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岁高中生感染艾滋病 从感染者到抗艾志愿者

　　艾滋病是洪水猛兽？艾滋病人都有原罪？一个个误解背后，艾滋病患者在自己的世界里选择坚强，与艾滋病抗争。

　　目前全球研究认为，艾滋病晚期接受治疗，患者可以多活14年，而如果早期发现并坚持规律治疗，几乎不影响寿命。“我们呼吁的是，理性看待这种传染病，它不是肮脏的疾病，艾滋病可以通过行为干预等手段加以预防。不管是社会公众还是艾滋病患者，都需要阳光、向上的正能量！”多年从事艾滋病防控工作的济南市疾控中心副主任阮师漫说。

　　本报连续多年持续关注艾滋病感染者生存状态。世界艾滋病日，记者向您讲述两位艾滋病感染者的故事。

　　19岁大一的“同志”小杰(化名)小心翼翼保护自己的身份，他不能说，也不敢说自己是艾滋病感染者，“肮脏的，致命的，很多人想到HIV就是这两点”。

　　一位再次陷入黑暗的妈妈，坚持9年不再碰毒品，却又复吸，无奈远离了上小学的女儿。

　　【样本A】

　　一次高危性行为18岁高中生感染HIV

　　小杰正等待寒假的来临，走在人来人往的大学校园，他说，很孤独。2013年高考前夕，身为“同志”的他进行了唯一一次高危性行为，当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他忐忑不安地进行HIV初筛，是阳性，随后确诊。1年后的今天，说起当时的心境，他最担心的还是父母。

　　他有预感好像“中招”了

　　2013年高考前夕，小杰和一个人发生过高危性行为，当时有些怀疑。当年12月1日，周边都能看到艾滋病宣传，甚至学校里也有，他意识到是不是要做一次检查，就到了疾控中心。“结果一周后出来，初筛是阳性，第一次确证条带不全，又做了一次确证，就是阳性。”小杰说，从他小学意识到自己的性取向后，到18岁，高危性行为就发生一次，结果就“中”了。拿着检查结果，他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恐惧，他要为自己负责。

　　确诊后，小杰在医疗机构开始治疗，“当时我听了李辉阿姨的建议，尽快治疗。”小杰说，李辉是市中区艾防科的科长，他通过网络联系到李辉咨询，得到了正确的帮助，明白该怎么做。

　　爸爸妈妈最担心社会歧视

　　“其实，我爸妈明白社会上有同性恋，不是多么排斥，但他们不会想到儿子是这样，我之前没有和他们‘出柜’(公开自己的身份)。”小杰说。小杰“出柜”准备很多年，他没有想到最后会因为HIV这个事成了“双出柜”，就把两个事情一起告诉了父母。

　　面对疾病，小杰的父母是很无奈。“挺难受的，每天茶饭不思。”小杰说，“其实，父母真正害怕的是社会方面的歧视，当时我高三，他们最怕其他人知道，甚至连疾控中心都不太信任，担心有任何不稳妥，会被学校隔离起来。”小杰说。远离“同志”圈子 好好生活

　　查出阳性后，小杰曾试探地询问传染他的人，假装不经意地问。“那人说自己没有问题，各种检查都做过。我觉得对方是知道的，只是内心很不安，后来就不接电话了。”小杰说，他没有寻找，找到又能怎么样，毕竟自己也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小杰感染后，远离了“同志”圈子。他说，圈子里很多人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大多数二三十岁，体力还好，工作稳定，又不敢“出柜”，面临逼婚等压力，就会有婚外情、一夜情，公共浴池等等，这样不敢面对社会，不敢面对父母，就会变得越来越封闭，变得“不洁”，压抑反而加剧很多不好事情的发生，变得越来越恐慌。

　　防范HIV，自己需要负起责任

　　近年，全国男男同性恋艾滋病感染明显呈上升趋势，成为主要传播途径。据山东省公布的2013年数据，患病人群中经过性途径传播的占92%，其中56%是男性同性恋人群。

　　小杰认为，对艾滋病感染者，心理关怀很重要。“我很幸运，遇到李辉这样专业的疾控专家。”小杰建议，政府直属机构应该设置一个权威的信息平台，而不是患者跑去网上找。网上的信息鱼龙混杂，有的人还借此卖药赚钱。“其实，这个事情，还是要自己负起责任，事情做了，就要承受，我对父母也比以往更坦诚。”小杰说。

　　【防控艾滋】 提前发现感染者很重要

　　提前发现艾滋病感染者，是整个艾滋病防控最为重要的一环。

　　济南市疾控中心16楼一个20多平方米的实验室内，工作台上密密麻麻摆上数十份带有艾滋病病毒的疑似阳性血液样本，韩秀云和潘晶已习惯了。她们是艾滋病病毒的裁决者，掌控着设在济南市疾控中心唯一一家市级艾滋病确证实验室。

　　韩秀云说，每次出现阳性结果，都是一声叹息，但最终的结果还是要立即通知感染者。“初筛采取高敏感度的方法，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杨国樑说，一旦确定是疑似阳性的样本，就进入确证实验室。确证实验室，具有判定一个人是否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最终权力，但对他们来说也意味着承担更大的责任和风险。

　　【样本B】

　　坚持9年不吸毒艾滋病母亲又陷“毒窝”

　　“她完了。”电话中，市中区疾控中心艾防科科长李辉的声音有些颤抖。这个她，是李辉接手管理的第一个艾滋病病人——华芳(化名)。

　　2010年，济南市中区艾滋病感染者携手同行俱乐部成立时，记者第一次见到华芳，她被身边的病友们称为“大姐”，而在KTV唱歌的时候，被称为“麦霸姐”。华芳老家在贵州，当年，她是某省运动员，获过多项冠军；后来找工作、嫁人，轨迹和一般人没什么不同。婚后，华芳发现丈夫吸毒。她想帮助丈夫戒毒，却始终无法实现。结果华芳自己吸了毒，看到底能不能戒掉毒瘾。她染上了毒瘾，丈夫也挽救不回来。当时已怀孕的华芳把孩子打掉，与丈夫离婚，来到济南开始新生活。

　　在济南，华芳遇到自己现在的丈夫。尽管年龄挺大了，但华芳再次怀孕，全家人都很兴奋。然而，孩子出生后十多天，华芳接到了艾滋病检测阳性的确诊报告，这时她才知道前夫竟然传染给她艾滋病毒。华芳最担心的是孩子感染上艾滋病。一年半以后，经过检测孩子是阴性，没有感染。华芳得知这一结果时，哭了。得知感染后，她经过一年多的心理调整，心态渐渐恢复正常。她的父母和公公婆婆都知道她的病情，从最开始的无法接受、气愤变成支持和鼓励。

　　此后的华芳，对亲情看得更重。除照顾女儿，平时她经常参与宣传艾滋病知识。但毒品再次改变一切。今年11月25日，记者接到李辉的电话，她痛苦地说，华芳今年3月回了贵州老家，家人说，她和以前的朋友联系后，又开始吸毒了。“我再也不相信妈妈了。”在疾控的办公室，华芳的女儿哭着说。

　　除了性传播，毒品诱发的传播成为目前艾滋病传播的又一个重要途径。“新型毒品的出现，让吸毒群体变得高危。”市疾控中心副主任阮师漫说，今年济南警方破获8名男同吸毒案，2名携带艾滋病病毒。(济南时报记者 李永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