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浦江死猪后嘉兴没人愿养猪:补贴没及时拿到过 (2)

　　汉塘公司是干什么的？

　　在浙江嘉兴的新丰镇，养猪过程中产生猪粪、尿液等废物的处理系统，由国有的环保公司运作，这些环保企业为村民修建沼气池、排污管道等治污设施，费用主要由政府分担，村民出少部分钱。除基础设施外，对于随时产生的养殖废物，工作人员会上门收集。比如每个村都设有鲜猪粪处理中心，最后发酵成有机肥，统一收购、销售。此前，新丰镇的养殖户也并没有对这些服务缴纳过费用。

　　而从去年中开始，汉塘公司成立，专门处理生猪“三废”，按照商品猪出栏的标准，对养殖户实行10元/头的标准收费，收费方式是一刀切，统一征收。出任该公司负责人的正是竹林村前任村支书胡文庆。

　　陈宏伟曾经在苏州养过12年猪，现在新丰镇承包的养殖场有450头规模。他对汉塘公司收取的“三废”处理费想不通。按照他的经验，在苏州、南通、如皋等地，对于养殖大户，本地政府都没有收取这笔钱。

　　“今年汉塘公司将这笔费用涨到了20元/头，现在的情况是在一头猪报检时要收10块钱，在卖掉时打检疫票前，又要加收10块，现在养一头猪至少要亏损100元，再加上这20元，我们承受不起。”陈宏伟抱怨说。

　　相比陈宏伟，新丰镇金丰村刘天柱的养殖规模要大得多。“以前把一头猪养到125公斤卖掉，这个过程中不收费，最多收取两三块钱的检疫费，而自去年下半年开始，我每年要多给汉塘公司交10万元左右。”

　　在刘天柱看来，汉塘公司名义上收取的是“三废”收集处理服务费，但实质是对每头猪进入市场收取的“人头费”。

　　不过，竹林村支书陈云华表示收费正常：“虽然目前养猪亏本，再加上环保压力，但在收取排污费时农户们大多没有抵触，都很理解这是为大家的环境做贡献。”

　　强制减产后果严重

　　为了控制规模，嘉兴正通过划定禁限养区、严控区外过路猪等政策调减生猪饲养总量。

　　嘉兴市海盐县养殖户陈大民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嘉兴市目前针对污染严重的猪棚进行限养和拆迁，很多地方的都开始了测量猪棚的工作。

　　陈大民并不是嘉兴本地人，而是来自三峡的移民，他10多年前移民到海盐市，当地鼓励他们搞生态养殖，他逐步建立起400多平米的猪棚。到今年，刚刚又扩建的300平米的猪棚就剩搭顶了，但这两日却接到镇一级城建部门拆猪棚的通知书。

　　新丰镇副镇长黄军对《中国经济周刊》介绍说：“我们已经打算三年以内，要求关停部分养殖场。实行生猪减量体质发展，压缩总量，在县区精养区，3年内不翻建扩建猪舍，并关停部分养殖场，另给猪棚转产补助，引导农户转产转业。”

　　黄军预计，压缩后，新丰镇的存栏量将从现在的25万头压缩到15万头，3年内，现有养猪的4.5亿产值，将会缩减一个多亿。替代养猪的有几种途径，将农户现有猪棚改造成蜗牛棚，养殖白玉蜗牛。

　　“养了10来年猪，说养蜗牛就能养的吗？”陈云华说：“我们去年组织参观了白玉蜗牛的养殖户，养蜗牛技术含量很高的，但风险更大。如果蜗牛发生了疾病，很可能全部死光。”

　　“养猪的小散户，在我们农业规模化和农业工业化的进程中，是首先被剿灭的对象。”一些小散养殖户对此政策反应激烈。

　　据《中国经济周刊》了解，在嘉兴平湖塘等地，一些小散养殖户的猪舍已经面临被拆迁的命运。扩建猪棚被限制，一些没有合法手续的猪棚将被拆迁。有养殖户分析称：“有多少猪棚有合法手续？如果把非法搭建的猪棚拆光的话，猪价到几年后将翻两番。”

　　在养殖业发达的国家中，除了美国推行的大规模养殖外，在澳大利亚、日本都推行的是“散养户+合作社”的模式。经济学家郎咸平近期指出：散养的小农经济模式才可以保证肉品质量，而大规模工业化养殖，因为片面追求市场利润，会导致品质下降。

　　有养殖户还指出，在养猪的产业链上，牵涉了玉米大豆的种植户、饲料加工厂、饲料分销店、猪肉食品厂，当然也有很多寄生在这条产业链上的中介，中间的从业人员非常多，光靠行政打压缩减饲养规模，后果可能是非常可怕的。

　　(本文中出现的养殖户均为化名)记者 赵磊︱浙江嘉兴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