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山塘街800号，明臣张国维祠。它背靠“吴中第一山”虎丘山，门前流淌着一千多年前白居易开凿的七里山塘河。曹雪芹在《红楼梦》的开篇把苏州的阊门、山塘街一带称为“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古往今来，有无数文人商客流连于此。
一百年前，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而在千里之外的江苏苏州，一个文人社团--南社早在革命前夕便已宣告成立，成为辛亥革命不可或缺的思想策源地。一百年后，中国南社纪念馆静静地伫立在修葺一新的张国维祠。徜徉馆内陈列着的书籍、印章、南社人物手迹，令百年前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重回眼前。
1907年7月，民主革命志士秋瑾就义于浙江绍兴轩亭口，引起了社会极大的震动，许多革命志士悲愤异常。作为秋瑾好友的陈去病四方奔走呼告，准备在上海为秋瑾举办追悼会。
(同期：南京大学教授 江苏省南社研究会副会长 张光芒)
但是呢，当他去了以后，找到一些人准备举办的时候呢，后来就被阻挠没有成功。于是呢，他就改变计划。成立了一个社团，这个社团叫神交社，就神交已久的神交，这个神交社也组织了一次活动。这一次活动后来被有学者称为是南社的预备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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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秋瑾的牺牲，陈去病一直念念不忘。此时革命党人在各地发动的起义也多告失败，在英烈精神的激励下，三个有志青年在1907年冬天相约结社，以便与中国同盟会作呼应。这三位青年分别是陈去病、高旭和柳亚子，他们也就是后来发起成立南社的主要领导人，被称为“南社三杰”。
1909年11月13日，17位文人从苏州阊门外乘画舫，经过山塘河，到虎丘，最后，他们选择在张国维祠，举行了南社正式的雅集。雅集，是过去文人聚会的雅称。柳亚子说：“它的名字叫南社，就是反对北庭的标帜”。这一天南社正式宣告成立。
(同期：南京大学教授 江苏省南社研究会副会长 张光芒)
这一天呢，那么来了17个人，其中就有柳亚子、陈去病，还有 朱少屏、景耀月，这17个人当中有14个人是同盟会会员，那么高旭作为一个重要的发起人没有参加，有一个说法呢就是，当时有一个传言说，这一次聚会有危险，有人来抓捕，因此高旭没有去。这个说法是不是很准确，一时也很难以考证。但至少说明，当时清政府对这方面的活动控制还是非常严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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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的雅集一直到深夜才散去，极为高兴的柳亚子称“三百年来，未有此盛事也。”而在三百年前，此地曾举行过政治文学社团复社的千人虎丘大会，又有明末清初张国维的抗清义举，在南社人眼里，眼前的这座祠堂已成为反抗清廷的政治符号。陈去病称，“南”意“操南音不忘本”，他说“南者，对北而言，寓不向满清之意。”南社可谓在成立之初就目标明确，只是在政治寒冬不能明说罢了。
(同期：南京理工大学教授 柳亚子外孙 柳光辽)
我外祖父说的，那时候，正好是孙中山先生成立了同盟会，提倡三民主义，就是中国的民主革命有了自己的理论和旗帜，同时在国内组织了起义。但是当时国内的大多数的那些传统文人，还是处在一种就是，皇上圣明臣当有罪的这样一种思想中间。因此他就觉得，成立南社的宗旨就是要和同盟会成犄角，所谓犄角就是跟同盟会相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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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同盟会宣告成立，随后便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发动起义，进行武装革命。而南社承担的是革命的宣传鼓动，不论在戏曲舞台上，还是小说创作中，又或是新闻界，每个领域都有南社人物发出的革命的声音。在苏州南社纪念馆内，辟有南社报人报刊一栏，旧报林林总总，繁体竖排、字迹依稀可辨。《警钟日报》《国粹学报》《复报》《中华新报》，当时有名的一些比较有影响的报纸都有南社成员参加的。
(同期：南京大学教授 江苏省南社研究会副会长 张光芒)
当时，有100多家报刊都是南社人直接负责或者参与的。南社的成员主要是写文章，办报刊，发表很多的诗文，抨击清朝政府的专制统治，号召革命精神的崛起。
(同期：苏州市南社研究会副会长 陈去病外孙 张夷)
他们(南社成员)就只能打着文学的旗号，然后用文学来鼓吹革命，把文学作为他们的武器。那么这样他们就整个控制了全国的意识形态领域，这样就边呼应武装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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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0月10日夜，由南社成员黄兴领导的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传来，南社志士欢欣鼓舞，迎来了新的战斗。首义9天后，南社成员柳亚子和朱少屏在上海一个小印刷所里忙开了。他们刚创办的《警报》专刊登武昌起义的各种消息，所得新闻随到随刊，甚至每天出刊二到三期，据说销路还不错。
11月5日在苏州，陈去病与南社人办《大汉报》。陈去病紧盯革命形势。11月27日刊发《恢复金陵之借箸筹》一文，阐发南京形势，提出进攻方案——“拦截关津，断其饷道”，四面包抄、击毙南京的张勋，为光复南京出谋划策。
(同期：苏州市南社研究会副会长 陈去病外孙 张夷)
同时在南社的这些文人中间，还有一部分人很可贵的是投笔从戎，加入到辛亥革命的武装斗争中间去，这样一来，在辛亥革命大革命的中间，实际上真正有很多的重要人员，跟重要事件的发动者、谋划者，都是南社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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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社成立以后，各地同盟会、光复会员及爱国文学家纷纷加入，多处成立南社分社，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活动中心，辐射华中、华南、西南及华北、西北、东北各地，影响巨大。南社最多时成员达1180余人，汇聚了当时一批杰出的宣传家、文学家，以及许多有传统文化根底又接受近代文明、具有国际视野的知识分子，发展为全国性、近代性文学和文化社团。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按照孙中山“总长取名，次长取实”的指导思想，前后有十余位南社成员被任为中央行政各部重要职位，于右任任交通部次长、景耀月任教育部次长、马君武任实业部次长……
(同期：南京大学教授 江苏省南社研究会副会长 张光芒)
一个呢就是，南社成员他们本身有很多就是同盟会成员，他们本身就是革命家。在政治活动，在革命过程当中，就立下了很多的功劳，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第二个原因就是，孙中山非常重视舆论工作，特别非常地重视南社在舆论方面所做的巨大的贡献。他对南社成员的这种贡献，他是充分地肯定的。这种安排也体现了他这样一个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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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陈去病留下的政论手稿。这些手稿当年散见于报纸，后来由柳亚子整理成册。从1904年到1908年，陈去病共发表了8篇文章论述疆域重置问题，这些政论文正是其策动革命的同时对建国、管理国家的思考。
临时政府成立后，陈去病曾长期作为孙中山的智囊并且后来在二次北伐中做非常“国会秘书长”。他先后陪同孙中山考察了杭州湾、乍浦港，促进了中山先生的“实业计划”的形成。这些文章为孙中山制定治国方略和民国政府建立后的国家建设，提供了大量的建设性建议，并起到了政策引导的作用。孙中山曾有“从我游者二三子外，唯吴江陈去病与焉……以十年袍泽，患难同尝，知去病者，宜莫余若”之感慨。
(同期：苏州市南社研究会副会长 陈去病外孙 张夷)
后来孙中山为陈去病写了“二陈先生之墓”我们的家祠，又提了陈去病母亲的墓志铭，同时又提了“女之师表”几个字，这几个字现在原件都在革命烈士博物馆里，都收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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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社人早已忘了他们是文人，或许他们从来都没当自己只会为诗作赋，他们是斗士，从南社时代起步的一代中国知识界精英，继续在不同领域，在烽火连天的中国大地上，为实现当年中华雄起的理想而奋斗前行。他们的政治和文化活动贯穿了半个多世纪，余波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前夕。
(同期：南京理工大学教授 柳亚子外孙 柳光辽)
我所感到的呢就是，他们一代人体现出来的历史责任感的确值得我们学习。他们是在忧患时代，所以呢，切肤之痛，体现出他们的。当然我们现在可以说是生活在安乐时代，但是安乐时代也有安乐时代的历史责任。那么怎么样来体现自己的历史责任感，我觉得的确这方面来讲，的确南社的先辈们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辛亥革命的先烈们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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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柳亚子组织南社、新南社的一些成员，召集了一次聚会。从这次活动以后，南社和新南社的活动基本终止。但是南社的爱国精神和辛亥风骨却永远地保存了下来。
(编导：吴瞳 摄像：吴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