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老兵弃武从文:兄弟相残,不如解甲归田(图)
李皋阳老人近照
抗战胜利了,李皋阳的军旅生涯却并没有结束,作为黄埔军校17期毕业生,在国民革命军27军担任通信营第一连连长的李皋阳,抗战胜利的喜悦还没有来得及释放,便又接到了开拔移防的命令。本篇记叙的是这个满怀报国之心奔赴抗日战场,事后却身陷内战泥沼而最终自拔的热血青年在解放战争期间的经历。他说,兄弟相残,他不如解甲归田。
移驻荥阳,他收获了爱情
抗战胜利了,胜利的消息迅速传遍了中华大地,万民欢腾的气氛当然也感染到了有着严整军纪的部队,他们走出战壕和掩蔽所,洗澡洗衣,欢庆聚餐,然后努力压抑着心中的喜悦,呆在营房里等待着再次开拔的命令。
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后的第10天,李皋阳所在的部队接到了移防命令:全军从陕西西峡口调往河南郑州、荥阳一线休整。随后,他们经洛阳、灵宝到达荥阳、郑州,分别驻扎在荥阳的须水镇及附近村庄。李皋阳所在的通信营第一连的驻地则在一个名叫孙庄的小村庄里。
“驻扎在孙庄休整的那段时间里,因为抗战刚刚结束,部队无战事,训练也不紧张,唯有纪律是重点督查的一件事,但这些事有副手们帮忙打理,我则忙里偷闲地找了一处清静的地方,重新捧起了我喜爱的书本。”
由于部队纪律严明,对当地百姓骚扰少,帮忙多,于是,驻扎一段时间后,百姓与他们这些大兵的关系便慢慢融洽起来,而待人和气、喜好读书、没有官架子的李皋阳更是受到大家的欢迎和尊重。
李皋阳的住处原是当地一位富户的房产,院落宽敞清静,院墙紧挨着一户姓孙的人家。对这户邻居,李皋阳闲暇的时候也常常去走动走动,帮着挑柴担水,干一些杂活。一来二去,对李皋阳举动很是欢心的孙家老俩口便动了心思,他们希望能将自己待字闺中的女儿许配给这个言行儒雅且没有不良嗜好的小伙子。于是,他们便请村里的长者出面撮合。
对长者们的撮合,25岁的李皋阳起初很犹豫:一方面,自己虽然从军多年,但积蓄很少,拿不出象样的彩礼;另一方面,军旅倥偬,自己暂时也难以过上安定的生活。但孙家老俩口很快就用坦诚打消了他的顾虑。接着,得到消息、在27军军部任职的几位好友得到消息后也赶来帮忙。“我们的婚礼办得很热闹,27军参谋长石彦懋做了我们的证婚人,副参谋长李哥伦则为我们主婚。酒席办了40多桌,收到的礼物一直保存到了‘大跃进’时期。”
进犯延安,他们得到的只是一座空城
婚后3个月,李皋阳所在的27军又奉命开拔到了山西运城。从人们的议论、猜疑和日益紧张的气氛中,李皋阳感觉到国共两党之间的战争即将爆发。1947年夏天,李皋阳所在的部队突然接到“立即渡过黄河,向延安推进”的命令。“当时,最高长官部的命令是,驻扎在晋南运城的27军47师和31师成扇形展开,沿运太铁路逐步向延安推进;而驻扎在黄河以北的朝邑、赣城等地,同属胡宗南36集团军序列的第90军,则由北向南,扼守山西风陵渡和陕西潼关天险,以防共产党部队渡河北上进入晋南,然后将共产党部队围歼在延安。”
随后,他们过黄河,经宜川、金盆湾,进占到延安外围的延河附近。“一路上,我们经过了很多村落,但大多民生凋敝,人烟稀少,8年抗战留下的战争痕迹仍然随处可见。快接近延安时,我们又发现了新的破坏印痕:有些村庄整村都在冒着浓烟,即使有幸存的未被焚毁,空荡荡的村落里也早已阒无人声,就连鸡狗也见不到一只。进发到延河岸边时,天已近黄昏,西天的晚霞投映在延河里,漾起一层层耀眼的金光。两相对照,这真是一个绝妙的讥讽。当晚,我们露宿在延河附近的一个村庄,寂静的村庄里还在到处冒着烟,幸好前面的部队还给我们留下了一点没有烧尽的干蓐子,也没有把村里唯一的水井填平,否则我们的住宿和饮水吃饭都会成问题。”
“其实,在我们进攻延安前,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中央政府就已主动撤出了延安。他们带走的,除了文件、物资外,还有这里的人民。因此,没费一枪一弹,部队在第二天就占据了延安。而我们得到的延安,也和延安城附近的村庄一样,除了一排排的窑洞和街道外,没有人,没有牲畜,也没有粮食。”
“部队安顿下来了,我们27军的直属部队大都住在沿山的窑洞里。我们通信营的营房是用陕甘宁边区的银行改造而成的。由于直属军部,我们通信营只要保障军部与驻扎在瓦窑堡、青化砭、安塞等地的直属31师和47师的通讯畅通就可以了,没有实战的任务。但诸如‘今天某某团、明天某某旅被共军吃掉’等军事失利的消息仍然时时传来,弄得军部机关里人人都很紧张。为此,我们也在驻地的窑洞门口拉起铁丝网,安上岗哨,码起沙包,架起机关枪以求得心理上的安慰。”
夙愿得偿 “陕北江南”让他感受良多
虽然驻地里的气氛很紧张,但来到延安的李皋阳却想好好地看看自己早已向往的这片土地。李皋阳说,对革命圣地延安的这种向往源于1939年,他在陕西酃县牛东村接受黄埔军校七分校(黄埔17期)训练时一些热血青年对他的鼓舞。当时的环境下,抗日救国是华夏大地很多热血青年的积极向往,军校学员里的这种思潮当然也很热切。毛泽东关于抗战的经典言论更是广为传播,不少军校学员都藏有《论持久战》等著作的单行本。李皋阳说,虽然学校纪律严明,但当时仍有很多青年想“私奔”到延安去上“抗大”,这其中也包括他。但不知怎么走露了风声,学校当局出动军警,抓捕甚至秘密处决了好几名表现激烈的学员,才使得这一准备付诸实施的行动胎死腹中。“此后,我虽然再也没有为此作出轻率的举动,但这种想法却一直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进驻延安后,李皋阳常在工作之余,来到清水河边、清凉山下,宝塔岭上徜徉徘徊,后来,他又和几位要好的朋友策马来到了被誉为“陕北江南”的南泥湾。“和黄多绿少的陕北其他地方相比,这里有让人产生置身江南水乡的感觉。入眼的全是绿色,满野的尽是梯田。这里山连山,冲连冲,但山势都不巍峨,缓缓的山坡都被开垦出来种上了庄稼,一块块的田地像阶梯一样一级级的往上升,远远看去极有层次感。即使稍微陡峻一点的山岭也没有被荒废,桃树、梨树、柿子树、山楂树……各种果木枝叶婆娑,再加上竹林、松柏林、四季青林,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就是一片绿的海洋;而山与山交汇处的是一条条蜿蜒的山冲,山冲里更加吸引人的眼球,潺潺的溪流清澈见底、蜿蜒流转。近溪岸边,三五九旅的官兵们依山傍水地建起了一排排宽敞明亮的窑洞,窑洞前面则平整成了大操场,操场上单杠、双杠等锻炼设施一应俱全……”
“南泥湾的面积很大,按现在的行政区划来算的话,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两个乡。一整天,我们走走停停,一直徜徉在这片陕北江南的秀美风光中。回来的路上,同伴告诉我,这里原本一片荒芜,现在却成了陕甘宁边区的粮仓。”
“南泥湾之行,给我的触动很大。也让我对国民党挑起内战产生了更深的厌恶。清末以来,多灾多难的中华大地上一直战乱不断,军阀混战、日寇入侵。饱受战乱之苦的老百姓们早就盼着和平的到来。8年抗战,好不容易迎来了胜利,如果能好好利用这一机会,给人们以休养生息的机会,政府把主要精力不是用在发动内战,而是用在发展经济和教育上来,那该有多好!”
阵前倒戈,他带领两个班起义
“随着时间的推移,战况对我们是越来越不利。”李皋阳说。“驻扎在瓦窑堡、青化砭等地的直属31师和47师发来的求援急电越来越频繁,语气也越来越急,当援兵真正赶到时,却连共产党部队的毫毛也见不到一根,但只要援兵一走,求援电报又会接踵而至。这种疲于奔命的状态持续一段时间后。惹得在西安的胡宗南也专程跑到延安来严责36集团军的司令官刘勘以及27军军长王应尊。但即使如此也没有用。当胡宗南匆匆离开后,这种局面还依然在持续。”
“延安肯定是守不住了。这是我们这种下级军官在频频接到不利战报时得出的结论。”果然,面对彭德怀领导的西北野战军的凌厉攻势,节节败退的36集团军司令刘勘在损失了3万多人后,于1948年底下令撤出延安,希望能借此保住作为他“家底”的27军和90军。
“我们先是冒雪撤退到延安城外的三十里铺,但不知什么原因,部队在三十里铺驻扎了10多天后又转向瓦子街前进。后来我们才知道,驻守宜川的守军(刘勘家底之一的90军一部)因受到西北野战军王震旅的攻击,于是求援电报便雪片似地飞到了刘勘的集团军指挥部。为解宜川之围,刘勘便亲率27军和90军从瓦子街往宜川进发。从而陷入了西北野战军司令彭德怀‘围点打援’布下的包围圈。”
“对于军队的节节败退,我认为这与国民政府最高当局军事指挥上的频频失误有关;当然,更重要的是,这次战争不是包括许多下级军官在内的广大官兵所需要的。日寇入侵,对于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来说,拿起枪杆子来进行抗击,这是他们的本份。我之所以报考军校从军,其目的也正因为此。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却悍然发动内战,这让看到和平曙光的人们再一次陷入对政府的深深失望中。受这种情绪的影响,士兵中悲观厌战的情绪非常浓厚。而随着战况不利的局面加深,士兵们擅自离队的现象也越来越严重。看到这种情况,我知道我必须下决心了。”李皋阳说。
“在下定决心后,我开始有步骤地实施我的起义计划。我和几个平时要好的哥们商量后,利用无线电台明码与西北野战军一纵队的电台取得了联系。在电报中,我告诉对方,我将带领两个班的士兵,以及电台两部、电机10台、皮线2600米实现阵前起义。为此双方约定了起义地点和起义联络方式。”
从瓦子街到宜川,有一条能行汽车的公路,但公路两旁多是崇山峻岭,地形极为险要。李皋阳起义的地点就选择在这里。1948年12月初,救援宜川守军心切的刘勘亲率27军、90军全部,从瓦子街浩浩荡荡地向宜川进发。而此时,由贺本炎率领的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已提前埋伏在了公路两旁的山上,张网以待刘勘部进入早已布好的“口袋”。“到达约定的地点后,我以上山布设通讯线路为由,带领早已约定的两个班的士兵,携带电台、皮线等物爬上了山顶,与西北野战军一纵派来的联络员接上了头。随后,西北野战军方面通过我提供的情况,利用我们带去的电台顺利地完成了围歼刘勘部的任务。”
弃武从文,教书育人实现人生宏愿
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围歼刘勘所部36集团军的战斗,前后只花了一天半的时间。“他们就像猛虎下山一般地冲下山去,打得国民党士兵溃不成军。”
“战后,我谢绝了西北野战军一纵‘给予连长待遇,专职培养无线电通讯人才’的挽留。我对亲自找我谈话的一纵政委廖汉生(湖南桑植人)说:以前我参加国民党的军队是为了打击日本侵略者,日本侵略者投降后,我内心的仇敌也就消失了。现在,我希望能回到故乡,从事我教书育人的人生宏愿。”
“我的请求获得了廖汉生政委的批准,随后,我带着廖汉生政委发给我的起义证明和5万元路费(法币)赶到了西安。在那里,我通过仍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职的朋友,将妻儿从河南须水镇接到了我的暂住地。然后一起踏上了返回湘乡老家的旅程。”
“从西安到宝鸡有铁路相通,但此后从汉中、广元到重庆就只能搭乘便车。”李皋阳说,为了路途上的方便,在国统区时他便重新穿上了国民党的军官服,“一路上川流不息的大都是溃兵,抢劫的现象也时有发生。这身军官服给我们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但即使如此,路途中的险情还是连续不断。“在广元,我们等了一天也没有等到前往重庆的便车,后来好不容易碰上了一辆,但车上却装满了鼓桶。车过秦岭时,路很颠簸,我们坐在鼓桶上左摇右摆,好几次都差点摔下万丈悬崖,幸好事先我们把绳索绑在了腰上。两天的行程中,我们被这种惊险吓出了无数次的冷汗。后来,车过綦江时,因为我贪图这里的桔子个大味甜、价格便宜。想顺便带一点运到贵阳去赚点差价,于是便中途下了车。谁知这样一耽搁,反而让我们逃过一难,当第二天我们再次搭乘便车赶到贵阳时,才发现头天我们搭乘的那辆车在经过乌江渡口时,遭遇了土匪抢劫,还伤了好几个人。”
“此后,我们从贵阳到独山,再到柳州、衡阳,一路走走停停,虽然遭遇到的险情不断,但每次都能化险为夷。春暖花开时节,经历了两个多月旅途风霜的我们终于回到了湘潭,因为湘乡老家已经没有房屋,我们只得暂时在湘潭十七总租屋住了下来。”
“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过长江后的一个多月,我们一家人终于回到了湘乡月山镇的老家,房子是租来的两间茅屋,家俱也没有。这些我都不在乎,我在乎的是能尽快找到一份教育的工作。在朋友们的帮助下,校址设在汤家湾的白龙三保小学终于答应聘请我。报酬是每学期稻谷六石。在我当教师一个月后,我的家乡迎来了解放。”
此后,李皋阳一直在家乡从事教育工作,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退休。 (湘潭晚报记者 易书宝 通讯员 龙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