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

　　2008年1月26日，深圳罗湖区渔民村，雨。铜质的浮雕上，邓小平站在村民中间。

　　那是1984年1月25日。

　　24年过去了，“渔民村”现在早已除却它所代表的生产、生活方式的意义，而被视为深圳改革开放以来变化翻天覆地的一个缩影。

　　村子300米的长廊里，20幅青铜浮雕纪录了渔民村从“水草寮棚”、“海上飘零”到“翻身解放”、“春到渔村”的曲折历史。

　　“主要是为了纪念邓小平同志。”渔民村前村长邓志标这样介绍此项工程的创意。

　　曾是“水流柴”

　　听渔民村里的老人讲，解放前，这里甚至没有村子。

　　“早年来这里定居的，大多都是‘水流柴’。”邓志标告诉记者。

　　水流柴，指的是以前那些在水上生活漂流不上岸的人家。他们一家一船，船既是家也是生产工具。

　　解放后，这一地段所属的附城公社，接纳了他们。可他们不懂种地，还是连年歉收，仍以打鱼为生。

　　渔民村的名字由此而来。

　　在上世纪50年代，一米多高的围墙建起，将村民与深圳河分隔开来。

　　河的对岸，便是香港。建围墙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村民偷渡。

　　记者从宝安区档案馆了解到，仅从1957到1979年，有5万人越过深圳河逃往香港。即使在1979年3月5日，宝安县改为深圳市(地级)后，是年夏天，仍然刮起外逃风。

　　广东省委前副秘书长陈开枝早年曾去珠海斗门一带调研，“在深圳罗湖，很多人夜里偷偷躲在山上，等到巡逻队交接班时，就冲过去。”

　　春到渔村

　　1979年，渔民村遭受厄运。全县蚝田遭受病灾，渔民村是重灾区。

　　“吃饭都成了问题。”邓志标回忆。

　　1980年8月26日，村民的贫穷终于有了一个尽头。中央决定，将深圳列为四个新的经济特区之一。

　　渔民村得天时，占地利，它首先受益于土地收入。

　　1979年，当7家香港工厂在渔民村投产时，厂房租金流入村民口袋。

　　邓志标说，当时渔民利用两条货船开始跑运输，到中山、东莞贩运水泥、钢材到深圳贩卖，有了启动资金后，又买了汽车参与陆上的运输生意。而这在当时中国内地，会因“投机倒把”而获罪。

　　再后来，见运输车辆奇缺，脑瓜子灵活的渔村人到香港买二手货运汽车，稍加维修后再予以转卖。

　　就这样，短短一年里，全村30余户村民，家家都成了万元户。

　　到了1981年，这里已经被认为是中国最富的村庄了———正是这一名声，吸引了邓小平于1984年前来视察。

　　浮雕“春到渔村”讲述的就是这段历史。

　　当小平在那个早春的清晨来到渔民村，看到的是一排排别墅式住宅。当时盛传，村民人均收入已超过了他这个国家领导人。

　　村民的恐慌

　　“当时有人担心中央的政策会变，便问小平同志。”邓志标说。

　　村民的疑问，并不是没有道理。

　　“改革从一开始，就存在很大争议，包括高层。争议就在于广东是否变成资本主义了。”陈开枝回忆道。

　　邓小平的第一次南巡，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中进行的。

　　“小平说，肯定会变，但只能越变越好。他的回答让我们吃了定心丸。”邓志标指着浮雕上的邓小平说。

　　但是，渔民村对于“变政策”的恐慌还是没有停止，尤其是到了1990年前后。

　　邓志标现在遗憾的是，邓小平第二次南巡时，自己没有见到他。

　　“只记得，那些天一直很紧张，怕好不容易得来的日子眨眼就没了。”

　　邓志标是从村委会的收音机里得知邓小平去世的消息的。

　　“我们本是水上人家，当时感觉就像我们的船没了舵手。”邓志标说。

　　从“城中村”到新社区

　　1997年的那段时间里，整个深圳市的发展速度，已经超过了渔民村。当年漂亮的小楼已显落伍。

　　小平二次南巡之后，深圳进行农村城市化改造，渔民村逐步成为“城中村”，由此也带来了一系列与现代都市不相适应的问题。2000年，罗湖区把渔民村的旧村改造写进政府报告，决定把旧村拆掉，重建一新型社区。

　　4年后，渔民新村建成12栋住宅楼，每三户分得1幢，他们自己住在单元楼的高层，将较低的楼层统一出租。

　　每户村民每月可得2.5万元的租金。

　　现在，在渔民新村里，有图书馆、健身区、停车场———这一切，和邓小平一起，都记录于浮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