下来的钱送孙子到外面去念书，“我们中学已经好几年没有一个本科生了。”他这样解释他的计划。

　　他说的是我的中学，是那个昔日要考上清华、北大才可以骄傲的中学。还留在那里当老师的同学无所谓地说，这个不怪他们，好一点的老师早就被市里省里的好学校挖走了，而学生更是从小学就开始筛选，学习好点的，父母咬着牙送进市里的学校，这个长那个长的孩子也是钱多的在省会，钱少的在市里上重点中学，县长、书记家都不在这里，其他的还用说么？“连万仔这个农民都不愿让他的孙子在这里读书，你想吧。”他们说。

　　我能想什么呢？我想起从前“周大学”、“李大学”在公共厕所里进进出出的县医院。“你知道吧？那个中专都考不上的，现在是医院外科的第一把刀。他只进修过一年啊！”这是现实的答案。早先我只听说川医毕业分配在市医院的丘同学去了成都。

　　看着膨胀了很多倍的县城，想着喧嚣的北京……这就是现实，城市发展需要我的农民兄弟，却又不接纳他们。十年前那群眼光迷茫的农民工换成了胸怀理想甚至雄心勃勃的青年，现实驱使他们融入城市的愿望膨胀。不过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失望了，一年后拖着困倦的眼光回家了，心里想着不再去助推那个回家的浪潮。等回到家，过年的日子和家人的亲情很快修复了他们的情绪。安静下来他们又背起行囊，随巨潮退去，艰涩的潮起潮落又开始继续。

　　大时代印迹

　　过节回家，数十亿人次的短期迁徙，是个无论运力提高多少倍都难以承载的重负，也是大时代的印迹。

　　和张大伯他们解放初期的南下一样，他们本应该找到第二故乡，并在那里安顿下来。但是，与张大伯他们不同，解放军进城，面对的是制度转型，社会结构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城市不需要专门的驿馆来存储他们，与城市众多的人口相比，少之又少的他们一脱下军装，就无声无息地消散在城市的街道上。

　　面对今天社会结构的巨大转型，阿亮们也只是偶或经过的彗星，来不起风，逝不走雨。只有巨潮般来去的农民工才是历史巨轮的推动者，他们是满天的星斗，是风，是雨，是这个社会结构巨变的巨幅风景。

　　遗憾地是那些高楼林立，已然发达样子的城市和习惯拥有前卫光环的城市文化，这次落伍了：城市和她的占据者没有意识到大时代的巨变会颠覆旧有的社会结构，城市并没有准备好驿站接待农民工同志，甚至在20余年的潮涌面前拒绝和排斥他们。等到城市化进程迫使我们改变观念的时候，他们的队伍已经如此庞大，以至于城市难以容纳。

　　在风景的另一面，奔向城市的农民工自己也没有准备好——这不怪他们，长期被“先进城市”光芒笼罩的农民们，自觉意识已经被吞噬的所剩无几，他们不仅缺乏心理准备，更缺失文化素质准备。比起体力，城市更需要的是技术文化的准备。

　　早些时候有一份学者的城市规划，彼时日本经济正如日中天，于是专家们提出了日本模式，要建设大东京那样的大都市群，在祖国的京津、长三角和珠三角聚集一半的人口。现而今，还没有完成计划的四分之一，城市就疲惫了。于是人们又想起了德意志：不超过100公里就有经济、文化、医疗……一样发达的城市，虽然人口并没有百万之众。于是我们开始或者是准备开始“城镇化”。

　　好，真的很好！如果纳税人的钱不再向中心城市淤积，一旦优势资源(学校、医院，等等)分散到中小城市，那样，矮墙边上沐浴阳光等着工作的人就消失了，他们再不需要背井离乡，更不会“愚昧”地制造折磨自己的回家浪潮。

　　只是城镇化需要的是人的“城镇化”，这种改变不仅是政府的事，也是农民自己的事。如果城镇化的只是高楼，那么回家的路还很远、很长。

　　我们原本可以不离家远行的。(欧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