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医患关系会一直好下去吗

陶静(右二)和病房护士们合影。

　　姜小敢(中)和其他医护人员正为患者做手术。受访者供图

　　4月4日，清明节，上午10点，听着耳边响起的防空警报，正在隔离的皖南医学院弋矶山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姜小敢，和同事们一起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牺牲的烈士和逝世同胞默哀。在默哀的3分钟里，援助武汉65天的点点滴滴浮现在姜小敢的脑海，包括那些从死神手里抢救过来的和没有抢救过来的患者。

　　作为一名医生，姜小敢无法控制自己不去多想那些牺牲的同行，李文亮、夏思思、彭银华……作为安徽省第一批援助武汉的医疗队医疗负责人，姜小敢曾不止一次公开表达过，医生们不是英雄，只是尽自己所能而已。

　　在没有接到援助武汉通知前，姜小敢已经听说了武汉疫情比较严重，他觉得作为一名重症医学科的医生，可能得去武汉了。

　　1月24日，正值除夕，当天中午，紧挨湖北的安徽省启动了重大公共卫生一级响应。当天晚上，姜小敢回老家陪父母吃了一顿年夜饭，因为他不确定什么时候就要出发去武汉，而且当时已经了解到有医务人员被感染，“去了武汉之后，回来回不来就不一定了，先做好儿子，再做好医生”。

　　两天后，姜小敢便接到了援助武汉的通知，他第一时间报了名。1月27日，姜小敢和安徽省其他184位医护人员踏上了援助武汉之路，“最多可以说是勇士吧，这个时候最需要你，你必须得上去，当时是这么个想法”。

　　姜小敢至今还记得，封城后的武汉路上空无一人，他们穿着安徽医疗队的队服走在下班的路上，偶尔有一辆汽车经过，车里的陌生人会摇下车窗对他们大声喊：“谢谢。”这一幕，让姜小敢至今都觉得感动。

　　只是换了个地方，继续治病救人

　　第一批抵达武汉的安徽医疗队援助的医院是武汉太康医院和武汉协和东西湖医院(也称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医院)，这两家医院是武汉市第一批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定点医院，也是武汉市东西湖区仅有的两家定点医院。其中，太康医院作为一家私立医院，当时的情况更为严峻。

　　到了太康医院以后，姜小敢看到很多已经发展为重症的患者无法得到专业的治疗，便决定临时用医院的术后观察室改建一间ICU病房。这是当时东西湖区唯一可以收治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的ICU病房。

　　临时改建ICU病房初期，物资极度匮乏。当时医护人员还没有正压头套，为了给患者进行有创的气管插管，医护人员直接给头上套个塑料袋进行操作，姜小敢说：“这基本上就是‘自杀式插管’，塑料袋不透气，让本来就因穿戴严密防护装备而憋气的医护人员更加憋气。另外，塑料袋里还会起雾，影响操作者的视线。”

　　面对各种困难，姜小敢感慨：“真是想尽了一切办法。”当时病房氧气压力不足导致救治患者困难，“我们就用最简单也是最原始的办法——双通道吸气，给患者通过鼻导管和氧气面罩同时进行输氧，发现效果还不错”。

　　安徽医疗队在接管武汉太康医院的30多天中，新建的ICU病房抢救了28位危重患者，成功转出了21位。姜小敢说：“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很多患者已经奄奄一息了，最后能取得这样的救治成果，实属不易。”

　　姜小敢说，援助武汉前期他们确实克服了很多困难，但本质上来说，只是换了个地方治病救人，做好医生该做的事。在这个特殊时期，他深刻地感受到很多患者和患者家属对医务人员的尊重达到了近几年的最高点。作为医生，姜小敢对于这样的医患关系的改变，一方面是欣慰，另一方面也担心，不知道疫情过后这份尊重能维持多长时间。

　　就在全国各地医护力量驰援湖北的前一个月，惊动全国的杨文医生遇害事件让不少医生心生愤慨，姜小敢说：“这件事情让我平时工作时戒备心多了一点，但并不会影响到我治病救人的工作。”姜小敢说，治病救人这件事，其实医生们一直都在做，并不会因为外界因素而受影响，他希望大众在疫情期间对医生的尊重可以延续到疫情结束后的日常生活中。

　　“我们需要的认可不多，一句‘谢谢’就够”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采访北京佑安医院内科护士长郭会敏时，也主动提到了曾经的伤医事件。郭会敏说：“说实话，挺心寒的，但是疫情来了，我们还是会主动报名去抗击疫情一线。因为我们就是干这一行的，做这些都是自己的职责所在。抗击疫情这场仗需要我们医护人员上，我们就要做好自己分内的事。”

　　17年前，在抗击SARS一线，郭会敏是隔离病房的一名护士长。回想起当年的经历，郭会敏坦言一些人和事都记得不是很清楚了，但是当时害怕被感染的心情记忆犹新。17年后，1月25日(大年初一)，看到医院要组建新冠隔离病房的通知，郭会敏仍旧第一时间要求到一线工作。2月11日，郭会敏作为第二梯队的护理人员，正式进入抗疫一线工作，担任新冠病房总护士长。

　　南京医科大学医患沟通研究中心主任王锦帆表示，虽然影响医患和谐关系的根源没有从根本上消除，但是疫情期间及后期一段时间的医患关系肯定会改善，并且会不断向好发展，因为疫情期间医务人员的高风亮节和仁心仁术以及作出的巨大贡献，给全社会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记。患者、社会、政府也深深感知了医务人员是护卫人民生命和健康的战士，值得尊重与敬佩。

　　郭会敏感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医患关系确实变好了，医护人员很欣慰，希望非特殊时期，医护也能得到应有的尊重，“其实我们需要的认可也不多，比如临出院时路过护士台，和我们说一声‘谢谢’就够，我们也会很感动”。

　　1000多个随访电话让她确信今后的医患关系会变好

　　对于疫情过后医患关系的变化，武汉同济医院内分泌科护士长陶静很有信心。为了做好疫情后期医院恢复正常门诊的工作，3月17日，陶静从专门负责收治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的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撤离。

　　离开抗疫一线以后，陶静很担心原来护理的糖尿病患者，于是便组建了一个随访小分队挨个给患者打电话。打电话的初衷本来是想问患者的近况如何，是否需要帮助，没想到患者们在电话那头说得最多的话是“感谢”，感谢医护人员在疫情期间的付出，也感谢医护人员还惦记着他们。

　　其中，一位阿姨主动询问起打电话的护士身体是否健康，同事们是否都好。因为这位阿姨看到新闻报道有医护人员感染，甚至牺牲，谈到白衣天使们的付出时，阿姨在电话那头哭了起来。打电话随访的护士也曾在抗击疫情一线工作，她后来在工作记录里写道：“虽然有很多歌颂医护人员的新闻、文章，也有很多康复患者的感谢，但是这些都没有这个素不相识的阿姨给我的震撼直接。直到这个时候，我才觉得我们以前吃的那些苦，流的那些汗、那些泪都是值得的，我们一直用生命守护的人们是值得的。”

　　陶静说，正是这前前后后打出去的1000多个电话，让她确信了今后的医患关系会变好，因为这样的随访电话他们以前也打过，但是患者们从来没有这样充满感激之情。

　　抗击疫情期间，陶静更为深刻地感受到医患关系的改善。她负责的病区收治了一位和爷爷奶奶一起住进来的14岁小姑娘。陶静每次去病房都看见她在写作业，“非常刻苦，又很漂亮、听话，像朵小花一样，病房的护士们都很喜欢她”。

　　爷爷出院的当天，这位小姑娘的核酸检测还是阳性，不能出院，心里很着急。“但是她从来不在爷爷奶奶面前表现出来，只是在那里默默写作业”，陶静看着这么小的孩子，心理的情绪一直都不表达出来，就觉得需要给她进行心理辅导。

　　陶静告诉这位小姑娘：“你才14岁，不用表现得像个小大人一样，有不开心就哭出来。你需要拥抱我们就给你拥抱，没有必要都一个人扛着，而且你也还不具备扛起整个家庭的能力。虽然你现在住院了，但是一直有爷爷奶奶的陪伴，身体的健康状况也不错，核酸检测结果没有转阴只是时间问题，不要太担心，你还是比很多人幸运的……”

　　小姑娘听了陶静的话后，先是眼圈泛红，后来就抱着陶静嚎啕大哭了一场。陶静边安慰小姑娘边想到了自己12岁的儿子，和这位小姑娘的年龄差不多，看着孩子心里憋着这么大的委屈，她也跟着流了泪。

　　现在回想起来这段抗击疫情的日子，陶静觉得工作以来好像没有过如此刻骨铭心的经历。

　　能看到对方的不容易，所以彼此会更加体谅

　　2月9日晚上，陶静所在的病区正式开始接收患者。当时，被公交车集体送过来的患者们迫切地想入住医院，医护人员的分诊、分检跟不上患者的需求，患者们就敲病区的门，敲门声从晚上12点持续到了第二天早晨6点，陶静负责的病区第一天就收治了50多位患者。

　　陶静记得一位长期需要透析的患者一住进病房就在询问什么时候可以透析，由于当时病区新开放，透析设备还没有备齐，这位患者到后来几乎快要和医护人员吵起来了。

　　其时，透析仪已经在来的路上了。2月13日，武汉大雪，陶静早晨上班的时候，看到有工作人员冒雪在往病房楼里搬透析仪。陶静后来了解到，负责透析的护士2月12日半夜接到通知，第二天一早便从同济医院主院区赶到了中法新城院区。患者了解到这些后，反而变得有些不好意思了。

　　在被问及疫情期间医患关系变好的原因时，陶静说，因为能看到对方的不容易，所以彼此会更加体谅。

　　当疫情结束，医护人员不再是社会的焦点时，患者还能看到他们的不容易吗？王锦帆说，患者，这个身、心有问题的特定社会角色，与医务人员发生误解、矛盾及纠纷是一种社会必然，“我们医患双方、社会和政府要共同努力，各自作为，去消除产生医患矛盾和纠纷的生物、心理、社会、经济等因素，推进社会文明的进步，医患关系自然会愈来愈好。”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刘昶荣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