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更看重未来发展 期待相应体制安排

　　2月15日，四川省达州市渠县涌兴镇涌东村农民刘元河(左)在农民工专列上向送行亲友挥手道别。

　　邓良奎摄

　　与父辈相比，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都有明确的职业目标，看重未来发展

　　他们要生存，更要发展(青春热线·关注新生代农民工②)

　　本报记者 王明峰

　　频繁换工作，只为多挣钱

　　采访徐杨，非常偶然。

　　2月8日，因赶着从成都回北京过年，一大早我就去一家酒店餐厅吃早饭。餐厅里空荡荡的，一个厨师模样的小伙子坐在餐厅尽头摆弄手机，见我进来了，扭头朝厨房里喊道：“有人来吃饭了，快把粥端出来。”说完，又低下头继续玩手机。隔着两张桌子，我取了食物坐下就吃。

　　“大哥，好羡慕你呀，可以回家过年啦！”他突然迸出的一句话，让我感到很好奇。

　　“明天就过年了，你还没放假吗？”

　　“放了，我要值班。过完年再回老家。”

　　聊天中，我知道他叫徐杨。23岁的他刚当爹没几个月。“尽管很想孩子，但要多挣点钱养家，所以春节假期我选择留下值班。”

　　看上去腼腆的徐杨，说起在城市逐梦的辛酸，似乎有说不完的话。

　　学生时代，徐杨就梦想着做一名厨师。15岁初中一毕业，他就跟父母说要做厨师。“本打算到成都找一个比较合适的大酒店从学徒开始做。可当时有个熟人在石家庄开餐厅，叫我去帮忙，每月给500元。他还跟我父母说我那个年龄算童工，大酒店不敢招。”就这样，徐杨怀揣着梦想来到了遥远的北方。因为有梦想，他做事很勤快。但让他没想到的是第一个老板才给他发了400元工资，还加上一句“勤快一点”。

　　“这让我感到莫名其妙。”回忆起当初的遭遇，徐杨至今都感到很委屈。“好不容易挨到年终，老板要我来年还来，并且要给我涨工资。一听说只加50元，我说，算了，我不来了，我要去读书。”徐杨话语中，透着炒了老板鱿鱼的快感。

　　大城市并不像想象中那般好闯。这坚定了徐杨学门技术的决心。于是，他又重新走进了学校。

　　“学电子轻巧，都是手上的活，将来进厂子不会很累。”在四川联合经济专修学院老师的劝说下，徐杨学了电子技术及应用。这个选择偏离了他的厨师梦想，打动他的也许是“不累”。

　　2008年，徐杨再一次离开成都，到广东中山一家空调企业实习，做了流水线上的一名员工，装空调上的冷凝器，福利待遇和正式员工一样，每月1300元。可好景不长，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订单减少。“接连几个月我都只拿到900元工资。最后我干满半个月才拿了300元，连吃饭都不够。”2009年5月，徐杨又回到了成都，回到了最初的梦想。

　　“表哥在一家餐厅做厨师长，我到他那里切菜。餐厅不是很大，主要做四川家常菜。我在那里做了两年。”徐杨站起身去翻一翻加热的菜，回来坐下继续说。餐厅给的工资太低，刚去时什么都不会，老板每月开900元我还能接受。平时要求加一点工资太难，每半年或一年加100元或200元。2010年涨到1100元，2011年我快走的时候，才加到1300元。“工资太低了，我不干了，就要出来找工作。”

　　临走之前，老板同样用涨薪挽留。但只加200元这种挤牙膏式的涨薪，离徐杨的理想薪酬还差三四百元。“一千七八我还能接受，我觉得要求也不是很高。”

　　现在供职的这家快捷酒店满足了徐杨的诉求。刚入职时每月1800元，一年后按合同涨到2700元。“到外面我也能挣到这么多，只不过可能要比这里累一些。”

　　由于只做早餐和中午晚上的员工餐，徐杨业余时间很多。在熟人介绍下，勤快的他又在一家写字楼找了一份给地下停车场做保洁的兼职，每月收入1800元。

　　权益常受损，保障靠自己

　　“虽是兼职，有五险一金，也算正式职工，只不过是夜班员工。”徐杨在正规的企业都有劳动合同，但在个体餐厅工作都没有签订过劳动合同，每次加薪都得自己跟老板提出来。“每次都是自己要求涨，看老板给多少，根据市场行情，我看合不合适。然后再谈一下，谈得合适的话就可以做。谈不拢的话，就换一家，现在招人的也很多。”

　　在社会发展和教育水平提升的双重作用下，新生代农民工比上一代有着更强的平等意识和维权意识，对获得平等的就业权、劳动和社会保障权、教育和发展权、政治参与权、话语表达权，以及基本公共服务权等方面都有着比父辈更高的期待，维权态度更加积极。

　　共青团四川省委的调查显示，32.81%的川籍新生代农民工属于无合同就业甚至仅从事不稳定的临时工作。当遇到工资被拖欠克扣时，多数川籍农民工希望以平和的方式来维权，39.95%表示将“与老板协商、调解”，36.9%表示“寻求法律帮助”，10.38%表示“到政府机构相关部门寻求帮助”。调查显示，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困难时，45.46%选择“自己解决”，19.27%选择“向家人求助”。在寻找工作途径方面，有38.99%是依靠亲戚朋友介绍进入现在岗位的。

　　但是，农民工的就业一般集中于非公经济组织，在劳动合同签订、工作时间、劳动报酬、企业文化建设等方面，长效的监督机制缺失，致使农民工权益受损，而在进行维权活动时，由于长效制度、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缺乏，又往往难以充分实现维权目标。

　　城市留不下，期待去创业

　　说起厨师培训，徐杨说：“刚开始也想过，进大一点的酒店或餐饮企业，学做工艺菜，做比较上档次的菜。但没有这方面的信息，不知道它们什么时候招人，所以一直没实现。现在有了孩子也耽搁不起了，要是再去当学徒的话，一个月一千多点的工资，孩子日常开支都不够。”

　　“趁孩子小，我在成都再干两年，存点钱，将来回老家在乐至县城做点小生意——卖凉菜。”说起未来打算，徐杨对自己的手艺信心满满。“在成都干，赚得起赔不起，铺面难找，租金也高。”

　　在四川，在中国，有徐杨这样经历和想法的80后、90后很多。

　　据共青团四川省委去年做的《川籍新生代农民工生存发展现状调查报告》显示，川籍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动机中的非经济取向明显提高，务工动机中“长见识”、“实现梦想”、“向往城市生活”、“为将来创业积累资金”所占比例为69.34%，与老一辈主要追求经济收入的特点相去甚远，务工动机由生存型转向发展型。

　　国家统计局2011年3月发布的一份《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结构和特点》课题报告也指出，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都有明确的职业发展目标，比较看重自己未来的发展。对于职业发展目标，有25.8%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掌握专业技术，有一技傍身”，还有26.3%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自主创业当老板”。因此，政府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不仅能满足劳动力市场对技术工人的需求，也能解决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职业发展和收入问题。

　　政策多给力，融入更顺畅

　　然而，四川省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鸣鸣博士认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是必然趋势。“从宏观政策环境看，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加强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的联动，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无论从主观意愿还是客观需要，新生代农民工都是最容易城镇化的群体。” 张鸣鸣说，“事实上，不少地方已经开始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要目标的城镇化方案，出台政策措施，推动这一群体尽快在城镇稳定就业。四川省新近出台的‘十二五’城镇发展规划，就明确提出要从住房、就业服务等几个方面推动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化。”

　　国家统计局的课题报告指出，随着外出农民工群体内部出现的结构性变化，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并且出现一些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新问题和新诉求，这将对中国整个城镇化进程和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需要相应的体制安排来保障新生代农民工逐步融入城市社会，使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社会保障、获得公共服务等方面能够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等的权利，切实解决他们在城镇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