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癌症街：数百患者及家属常年租住 多来自农村(2)

    街道的上午

    “我两个儿子都上大学啦！”王雪梅逢人便说，“就算小鬼马上带我走，也没有什么的啦！”说完这句狠话，她乌青塌陷的眼窝里，一双眼睛忽然闪出神采。

    她真的想过不治病了，就这样扛到死。但儿子们劝她，“还得看见孙子上大学”，她身上就来了劲儿。在嘉桐街，她身边那两个年轻结实、跑前跑后的小伙子，让她说话都比别人响亮。

    每当听人谈论家庭，周玉兰拉一拉帽檐，默默走开。这位59岁的怀化女人住在王雪梅隔壁的旅馆。她育有两子两女，都已成家立业，但在嘉桐街，她身边只有61岁的丈夫。

    10点，在夏日阳光中依然裹紧夹袄的周玉兰倚在旅馆墙边，看王雪梅穿着一袭大红外套，被儿子一左一右搀扶着离开。

    这是嘉桐街一天中最闲散安静的时刻。病人们都在医院，新的住客还没找来。家属们有的闲聊，有的拆洗被褥衣裳。所有的商铺都刚刚开始营业，街上静得只剩下树叶哗哗声和补鞋匠小锤的叮叮声。

    “住不下去，活不下去……”周玉兰嗫嚅着，连嘴唇都不愿张开一点缝隙。因为钱少，她和丈夫住在旅馆半地下的房间。这里就连夏天都阴冷潮湿。

    两年前，周玉兰的第二个孙子出生。这位快乐的祖母立即决定，和丈夫离开老家，到儿子打工的东莞帮忙带孩子。

    老两口不愿给孩子增加负担，便找了一份园林绿化的工作，大部分内容其实就是扫街和清理人畜粪便。在环城大道扫了一年马路之后，周玉兰开始咳嗽，越咳越厉害。老板见状，声称她有肺结核，立即终止合同，让她结账离开。

    最终的诊断结果，是肺癌。

    “抽烟吗？”医生问。“不抽。”这位纤弱的农村妇女说。

    “喝酒吗？”医生又问。“不喝。”她答。

    医生没有追问，而周玉兰也没想过，肺癌会不会和自己的工作性质有关。她根本不想琢磨这个问题，因为在开胸切肺之后，手术和化疗费用已经抽干了她的家。土地租出去了，房子租出去了，家里能用电的几乎都卖了。她每天想的只是，什么时候死，就不用再花钱了。

    在她位于旅馆半地下室的“家”中，杂物装在塑料袋里，挂满了墙壁，被褥摸上去几乎是湿的。一天中，阳光只有午后才能短暂地光临。整个屋子最显眼的摆设是床角并立的两个白色化肥袋，装得饱胀，鼓鼓囊囊全是药，一袋中药，一袋西药。

    生病之前，周玉兰爱唱歌，常常在地里一边劳作一边和丈夫对山歌。然而在嘉桐街，没人听过她的歌声。因为“心情不好”，她再也不唱了。

    周玉兰讨厌嘉桐街。她第一次来，理发店的人劝她，头发剪掉卖了吧，反正以后也留不住。她舍不得，可化疗一开始，头发就一把一把地往下掉。等她再回去想卖头发，理发店的人又不要了，剃发也涨价了。

    “太坏了，坏心眼。”她嘟囔着，眼泪说话间就打湿了整张脸。更让她难受的是，每从家里到这条街来一次，就得在路上犯一次“车晕”，走到街口都还在呕吐。她觉得，自己比所有人境况都差。越差，就越得回来，“到死走不出去”。

    但在嘉桐街并非只有绝望。

    正当周玉兰站在阴暗滴水的天井里沉默哭泣时，同样来自怀化的阿黄则在同一家旅馆的大门口晒太阳、打游戏。

    37岁的她还没有生育，就被查出患有宫颈癌。手术摘掉了她的子宫，有些病友旁敲侧击地问她：“老公是哪里人？人品好不好？”她笑嘻嘻地直接回过去：“我是切了，他要走我也不拦着。”

    阿黄喜欢嘉桐街，因为“大家都一样，多自在”。天晴的午后，她会自己拎着尿袋，在街上溜达，在街口看野花，有空也会看看隔壁湖师大医学院的操场上，学生们跳操踢球。她宽大的、印满卡通人物蜡笔小新的睡裤被风吹动，裤脚扑棱棱地飞。

    即使是坐在旅馆门口的竹凳上打游戏，阿黄也会认真佩戴金项链和金戒指。她的手指在平板电脑屏幕上快速地点点划划，一个女战士装扮的人物便在游戏里飞檐走壁，跋山涉水。

    这样的女性是嘉桐街的一道风景。她们不管贫穷富裕，也不管病情轻重，都绝不疏于吃、打扮和日常种种。有人戴着闪闪发亮的樱桃红假发，有人的帽子边点缀清秀的花朵。有人爱吃零食，有人爱拉家常。笑，是她们和“街坊邻里”相处的招牌表情。

    “生病了，就不生活了？”阿黄头也不抬地说。她操控的女战士刚刚成功飞越一处沟壑，奖励金币立即像雨点一样砸满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