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日军南京受降仪式 抗战老兵追忆历史

　　中新网南京7月9日电 (杨颜慈 谈叶闻)8日，在南京清凉门外的一所民居内，93岁的王楚英老人白发苍苍却精神矍铄。“我亲身经历了侵华日军南京受降仪式。”回忆起近70年前的这段往事，老人表示，尽管战争硝烟散去，但记忆却挥之不去。“那一段岁月，我终身难忘。”

　　亲眼见证日军投降的一幕

　　“左边是何应钦代表的中方，右边是冈村宁次代表的日方。1945年9月9日上午9时，日方在南京签署中国战区投降书，而我作为护军，见证了整个受降过程。”在王楚英老人的家里，一幅反映抗战胜利受降大典的大型历史油画，将日军签字投降的历史瞬间展现给世人。8日，王楚英老人，则将这一光辉的历史完整而又鲜活再现。

　　“1945年6月，我在国民党新6军第14师司令部任少校作战科长。8月15日，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向盟国无条件投降，军长廖耀湘紧急召我由云南昆明飞回湖南芷江，参与中国陆军总司令前进指挥所，并负责到南京从事对日军的受降工作。”王楚英老人回忆道。

　　对于日军受降的经过，在王楚英老人的脑海里，一幕幕还是那么清晰。“8月21日，何应钦到达芷江部署受降，我参与了此次‘洽降’；8月27日，我们‘中国陆总’前进指挥所及新6军前进指挥所200余名官兵分乘7架飞机飞赴南京，负责筹备日军投降仪式。9月9日，我参与了何应钦在南京主持的签降盛典。”

　　王楚英回忆说，9月9日这一天，南京城街头巷尾一片欢乐景象，人人纷纷走上街头，欢庆着抗战胜利。“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原中央军校大礼堂举行，这一天从中山东路到礼堂门口全部焕然一新，庄严中透着喜庆的色彩。”

　　在油画中，可以清楚的看到，礼堂内的圆柱间，环插着代表当时中国、美国、英国、苏联的旗帜。礼堂中央为签字场所，左边为中方受降席，右方为日方投降席。王楚英老人表示，自己就是受降席后方站立的警卫之一，当时距离中方签字台不到3米。

　　“8点52分，何应钦抵达会场，8点58分，以冈村宁次为首的日方代表进入会场。日方在投降席站好后，集体向何应钦脱帽鞠躬致敬。9点04分，何应钦命冈村宁次呈验签降代表证件。随后，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恭敬地写下了‘冈村宁次’四个字，并盖上印章。何应钦审视后签名盖章，命人将其中一份降书转交给冈村宁次。9点10分，冈村宁次签署命令受领证。9时15分，何应钦命令冈村宁次退席。至此，历时15分钟的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全部完成。”‘

　　至此，8年抗战也正式结束。对于抗战，王楚英说，“作为一名军人，参与了神圣的8年抗战，又亲眼见证日军投降的一幕，是我一生的荣幸。”

　　回大陆只为一家人团聚

　　“你看我大女儿可爱不？”今年93岁的王楚英笑着指着家中墙上的照片说道。照片中的小女孩约在2、3岁，黑白色的照片也难掩纯真的笑容。

　　1949年6月，来不及和妻儿告别，王楚英跟着国民党部队去了台湾。1950年起，王楚英任国民党“陆军总部”办公室主任、高雄警备区及52军参谋长等职。1952年被蒋经国调任“总政治部”第5组代组长。当时的王楚英可谓“高官厚禄、生活优越”，可他无时无刻不在思念远在大陆的妻子和女儿。

　　“那时候，在海边，手里握着妻子女儿的照片，一边走一遍流泪。”1954年左右，蒋经国派王楚英去香港公干，王楚英意识到这是个和家人团聚的机会。到香港后，他想方设法与妻子取得联系，但是妻子始终不愿意去台湾，“知道她不愿意去台湾后，我当时就想回大陆。”

　　1954年，王楚英离开香港，返回大陆，1956年年底，王楚英回到南京，终于见到了分别7年多的妻子叶馨。其后，两人又育有一女一子，直到现在，王楚英一家人都生活在南京。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现为南京市政协委员会专员的王楚英仍在致力于抗日战争的研究，“像我这样的见证者不多了，要趁着现在，把这些记忆尽量完整地留下来。”(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