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录：政协委员就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答问

　　【背景】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于3月8日15时在人民大会堂一楼新闻发布厅举行主题为“深化文体改革，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记者会，邀请全国政协委员冯骥才、王健林、单霁翔、尹力、樊锦诗围绕文化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同期】(主持人 王胜洪)

　　【背景】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于3月8日15时在人民大会堂一楼新闻发布厅举行主题为“深化文体改革，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记者会，邀请全国政协委员冯骥才、王健林、单霁翔、尹力、樊锦诗围绕文化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同期】(主持人 王胜洪)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记者会现在开始。

　　今天是国际劳动妇女节，我谨代表大会秘书处向在座的女委员、女记者和女工作人员致以节日的问候。今天记者会的主题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去年，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深入研究我国文化建设的新形势、新要求，总结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丰富实践和宝贵经验，研究部署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大举措。会后，全国政协召开常委会学习贯彻会议精神，就推进社会主义文化改革发展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两会期间，政协委员们积极建言献策，又提出了许多有关文化的提案、大会发言。

　　今天我们邀请了六位全国政协委员围绕这个主题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现在开始提问。

　　(新华社记者)

　　冯委员您好，请问在您看来文化强国的内涵和标准是什么？如何实现？谢谢您。

　　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 冯骥才：2012-3-8 15:09

　　看来主持人对女记者的节日祝贺真的很真诚第一个选的就是女记者。

　　(冯骥才)

　　文化强国是这样的，六中全会提出文化强国非常必要，我们经济越来越强大，但是社会的文明是一件大事，社会文明离不开文化的建设，文化强国是一个目标而不是一个理想，文化强国必须有一个具体的内涵和标准。现在知识界正在积极讨论文化强国的标准是什么样的，我们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或者我们把国家建成什么样才能被称为文化强国。这里我谈一下我自己的看法，我们要说的是文化强国首先要有一个清晰的国家文化形象。从我国的历史文化来看这是非常清楚的，但关键是我们未来文化强国的文化形象应该是清晰的，因为我们是一个文化大国是毫无疑问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很骄傲，但是这是我们历史创造的。文化强国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未来、我们的追求，所以我觉得未来应该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国家文化强国的形象，应该有一个鲜明有力的为我们公民所自信的文化精神。第二个标准就是在文艺作品中，我们需要有一大批深入人心的时代经典创造出来，任何国家和民族在文化强盛时都有一大批作品支撑着。第三我们还要有一个真正能成为国民经济支柱的文化产业。我对文化产业有一个看法，我觉得对于产业来讲一定要追求经济收益的最大化。但做的既然是文化产业，文化本身是精神性的，这就是要担负文化责任，这就要担负传播真善美的责任，不能唯利是图。当然，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最后用了“三个化”我觉得也应该引起文艺界的注意：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第四就是我们的终极目的，我们的文化强国最后建成什么样，就涉及到文化的终极是什么，我觉得文化的终极是社会文明。所以在这里我特别想提一个概念的思辨，过去我们说经济社会，在改革开放之前一段时间我们政治社会说得太多了，而现在我们提的是经济社会。经济社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提法是说我们整个社会的血液活跃起来了，社会充满了活力。但我们经济发展到今天，我觉得文明更重要。我建议有关部门思考一下是不是应该提“文明社会”了，我觉得“文明社会”包容得更大，既有物质文明又有精神文明。因此，第四条标准就是我们要建成一个高素质的、文明的社会，我们全民是一种高素质的文明，拥有高素质的文化，在这种品质下我们才能成为一个文化强国。以上四点不是孤立的，而是彼此相互关系着的。

　　(中央电视台、中国网络电视台记者)

　　我知道王健林委员还兼任着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国家这两年鼓励民营企业在文化体制改革中发挥积极的作用，那您觉得当前民营企业遇到的“玻璃门”和“弹簧门”这一现象在文化领域是不是很集中呢？民营企业的优点包括敢于向前冲、机制灵活等等，这些优点在文化体制改革中是不是还很突出？谢谢。

　　)全国政协常委、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 王健林)

　　玻璃门、弹簧门是中国现在所存在的普遍现象，文明很难平等待遇。在文化领域主要是两方面：一是资金投向，包括国家财政的资金投向主要给了国有这些企业，民营企业的文化产业单位可能很难拿到国家的钱；二是在政策方面也不能平等，比如电影产业，无论是制作还是放映国有企业的占比都是少数，但是电影两张进出权分别给了两个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一张没有，这个问题去年我已经提了议案。第二，关于你所说的民营企业在文化产业方面有哪些优点或者说是优势。我觉得有两点：一是创新性强，敢闯，敢试，文化产业是创新产业，最重要的是创新，民营企业这一点比国有企业在敢闯、敢试方面是有优势的，民营企业本身就是从夹缝当中生存起来的；二是民营企业在机制方面更有优势，我举一个例子，万达与一个著名公司搞了一个合资演艺公司，我可以给一部分干股，国有企业方面可能很难实现。我觉得这两方面可能比较突出一些。谢谢。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广播网记者)

　　我的问题是提给单霁翔委员的，是关于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问题。我们知道现在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以及不同收入者之间都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那您认为在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方面现在还存在哪些困难？您认为有哪些举措可以解决这些问题？谢谢。您提的这个问题很好，确实也带有普遍性。我们今天强调文化设施也好、强调文化建设也好，确实要考虑到地区的差别。比如我接触得比较多的工作是博物馆领域和文化遗产保护。在博物馆领域普遍地实现对未成年人免费开放，在这基础上又实现了博物馆免费开展。实际上在西部，在甘肃博物馆遇到了一批大学生，他们非常认真地在博物馆里抄写着讲解的解说词，我很感动，我问他们你们经常来博物馆吗？他们说第一次，我说你们几年级了？他说三年级，我问他为什么三年级兰州博物馆才第一次来？他说兰州拉面三块钱，进一次博物馆就是我们十几天的早点，我们真舍不得跟家里要这个钱进博物馆。所以我想在西部地区以及老少边穷地区确实还有很多人在享受文化方面与东部地区以及大城市里面的人们是有差距的。因此，在制定博物馆免费开放的政策时，更多的考虑到的是西部地区，东部地区补助是20%，中部地区补助60%，而西部地区补助80%。比如甘肃、四川每个省博物馆免费开放的补助都达到了1.6亿到1.8亿，使大量的资金真正补到这些需要博物馆文化的人们身上。但我觉得我们今天应该把文化事业也看作民生事业。确实我们的医疗、住房、交通等是民生，但同样，文化也是民生，并且是更重要的民生。如果有这样的理念的话，那在文化的投入、文化设施享受的均等化方面也可能会有不同的思路。谢谢。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现在文化的繁荣发展不仅体现在文化的数量上，更体现在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质量上。但是我们看到，现在的文化市场正在进入一种泡沫化的状态，只有数量和规模的扩张，却没有质量的提升，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第二个问题想请问冯骥才委员，维修式拆迁在公众的监督下正在变成“新古迹”？谢谢。

　　(冯骥才)

　　刚才记者说新文物这个概念我头一次听说，文物从来没有新的，如果说是新的只能是假古董。中国有660个城市，在这30年我们急速的城市建设和现代化的冲击中，有很长一段时间急于想改变当时物质生活的困境，当然不可否认我们也缺乏文化自觉，所以我们出现了现在的情况，我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应该承认，这是我们的一个文化悲剧。我们把几百年、上千年形成的千姿万态的具有个性的城市都变成了千城一面，我们把这样的东西交给后代，后代只能说我们这一代无知，我们这一代人没文化。我们对城市的历史建筑有了教训，这些年来我们有了各界的呼吁，也有了国家的、知识界等各界的文化自觉，特别是媒体在这方面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但是建设性的破坏也一直存在着。尤其是最近维修性拆除，既有了破坏的现象，又有了破坏的借口，过去我们对历史建筑有一个很荒谬的错误的做法叫做整旧如新，因为我们并没有认识到城市历史遗产的重要性，因此有了这么一个错误的做法，后来我们对历史认识清楚了有一个整旧如旧。后来意大利的学者提出了一个想法，就是对梵蒂冈米开朗基罗的穹顶画还有对米兰达芬奇《最后的晚餐》的修复时有了一个词叫“整旧如初”，但是这个词在学术界也有了很长时间的争论，不同学派也有了不同的争论，学术界用一个概念是非常慎重的，一个有知识的、有文化的、知道什么是科学的国度每一个概念的出台都要经过非常慎重的推敲，尤其是对我们的文化遗产。因此，这个词汇的出现我觉得非常可怕，我想但愿这种野蛮的词汇再也不要在我们媒体当中出现。

　　(人民政协报记者)

　　我有两个关于电影的问题，首先我想问一下张和平委员，去年全国政协拍摄的一部电影《辛亥革命》据资料显示票房不错，但是有评论称现在国家的这种重大题材的电影日趋陷于模式化，请问您如何看待我们国家的重大题材电影实现观赏性、艺术性和思想性的统一？从而打开中国大片的市场。另外我想请问尹力委员对于中国电影的长期发展而言，有言论表示中国对电影的审查过于严格，您对此如何评价？谢谢。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人艺院长 张和平)

　　今年贾主席在全国政协的工作报告中点到了一部电影的名字，支持了电影《辛亥革命》的拍摄，在一个工作报告中能够点到一个电影的名字，是我们电影人的光荣。大家也都知道，随着WTO的进程，我们以后每年将有34部美国的所谓大片进驻市场，对于我们电影人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我觉得我们更有我们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我们必须坚守住我们的阵地。据我了解，《辛亥革命》这部影片是为了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这一重要历史事件所推出的影片，这部影片无论是编剧还是剧组的很多人都是我们的政协委员，这是我们政协委员的一种责任。据我了解，这部影片也获得了过亿的票房，作为一部弘扬主旋律的影片，这也是十分难得的。我有幸在我的电影历史上参与过《建国大业》、《建党伟业》的拍摄，也包括我曾经拍摄的《我和雷锋的日子》还有《张思德》等等影片，所有这些影片都得到了双丰收。坚守和自信是以我们的信仰为目的的，我们所有电影人都会有这样的意志：用我们的努力占领我们应该得到的阵地，谢谢。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 尹力)

　　我们知道关于电影审查这个问题不是新的问题，特别是中国电影这几年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我们经常用井喷式的增长形容快速发展的中国电影。我们知道电影审查不是一个新的话题，从电影诞生那一天起电影审查制度就跟各国的电影生产创作相伴而行。特别是在二三十年代好莱坞快速发展的时候，在经济低迷、失业率攀高，整个社会处于一种颓势的状态下，好莱坞却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相应电影的审查制度也就应运而生。关于审查实际上不是要不要审查的问题，而是用什么样的审查尺度来审查电影的问题。谈到中国的审查制度，我们都知道，按照国家的政策法规来规范电影从业人员对于题材、影片选材等相关方面的规范。但近几年来我们也看到，随着中国电影的快速发展，涉及方方面面的题材不断增加，每年在两会上电影界的政协委员也提出了很多关于电影的提案。其中一点我们谈到很多的是呼唤国家电影法的诞生，这个法本身实际上是让电影的摄制、生产、制作能够有法可依，而不是按短期政策、按一定变化了的法规或者由少数人对电影所理解了的好恶来评判。近几年电影一方面在快速发展，另一方面过度娱乐化的倾向也被观众诟病。去年一年很多投资非常巨大的影片在市场上纷纷折戟，很多过去大家认为大场面、明星阵容、大投资的影片没有取得相应的市场期待，但是相反一些小投入的电影却如黑马一般取得了出人意料的市场效果。但凡关注这样的影片都是贴近生活、反映当下的现实生活，反映年轻人的喜怒哀乐，和当代的人的情感打通的。这也提醒了电影界，一味学习好莱坞也并不是中国电影的必由之路。好莱坞有过去好的传统，贴近时代、为民代言、针砭时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很多优秀的中国电影构成了过去中国电影的辉煌。但是今天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记录当下、表达当代有分量的艺术精品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少的。我个人觉得在全国人民都在享受电影作为娱乐权利和文化权益之时，对电影的管束还是太多，来自于方方面面的对电影的责难还是太多。我们经常讲要拍公安一定要有公安部的意见，涉及到外交，外交部的意见说不定会变成终极意见，拍民族题材有民族事务委员会，沾宗教有宗教局。我们以前经历过这样的例子，一部影片的出品、放映、热议都会变成公共文化事件，所以我觉得在电影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公众为电影提供一个更加宽松的社会环境，爱国产电影应该也算爱国。特别是面对好莱坞的不断进逼，市场被不断蚕食和退缩的情况下，中国电影虽然逆势而上，但是我们看到这回狼真的来了，不仅如此，我们周边已经也都是狼了，这是日本、韩国、香港已经对美国好莱坞开放市场的结果。电影人的努力付出是一个方面，最重要的是广大的观众，年轻的观众对国产电影的支持和追捧。取得这样的成绩很不容易，所以我们希望给电影更多的松绑，能够给电影提供更加宽松的创作和制作环境。

　　(中国文化报记者)

　　请问樊老师，您是如何实现敦煌文化遗产抢救性的保护和数字化可持续发展相结合？我们都知道敦煌地处西部，中青年科研人才和懂得遗产保护的高科技技术人才在敦煌如何“进得来”、“留得下”、“守得住”的？谢谢。

　　(全国政协委员 敦煌研究院院长 樊锦诗)

　　敦煌是举世瞩目的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其实保护文化遗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你刚才所说的数字保护和抢救性保护是保护里面的两个方面。敦煌研究院近七十年来，几代人以莫高窟为家、以保护为天职，长期把保护作为一个永恒的根本任务在做。从历程来说，应该说它经历了抢救性保护、科学保护、预防性保护和永久保护。你刚才所说的数字化保护也就是我们所追求的永久保护，因为文物都有很悠久的历史，刚才有人说新文物，这我也没听说过。文物都有很悠久的历史，起码有几十年到上百年了。像敦煌这样的遗产，短的有800年、长的有1600年，而且它又是非常脆弱的壁画和塑像。我们知道石头都容易风化，何况是脆弱的壁画和彩塑。我们把100年前和五六十年前的照片和现在相比都有很大的差距。所以敦煌这么漂亮、这么宝贵的文化遗产怎么能留下来？这是我们一直梦想的，现在有了数字技术，所以我们全国文化单位中首先提出数字保护。也就是用数字技术研究怎么把文化财产完整地保护下来，成为一个敦煌宝贵财产，经过不断的探讨尤其是高保真，颜色是逼真的、形象也是逼真的，这样整幅整幅做下来，为我们留存档案，为研究利用档案，为后世永存这份信息、为人类保存这份信息。所以我们称之为永久保护，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永久。一般文物保护有不同的保护法，有的是常规保护，但是经过监测它的变化非常大，而且正在不断变化，那就危险了，这样的文物就要抢救。抢救的办法很多，莫高窟崖体1700米多长，崖体有裂缝我们就要通过加固工程。壁画用传统手段、科技手段以及好的材料黏贴回去就是抢救保护。您说到的年轻人，我们任何事业要发展首先是人才，有人才就有一切，没有人才就什么都没有，光有金钱是不行的。敦煌地处边远，离兰州还有1100公里，过去很多人都不愿意去。这确实是非常珍贵的遗产，虽然工作很好，但是离家太远，条件也太差。现在我们为了发展敦煌的事业，特别注意培养人才，70年来我前面的两任院长包括我自己，正因为求人难，所以我们都想办法自己培养。简单来说就是感情留人、事业留人、待遇留人。我们老一辈对敦煌非常热爱，对她有着深深的感情，我们也对愿意到敦煌工作的人非常热情、非常爱护，同时也要为这些年轻人提供充分发挥才能的舞台，让他们来做课题，我们不给他们指派，他们自己做着有兴趣了也就不走了。还有就是待遇，尤其年轻人还有家、有老人、有孩子，因此我们在住房、津贴等方面都给年轻人创造了条件，所以现在有不少年轻人都愿意留在这里。同时我们还有一个做法就是培养，比如他大学毕业后我们让他念硕士甚至是博士甚至是送出去，津贴不给了工资还给，学费还由我们付，所以他也很受感动，也愿意回来。我们用这样的办法培养了许多的人。

　　(人民网记者)

　　我有两个问题想问张和平委员，张委员您好，有一种说法：国有文艺院团改革是“减人、减钱、甩包袱”，部分改革院团甚至有抵触情况。我们知道北京人艺通过改革让精品力作频出，您说过“真改革才有真出路”，您认为应该如何深入院团改革？北京人艺将迎来60华诞，会有哪些庆祝活动，能不能提前给我们透露一下？谢谢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人艺院长 张和平)

　　首先我想借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向全国人民60年来给予我们北京人艺各方面的支持与关爱表示感谢。我们的名字叫做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没有人民就什么都没有，人艺是一个有着悠久传统和文化积淀的艺术院团，文化体制改革是我们中央审时度势做出的一个重要战略部署。显然，作为国有艺术院团在这样一场变革中是一个重头戏。刚才我提到了人艺的历史积淀，同时她也因为在用人机制和分配机制等方面的弊端还存在着不少的问题，特别是在一个时期内，由于班子和队伍的不团结，没有与之地位相匹配的作品出现，所以也曾经一度被社会诟病为“一锅粥”。随着中央提出文化体制改革的战略部署之后，我们在中央和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从多个方面进行了机制改革。在2008年我们又提出：以机制改革为动力，以艺术生产为中心，落实“三个提倡”，实现“一个目标”这样的口号。在这样的工作思路当中，我们从五个方面进行了在用人和分配机制上的改革。2010年我们再次提出以机制改革为动力，在继承中发展，为建设世界一流的学者型剧院而努力奋斗。在刚才所说到的六个机制改革基础上又提出了从六个方面进行机制方面的改革，前后一共11个方面。由于这些机制方面改革的实施，全院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得到了空前的调动，可以说在社会上、影视界都成名立万的所有演员整建制地回归了舞台，全面承接了老一辈艺术家打下的江山，我们恢复了20多部经典剧目，包括《雷雨》、《茶馆》、《北京人》、《日出》等郭老、曹禺的所有剧目，我们拉开大幕就可以演。在继承的过程中我们也不断有所进取，这几年我们也推出了《窝头会馆》等原创剧目，特别值得一题的是《窝头会馆》票房达到2268万元。人艺是以出人出戏为宗旨的，票房不是决定一切的，而这些年通过改革的不断深入，从数字上也能进行了佐证，人艺多年来票房徘徊在1280万元左右，2008年达到1439万，2009年达到2767万，2010年达到3200万元，2011年3227万元，截至昨天，今年的票房已经达到1065万元，也就是前两个月的票房已经快赶上原来近一年的票房了，应该说这是机制改革的成果。所以这也证明了刚才记者提到的我曾经所说过的：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人艺建院60年以来在各方面有了一定的进展，今年人艺在6月12日将迎来建院60年的日子，我也披露一点今年重要的活动，我们将从10个方面纪念我们的院庆，6月12日也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建院60周年的纪念大会；另外人艺主要还是演出，人艺历史上有一个经典的一句话叫“拉开大幕才是真的”，今年将要在首都剧场舞台上演21部戏，包括《龙须沟》这部人艺60年前的开院大戏，年底以《全家福》收关，全年分四个板块：辉煌起点、永恒经典、他山之玉、走向经典这么四个板块，演出232场，这也是人艺历史上的第一次。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对于我们人艺来说是一个天大的事，就是在大家所知道的首都剧场的基础上，经过中央和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也通过我们不懈的努力，将要在原址的基础上向东移再建两座剧场，一个是650人的中剧场，还有一个350人的小剧场，再加上两百多个停车位，以及三个新的排练场，将建成真正意义上的北京国际戏剧艺术中心，这对于我们而言是非常鼓舞的事情了。同时这个剧场绝对不只是属于我们北京人艺的，应该是属于全国戏剧艺术事业的，我们也相信这个剧场将会起到更大的作用。今年我们在怀柔有一个20多亩的地建成一个北京人艺舞美创作基地，在那里将建两个各1000平方米的摄影棚，这也是我们改革的一个思路：舞台和影视之间搭建起一道桥梁能够相互借力，从而达到更好的效果。我们人艺的老院长有一句话：“骆驼坦步，龙马精神” ，我们也将用这样的姿态开创人艺更好的明天。谢谢。

　　(江苏卫视记者)

　　请问单霁翔委员，我们在两会采访中听到不少的代表委员在讨论中都有这样的担忧：中央提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目标，会不会在一些地区被曲解为文化的大运动或者是文化产业圈钱的行为？特别是一些历史文化遗产作为旅游资源被过度开发，您可否以故宫为例呢？我们今后将采取什么比较好的措施来平衡商业利益与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之间的关系？谢谢。您提到的这些问题应该说目前很多矛盾都在显现，关键是以什么样的文化思考和文化态度来对待文化遗产在今天社会中的突出作用。如果把文化遗产过于经济、过于功能地考虑，那就会使它真实的、永恒的价值受到影响。如果以文化作为对未来时代不可替代的资源来考虑的话就会更加慎重。对于故宫这样的遗产也会有同样的忧虑和期盼，刚才樊锦诗院长谈了很多文化遗产保护究竟为什么和究竟如何保护的问题，故宫也是，因为她是有着87年历史的博物馆，她更是有着将近600年历史的文化遗产，她是世界文化遗产又是世界著名的博物馆之一。对于她的思考就不能用短期的行为来衡量，而应该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考虑。她每走一步要走得实实在在，要走得扎扎实实。比如我根据故宫总体规划大纲所修订的故宫完全修缮后将扩大开放面积30%，也就是2020年要达到开放60%，这是经过批准的规划，但是究竟如何开放还需要我们的智慧来进行具体的考虑。比如如何消减日益增长的人流的压力。1949年故宫参观者100万，2002年故宫参观者达到700万，去年达到了1420万，我真不敢想象按照这个速度到2020年将会有多少参观者，我们只有一个故宫，我们要为所有来故宫参观的观众做好服务，但是我们要把故宫永恒地一直传给未来世代，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比如敦煌石窟刚才樊院长也面临人流和保护的压力，听了后我也很受启发。故宫也有一些空间，近年来经过修缮但是没有敢对外开放，为什么？比如像雨花阁，比如像倦勤斋，比如三希堂，大家知道三希堂很有名，但是只有七八平米，如果进去七八十人就被踏平了，她就没有未来了。樊院长所做的工作，对于珍稀的文化遗产能够传播给社会公众更多的文化信息，是一个很有前瞻性的思考。我们也把倦勤斋、雨花阁、三希堂做成了数字故宫的一部分，通过我们的大屏幕和观众自己的点击，自由游览这些不能进去的殿堂和场所。当然，更多的像红墙里面的办公室，在2016年将搬到紫禁城红墙以外的区域，希望能够把更多的空间让给观众，比如在不久将来能够实现的乾隆花园、慈宁宫花园、慈宁宫等都将做出预案，在开放和保护中找到平衡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近些年很多地方在发展文化以及文化设施建设时，热衷于一些过去历史上没有的比如仿唐一条街、仿宋一条街等等，这不是我们今天文化建设的方向。应该把更多的注意力和更多的投入放在真实的、亟待保护的那些列入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的真实文物上。这样才能使更多的文化遗产在当今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不能够把这些文化遗产只看作是被怜悯的保护，而应该把她们看作今天城市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积极力量。最近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吴良镛教授在2007年有一个鲜明的观点：积极保护、整体创造。我们国家文物行政部门也提出：要使当今文化遗产在现实生活中有尊严地存在，它应该是城市最值得骄傲的地方、最美丽的地方、最有尊严的地方。第二，文化遗产也要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对这一点原来还没有太多的信心，但是2008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本文化遗产蓝皮书上表示，今天国家对文化遗产每投入1产出是8.1，这就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应该说文化遗产也要通过它的保护成为时代的强者。第三，文化遗产保护成果一定要惠及民众，刚才记者谈到，一定要广大民众特别是当地民众享受到文化保护对现实生活带来的好处。只有广大群众从文化保护中得到利益才会倾心保护文化遗产，文化遗产也才能给广大民众带来更大得好处。谢谢。

　　(香港大公报记者)

　　冯主席经常提到文化自觉性，现在各地方政府经济自觉性比较强，但是文化自觉性比较差，请问如何提高地方政府的文化自觉性？第二个问题，各地区先破坏真文物再造假文物，当然这也拉动了GDP，但实际上文化遭到了破坏，怎样解决破坏真文物再造假文物的问题，谢谢。

　　(冯骥才)

　　刚才几位记者都谈到，我们最近提出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之后，的确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我们应该承认，就是有那么一种“跃进”的形势，也就是各地方一哄而起。各地方的积极回应是好的，我们需要这种回应，但是怎么做文化的事情是值得思考的。因为最终文化的本质是积淀而成的，刚才我说了文化强国的标准和目的，但这不是短时间就可以达到的，就像一个人一样，使一个人富裕起来是容易的，给一个人100万就富裕起来了，但是使一个人有文化、有气质是很难的。樊老师搞敦煌，敦煌从初唐到盛唐是有一个过程的，是一两代人才能达到的文化目标，所以这里面应该反省的两个问题：一是必须承认；二是政绩观的问题。你为谁做政绩，是一个良性的政绩观还是不良的政绩观？如果很好的事情落到不良的政绩观里一定会变味。比如申遗，我们当然要申，我是文化部非遗专家部主任，我们从十几年前开始全国性的拯救遗产，把我们56个民族的遗产一项项整理出来，现在已经建立了四级名录七千项，不可想象啊，我们国家一级的1300项，韩国人从1967年搞非遗到现在100多项，我们不跟他比数量，我们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我们文化板块丰富，气候多样，我们的历史长、复杂，所以我们创造的文化遗产一定是丰富的，但是我们的文化遗产因为一开始是不良政绩驱动的，那么文化遗产一旦申遗成功了之后就没人管了，实际文化遗产申遗成功了，保护才应该开始，因为你已经确定为国家的宝贵财富了，而如果当成政绩驱动那就没人管了。联合国对文化遗产是不让开发的，开发是做手术，文化遗产是极少数的跟产业相关的，包括有的地方说打造，我觉得这是非常野蛮的词。比如现在还有一个词我个人是不大赞成的，就是文化产品、艺术生产这个词，你说贾平凹创作了一部优秀的小说作品，你能改成贾平凹生产了一部优秀的文化产品吗？多荒谬啊。所以如果你是利益驱动的，那申遗最后一定会变味，很多地方的皮影已经不是用手了，而是用机器压了。有人问价值观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这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出来的，所谓的民族的价值观一定不能有“钱”这个字，一个只为钱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一个民族必须有精神。比如今天我跟文化部的领导同志提出：我建议把申遗的“申”字加一个宝盖变成“审遗”，我们有多少的遗产已经变味不再是遗产了，我们必须对我们的遗产认真负责，不能把变味的粗制滥造的东西留给我们的后代。所以我们要从价值观上反省，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文化自觉的问题。今年两会我的一个提案就是建议有关部门在选取主管文化的干部时要有文化考核这么一个制度，这就是一个取舍的制度，你取的是懂文化的人，他不见得是专家，他懂文化的规律、本质、性质和意义，他应该是有文化的，有文化的人不见得是学者，他有一定的修养，有文化的理解力，他应该是热爱文化的，不热爱文化的人怎么能把主管文化这个工作做好呢？我记得去年记者招待会我就提过，我建议报纸把文化版面和娱乐版面分开，这两个不能搁在一起，搁在一起的结果一定只有娱乐没有文化，泛娱乐化一定会出现。所以我觉得对干部的要求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一个干部决定了一个地区的文化品质、文化走向，也可以说是文化价值的取舍，因此，我觉得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最后，我认为文化建设应该从教育开始，从孩子开始，文化是心灵里面的事，对孩子的教育不仅是课本、课文，很多文化是需要感受的，文化教育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所以我们需要想更多的办法让孩子从小心灵里就有文化的情感和情怀，就热爱文化，我觉得这是建设文化强国的根本。所以我还建议教育界重新再考虑考虑美育的问题。

　　王健林

　　其实这个问题应该是问单局长的，真文物和假文物这两个问题是不可调和的，只能是保护真文物不能出假文物。但是中国有一句古话，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其实保护真文物的地方政府比打造假文物的地方政府多得多。像很多申遗砸了多少金钱换了两个牌子，只不过是保护的被宣传了。另外我想说一下冯老师说的中国的价值观里不能有“钱”，我对此不敢苟同，我认为中国现在不是钱太多，而是钱太少，如果说不能有钱，我这样的商人就没法活了。我觉得不是不应该有钱，而是有什么样的金钱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中国人应该更多地追求财富，人人都应该有钱，所以有钱也是好事。

　　(中央电视台农业节目记者)

　　我想请问冯骥才委员，曾经我们最有影响力的作品都是和农村题材相关的，像《暴风骤雨》。而现在优秀的作家像贾平凹、莫言等人的创作也离不开农村题材，但是当下农村题材的作品似乎很少有广泛影响力的，对此您怎么看？另外诗歌在我国乃至世界中的地位都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我们发现很多诗人难以靠单纯创作诗歌为生，很多都转投其他行业，比如去写小说、写剧本，您对这个现象应该怎么看？

　　(冯骥才)

　　诗人要靠写诗为生我觉得是很难的事，比如去年获诺贝尔奖的诗人一年才写了一首诗，靠那首诗按现在稿费计算说实话比民工还苦，那是不可能的事。但是你刚才所说的问题我觉得很对，我们的作家确实有一个和生活的关系问题，我们对这个时代、对土地和人们的命运是不是关切的问题。我倒是很佩服你刚才所说的几个作家，他们一直在生活的深处，我觉得这是作家的良心。我始终认为我们的艺术家、我们的作家应该面对我们的这个时代，所以我曾经提过一句话：艺术家要面对艺术、面对生活，背对市场、背对钱。这个钱的问题有时间我们再一起讨论，健林我也很佩服你，你是很有思想的企业家。我要想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现在是迅速的富了，但是迅速的富了以后我认为还是有两个问题要考虑的：包括怎么样才能实现共同富裕。我经常在下面跑，稿费真的是很少，下面去看了以后地方的情况确实很艰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富要富到哪去，这个问题我们也要思考。这位记者问的问题问到了我们作家的良心上了，我对这个题目也很感动，我也要和我的作家朋友们谈一下这个话题，我觉得我们的文学离我们的生活和时代远了，看看我们的电视剧、电影有多少是深刻洞悉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品，真正关切我们大地的灵魂、人民的命运的深刻作品的呢？这句话问到我们良心上了。谢谢你。

　　(深圳卫视记者)

　　我想请问冯骥才委员，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您刚才也谈到文化产业发展要走规模化、集约化和专业化的道路。深圳在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很注重探索新型的文化业态，走出了文化加科技、文化加创意、文化加旅游等新路子，那您认为文化产业作为现代产业来讲有哪些新的动向和趋势呢？另外，您刚才也谈到文化产业的发展，尤其是文化的发展特别需要积淀和沉淀，对于像深圳这样的新兴城市或者说是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来讲，发展文化产业作为支柱产业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呢？谢谢。

　　(冯骥才)

　　刚才我说到文化是需要积淀的，并不是讲文化产业。文化你刚才用一个词我很同意就是现代产业，是20世纪从美国大工业时代开始兴起的新兴产业，文化产业是大规模生产的经营性或者是服务性的行业，这个行业不是所有的文化都可以进入其中的，有很多精神性的东西，比如刚才所说的诗歌就永远进不了产业。精神性的东西正如刚才单院长所说既不能打造也不能生产，不是所有的文化都能成为产业。文化产业有一个特定的内容，我觉得它是一个现代的产业，既然是一个现代的产业我觉得总理用的词汇是非常讲究的。但是文化产业中文化的部分应该注意的问题我已经说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我和健林也是一致的，他讲到创意，实际上刚才我在这里写了一个创意的词，刚才我也想和他探讨。我觉得创意是很对的，我们现在文化产业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创意，有很多是虚的，很多就是为了圈钱，因为国家要大力搞产业，我们国家要大力发展我们的文化产业，毫无疑问，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国民经济支柱性的产业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个产业是需要有创作的，因为它战胜了文化，文化没有创造就没有持续的生命力，一个作家没有持续的作品这个作家的生命就完结了，你的产业没有创造性的内容、方法和新的技术你这个产业也发展不下去。所以我觉得产业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创意的问题。我们现在政府一提出来就要投入，这两个东西一结合最后做成了假大空的产业园，实际上里面没有任何内容，浪费了很多的钱财，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非常科学、理性地对待我们的文化产业，要有充分的专家论证才能把一个个产业真正做下去。

　　中国教育电视台、中国教育手机报、果实网记者：2012-3-8 16:23

　　请问尹力委员，我们2011年生产电影九百多部，数量和质量创了新高，但是适合教育类的作品很少见，像《钱学森》这样有深度的作品却缺乏和青年接触的渠道，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在校园建立影视院线是否可行？还有在当前我们的影视作品如何吸引少年的眼球？谢谢。

　　(尹力)

　　我过去就是从拍摄儿童作品开始的，《好爸爸、坏爸爸》和《我的九月》都是我早期的作品。现在市场化的电影市场中，儿童电影生存的空间越来越小，我们也不断地提出能否建立公益的儿童电影的放映，或者是建立校园的公益院线，从而提供更多的影片，因为确实每年虽然小观众看不到这样的电影，但是每年生产的儿童电影应该说是有相当数量的。在全世界范围内，中国每年生产的儿童电影也不在少数，关键是怎么让这样的影片直接面对它的受众，让小观众能够看到这样的电影。实践证明包括我们的动画片像《喜羊羊》连续几年取得了很高的票房，家长带着孩子共同走进影院成为了这类儿童电影的奇观。关键不是怎么样拍电影，除了观察和注意儿童现在的欣赏趣味的变化外，我相信宣传、营销能够更多地开拓现有的放映渠道，包括建立校园公益院线不乏是一个出路。

　　王胜洪

　　谢谢，记者会到此结束，谢谢各位委员、谢谢各位记者。

　　背景】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于3月8日15时在人民大会堂一楼新闻发布厅举行主题为“深化文体改革，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记者会，邀请全国政协委员冯骥才、王健林、单霁翔、尹力、樊锦诗围绕文化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同期】(主持人 王胜洪)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记者会现在开始。

　　今天是国际劳动妇女节，我谨代表大会秘书处向在座的女委员、女记者和女工作人员致以节日的问候。今天记者会的主题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去年，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深入研究我国文化建设的新形势、新要求，总结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丰富实践和宝贵经验，研究部署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大举措。会后，全国政协召开常委会学习贯彻会议精神，就推进社会主义文化改革发展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两会期间，政协委员们积极建言献策，又提出了许多有关文化的提案、大会发言。

　　今天我们邀请了六位全国政协委员围绕这个主题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现在开始提问。

　　(新华社记者)

　　冯委员您好，请问在您看来文化强国的内涵和标准是什么？如何实现？谢谢您。

　　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 冯骥才：2012-3-8 15:09

　　看来主持人对女记者的节日祝贺真的很真诚第一个选的就是女记者。

　　(冯骥才)

　　文化强国是这样的，六中全会提出文化强国非常必要，我们经济越来越强大，但是社会的文明是一件大事，社会文明离不开文化的建设，文化强国是一个目标而不是一个理想，文化强国必须有一个具体的内涵和标准。现在知识界正在积极讨论文化强国的标准是什么样的，我们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或者我们把国家建成什么样才能被称为文化强国。这里我谈一下我自己的看法，我们要说的是文化强国首先要有一个清晰的国家文化形象。从我国的历史文化来看这是非常清楚的，但关键是我们未来文化强国的文化形象应该是清晰的，因为我们是一个文化大国是毫无疑问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很骄傲，但是这是我们历史创造的。文化强国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未来、我们的追求，所以我觉得未来应该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国家文化强国的形象，应该有一个鲜明有力的为我们公民所自信的文化精神。第二个标准就是在文艺作品中，我们需要有一大批深入人心的时代经典创造出来，任何国家和民族在文化强盛时都有一大批作品支撑着。第三我们还要有一个真正能成为国民经济支柱的文化产业。我对文化产业有一个看法，我觉得对于产业来讲一定要追求经济收益的最大化。但做的既然是文化产业，文化本身是精神性的，这就是要担负文化责任，这就要担负传播真善美的责任，不能唯利是图。当然，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最后用了“三个化”我觉得也应该引起文艺界的注意：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第四就是我们的终极目的，我们的文化强国最后建成什么样，就涉及到文化的终极是什么，我觉得文化的终极是社会文明。所以在这里我特别想提一个概念的思辨，过去我们说经济社会，在改革开放之前一段时间我们政治社会说得太多了，而现在我们提的是经济社会。经济社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提法是说我们整个社会的血液活跃起来了，社会充满了活力。但我们经济发展到今天，我觉得文明更重要。我建议有关部门思考一下是不是应该提“文明社会”了，我觉得“文明社会”包容得更大，既有物质文明又有精神文明。因此，第四条标准就是我们要建成一个高素质的、文明的社会，我们全民是一种高素质的文明，拥有高素质的文化，在这种品质下我们才能成为一个文化强国。以上四点不是孤立的，而是彼此相互关系着的。

　　(中央电视台、中国网络电视台记者)

　　我知道王健林委员还兼任着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国家这两年鼓励民营企业在文化体制改革中发挥积极的作用，那您觉得当前民营企业遇到的“玻璃门”和“弹簧门”这一现象在文化领域是不是很集中呢？民营企业的优点包括敢于向前冲、机制灵活等等，这些优点在文化体制改革中是不是还很突出？谢谢。

　　)全国政协常委、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 王健林)

　　玻璃门、弹簧门是中国现在所存在的普遍现象，文明很难平等待遇。在文化领域主要是两方面：一是资金投向，包括国家财政的资金投向主要给了国有这些企业，民营企业的文化产业单位可能很难拿到国家的钱；二是在政策方面也不能平等，比如电影产业，无论是制作还是放映国有企业的占比都是少数，但是电影两张进出权分别给了两个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一张没有，这个问题去年我已经提了议案。第二，关于你所说的民营企业在文化产业方面有哪些优点或者说是优势。我觉得有两点：一是创新性强，敢闯，敢试，文化产业是创新产业，最重要的是创新，民营企业这一点比国有企业在敢闯、敢试方面是有优势的，民营企业本身就是从夹缝当中生存起来的；二是民营企业在机制方面更有优势，我举一个例子，万达与一个著名公司搞了一个合资演艺公司，我可以给一部分干股，国有企业方面可能很难实现。我觉得这两方面可能比较突出一些。谢谢。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广播网记者)

　　我的问题是提给单霁翔委员的，是关于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问题。我们知道现在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以及不同收入者之间都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那您认为在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方面现在还存在哪些困难？您认为有哪些举措可以解决这些问题？谢谢。您提的这个问题很好，确实也带有普遍性。我们今天强调文化设施也好、强调文化建设也好，确实要考虑到地区的差别。比如我接触得比较多的工作是博物馆领域和文化遗产保护。在博物馆领域普遍地实现对未成年人免费开放，在这基础上又实现了博物馆免费开展。实际上在西部，在甘肃博物馆遇到了一批大学生，他们非常认真地在博物馆里抄写着讲解的解说词，我很感动，我问他们你们经常来博物馆吗？他们说第一次，我说你们几年级了？他说三年级，我问他为什么三年级兰州博物馆才第一次来？他说兰州拉面三块钱，进一次博物馆就是我们十几天的早点，我们真舍不得跟家里要这个钱进博物馆。所以我想在西部地区以及老少边穷地区确实还有很多人在享受文化方面与东部地区以及大城市里面的人们是有差距的。因此，在制定博物馆免费开放的政策时，更多的考虑到的是西部地区，东部地区补助是20%，中部地区补助60%，而西部地区补助80%。比如甘肃、四川每个省博物馆免费开放的补助都达到了1.6亿到1.8亿，使大量的资金真正补到这些需要博物馆文化的人们身上。但我觉得我们今天应该把文化事业也看作民生事业。确实我们的医疗、住房、交通等是民生，但同样，文化也是民生，并且是更重要的民生。如果有这样的理念的话，那在文化的投入、文化设施享受的均等化方面也可能会有不同的思路。谢谢。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现在文化的繁荣发展不仅体现在文化的数量上，更体现在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质量上。但是我们看到，现在的文化市场正在进入一种泡沫化的状态，只有数量和规模的扩张，却没有质量的提升，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第二个问题想请问冯骥才委员，维修式拆迁在公众的监督下正在变成“新古迹”？谢谢。

　　(冯骥才)

　　刚才记者说新文物这个概念我头一次听说，文物从来没有新的，如果说是新的只能是假古董。中国有660个城市，在这30年我们急速的城市建设和现代化的冲击中，有很长一段时间急于想改变当时物质生活的困境，当然不可否认我们也缺乏文化自觉，所以我们出现了现在的情况，我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应该承认，这是我们的一个文化悲剧。我们把几百年、上千年形成的千姿万态的具有个性的城市都变成了千城一面，我们把这样的东西交给后代，后代只能说我们这一代无知，我们这一代人没文化。我们对城市的历史建筑有了教训，这些年来我们有了各界的呼吁，也有了国家的、知识界等各界的文化自觉，特别是媒体在这方面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但是建设性的破坏也一直存在着。尤其是最近维修性拆除，既有了破坏的现象，又有了破坏的借口，过去我们对历史建筑有一个很荒谬的错误的做法叫做整旧如新，因为我们并没有认识到城市历史遗产的重要性，因此有了这么一个错误的做法，后来我们对历史认识清楚了有一个整旧如旧。后来意大利的学者提出了一个想法，就是对梵蒂冈米开朗基罗的穹顶画还有对米兰达芬奇《最后的晚餐》的修复时有了一个词叫“整旧如初”，但是这个词在学术界也有了很长时间的争论，不同学派也有了不同的争论，学术界用一个概念是非常慎重的，一个有知识的、有文化的、知道什么是科学的国度每一个概念的出台都要经过非常慎重的推敲，尤其是对我们的文化遗产。因此，这个词汇的出现我觉得非常可怕，我想但愿这种野蛮的词汇再也不要在我们媒体当中出现。

　　(人民政协报记者)

　　我有两个关于电影的问题，首先我想问一下张和平委员，去年全国政协拍摄的一部电影《辛亥革命》据资料显示票房不错，但是有评论称现在国家的这种重大题材的电影日趋陷于模式化，请问您如何看待我们国家的重大题材电影实现观赏性、艺术性和思想性的统一？从而打开中国大片的市场。另外我想请问尹力委员对于中国电影的长期发展而言，有言论表示中国对电影的审查过于严格，您对此如何评价？谢谢。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人艺院长 张和平)

　　今年贾主席在全国政协的工作报告中点到了一部电影的名字，支持了电影《辛亥革命》的拍摄，在一个工作报告中能够点到一个电影的名字，是我们电影人的光荣。大家也都知道，随着WTO的进程，我们以后每年将有34部美国的所谓大片进驻市场，对于我们电影人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我觉得我们更有我们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我们必须坚守住我们的阵地。据我了解，《辛亥革命》这部影片是为了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这一重要历史事件所推出的影片，这部影片无论是编剧还是剧组的很多人都是我们的政协委员，这是我们政协委员的一种责任。据我了解，这部影片也获得了过亿的票房，作为一部弘扬主旋律的影片，这也是十分难得的。我有幸在我的电影历史上参与过《建国大业》、《建党伟业》的拍摄，也包括我曾经拍摄的《我和雷锋的日子》还有《张思德》等等影片，所有这些影片都得到了双丰收。坚守和自信是以我们的信仰为目的的，我们所有电影人都会有这样的意志：用我们的努力占领我们应该得到的阵地，谢谢。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 尹力)

　　我们知道关于电影审查这个问题不是新的问题，特别是中国电影这几年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我们经常用井喷式的增长形容快速发展的中国电影。我们知道电影审查不是一个新的话题，从电影诞生那一天起电影审查制度就跟各国的电影生产创作相伴而行。特别是在二三十年代好莱坞快速发展的时候，在经济低迷、失业率攀高，整个社会处于一种颓势的状态下，好莱坞却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相应电影的审查制度也就应运而生。关于审查实际上不是要不要审查的问题，而是用什么样的审查尺度来审查电影的问题。谈到中国的审查制度，我们都知道，按照国家的政策法规来规范电影从业人员对于题材、影片选材等相关方面的规范。但近几年来我们也看到，随着中国电影的快速发展，涉及方方面面的题材不断增加，每年在两会上电影界的政协委员也提出了很多关于电影的提案。其中一点我们谈到很多的是呼唤国家电影法的诞生，这个法本身实际上是让电影的摄制、生产、制作能够有法可依，而不是按短期政策、按一定变化了的法规或者由少数人对电影所理解了的好恶来评判。近几年电影一方面在快速发展，另一方面过度娱乐化的倾向也被观众诟病。去年一年很多投资非常巨大的影片在市场上纷纷折戟，很多过去大家认为大场面、明星阵容、大投资的影片没有取得相应的市场期待，但是相反一些小投入的电影却如黑马一般取得了出人意料的市场效果。但凡关注这样的影片都是贴近生活、反映当下的现实生活，反映年轻人的喜怒哀乐，和当代的人的情感打通的。这也提醒了电影界，一味学习好莱坞也并不是中国电影的必由之路。好莱坞有过去好的传统，贴近时代、为民代言、针砭时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很多优秀的中国电影构成了过去中国电影的辉煌。但是今天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记录当下、表达当代有分量的艺术精品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少的。我个人觉得在全国人民都在享受电影作为娱乐权利和文化权益之时，对电影的管束还是太多，来自于方方面面的对电影的责难还是太多。我们经常讲要拍公安一定要有公安部的意见，涉及到外交，外交部的意见说不定会变成终极意见，拍民族题材有民族事务委员会，沾宗教有宗教局。我们以前经历过这样的例子，一部影片的出品、放映、热议都会变成公共文化事件，所以我觉得在电影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公众为电影提供一个更加宽松的社会环境，爱国产电影应该也算爱国。特别是面对好莱坞的不断进逼，市场被不断蚕食和退缩的情况下，中国电影虽然逆势而上，但是我们看到这回狼真的来了，不仅如此，我们周边已经也都是狼了，这是日本、韩国、香港已经对美国好莱坞开放市场的结果。电影人的努力付出是一个方面，最重要的是广大的观众，年轻的观众对国产电影的支持和追捧。取得这样的成绩很不容易，所以我们希望给电影更多的松绑，能够给电影提供更加宽松的创作和制作环境。

　　(中国文化报记者)

　　请问樊老师，您是如何实现敦煌文化遗产抢救性的保护和数字化可持续发展相结合？我们都知道敦煌地处西部，中青年科研人才和懂得遗产保护的高科技技术人才在敦煌如何“进得来”、“留得下”、“守得住”的？谢谢。

　　(全国政协委员 敦煌研究院院长 樊锦诗)

　　敦煌是举世瞩目的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其实保护文化遗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你刚才所说的数字保护和抢救性保护是保护里面的两个方面。敦煌研究院近七十年来，几代人以莫高窟为家、以保护为天职，长期把保护作为一个永恒的根本任务在做。从历程来说，应该说它经历了抢救性保护、科学保护、预防性保护和永久保护。你刚才所说的数字化保护也就是我们所追求的永久保护，因为文物都有很悠久的历史，刚才有人说新文物，这我也没听说过。文物都有很悠久的历史，起码有几十年到上百年了。像敦煌这样的遗产，短的有800年、长的有1600年，而且它又是非常脆弱的壁画和塑像。我们知道石头都容易风化，何况是脆弱的壁画和彩塑。我们把100年前和五六十年前的照片和现在相比都有很大的差距。所以敦煌这么漂亮、这么宝贵的文化遗产怎么能留下来？这是我们一直梦想的，现在有了数字技术，所以我们全国文化单位中首先提出数字保护。也就是用数字技术研究怎么把文化财产完整地保护下来，成为一个敦煌宝贵财产，经过不断的探讨尤其是高保真，颜色是逼真的、形象也是逼真的，这样整幅整幅做下来，为我们留存档案，为研究利用档案，为后世永存这份信息、为人类保存这份信息。所以我们称之为永久保护，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永久。一般文物保护有不同的保护法，有的是常规保护，但是经过监测它的变化非常大，而且正在不断变化，那就危险了，这样的文物就要抢救。抢救的办法很多，莫高窟崖体1700米多长，崖体有裂缝我们就要通过加固工程。壁画用传统手段、科技手段以及好的材料黏贴回去就是抢救保护。您说到的年轻人，我们任何事业要发展首先是人才，有人才就有一切，没有人才就什么都没有，光有金钱是不行的。敦煌地处边远，离兰州还有1100公里，过去很多人都不愿意去。这确实是非常珍贵的遗产，虽然工作很好，但是离家太远，条件也太差。现在我们为了发展敦煌的事业，特别注意培养人才，70年来我前面的两任院长包括我自己，正因为求人难，所以我们都想办法自己培养。简单来说就是感情留人、事业留人、待遇留人。我们老一辈对敦煌非常热爱，对她有着深深的感情，我们也对愿意到敦煌工作的人非常热情、非常爱护，同时也要为这些年轻人提供充分发挥才能的舞台，让他们来做课题，我们不给他们指派，他们自己做着有兴趣了也就不走了。还有就是待遇，尤其年轻人还有家、有老人、有孩子，因此我们在住房、津贴等方面都给年轻人创造了条件，所以现在有不少年轻人都愿意留在这里。同时我们还有一个做法就是培养，比如他大学毕业后我们让他念硕士甚至是博士甚至是送出去，津贴不给了工资还给，学费还由我们付，所以他也很受感动，也愿意回来。我们用这样的办法培养了许多的人。

　　(人民网记者)

　　我有两个问题想问张和平委员，张委员您好，有一种说法：国有文艺院团改革是“减人、减钱、甩包袱”，部分改革院团甚至有抵触情况。我们知道北京人艺通过改革让精品力作频出，您说过“真改革才有真出路”，您认为应该如何深入院团改革？北京人艺将迎来60华诞，会有哪些庆祝活动，能不能提前给我们透露一下？谢谢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人艺院长 张和平)

　　首先我想借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向全国人民60年来给予我们北京人艺各方面的支持与关爱表示感谢。我们的名字叫做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没有人民就什么都没有，人艺是一个有着悠久传统和文化积淀的艺术院团，文化体制改革是我们中央审时度势做出的一个重要战略部署。显然，作为国有艺术院团在这样一场变革中是一个重头戏。刚才我提到了人艺的历史积淀，同时她也因为在用人机制和分配机制等方面的弊端还存在着不少的问题，特别是在一个时期内，由于班子和队伍的不团结，没有与之地位相匹配的作品出现，所以也曾经一度被社会诟病为“一锅粥”。随着中央提出文化体制改革的战略部署之后，我们在中央和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从多个方面进行了机制改革。在2008年我们又提出：以机制改革为动力，以艺术生产为中心，落实“三个提倡”，实现“一个目标”这样的口号。在这样的工作思路当中，我们从五个方面进行了在用人和分配机制上的改革。2010年我们再次提出以机制改革为动力，在继承中发展，为建设世界一流的学者型剧院而努力奋斗。在刚才所说到的六个机制改革基础上又提出了从六个方面进行机制方面的改革，前后一共11个方面。由于这些机制方面改革的实施，全院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得到了空前的调动，可以说在社会上、影视界都成名立万的所有演员整建制地回归了舞台，全面承接了老一辈艺术家打下的江山，我们恢复了20多部经典剧目，包括《雷雨》、《茶馆》、《北京人》、《日出》等郭老、曹禺的所有剧目，我们拉开大幕就可以演。在继承的过程中我们也不断有所进取，这几年我们也推出了《窝头会馆》等原创剧目，特别值得一题的是《窝头会馆》票房达到2268万元。人艺是以出人出戏为宗旨的，票房不是决定一切的，而这些年通过改革的不断深入，从数字上也能进行了佐证，人艺多年来票房徘徊在1280万元左右，2008年达到1439万，2009年达到2767万，2010年达到3200万元，2011年3227万元，截至昨天，今年的票房已经达到1065万元，也就是前两个月的票房已经快赶上原来近一年的票房了，应该说这是机制改革的成果。所以这也证明了刚才记者提到的我曾经所说过的：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人艺建院60年以来在各方面有了一定的进展，今年人艺在6月12日将迎来建院60年的日子，我也披露一点今年重要的活动，我们将从10个方面纪念我们的院庆，6月12日也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建院60周年的纪念大会；另外人艺主要还是演出，人艺历史上有一个经典的一句话叫“拉开大幕才是真的”，今年将要在首都剧场舞台上演21部戏，包括《龙须沟》这部人艺60年前的开院大戏，年底以《全家福》收关，全年分四个板块：辉煌起点、永恒经典、他山之玉、走向经典这么四个板块，演出232场，这也是人艺历史上的第一次。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对于我们人艺来说是一个天大的事，就是在大家所知道的首都剧场的基础上，经过中央和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也通过我们不懈的努力，将要在原址的基础上向东移再建两座剧场，一个是650人的中剧场，还有一个350人的小剧场，再加上两百多个停车位，以及三个新的排练场，将建成真正意义上的北京国际戏剧艺术中心，这对于我们而言是非常鼓舞的事情了。同时这个剧场绝对不只是属于我们北京人艺的，应该是属于全国戏剧艺术事业的，我们也相信这个剧场将会起到更大的作用。今年我们在怀柔有一个20多亩的地建成一个北京人艺舞美创作基地，在那里将建两个各1000平方米的摄影棚，这也是我们改革的一个思路：舞台和影视之间搭建起一道桥梁能够相互借力，从而达到更好的效果。我们人艺的老院长有一句话：“骆驼坦步，龙马精神” ，我们也将用这样的姿态开创人艺更好的明天。谢谢。

　　(江苏卫视记者)

　　请问单霁翔委员，我们在两会采访中听到不少的代表委员在讨论中都有这样的担忧：中央提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目标，会不会在一些地区被曲解为文化的大运动或者是文化产业圈钱的行为？特别是一些历史文化遗产作为旅游资源被过度开发，您可否以故宫为例呢？我们今后将采取什么比较好的措施来平衡商业利益与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之间的关系？谢谢。您提到的这些问题应该说目前很多矛盾都在显现，关键是以什么样的文化思考和文化态度来对待文化遗产在今天社会中的突出作用。如果把文化遗产过于经济、过于功能地考虑，那就会使它真实的、永恒的价值受到影响。如果以文化作为对未来时代不可替代的资源来考虑的话就会更加慎重。对于故宫这样的遗产也会有同样的忧虑和期盼，刚才樊锦诗院长谈了很多文化遗产保护究竟为什么和究竟如何保护的问题，故宫也是，因为她是有着87年历史的博物馆，她更是有着将近600年历史的文化遗产，她是世界文化遗产又是世界著名的博物馆之一。对于她的思考就不能用短期的行为来衡量，而应该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考虑。她每走一步要走得实实在在，要走得扎扎实实。比如我根据故宫总体规划大纲所修订的故宫完全修缮后将扩大开放面积30%，也就是2020年要达到开放60%，这是经过批准的规划，但是究竟如何开放还需要我们的智慧来进行具体的考虑。比如如何消减日益增长的人流的压力。1949年故宫参观者100万，2002年故宫参观者达到700万，去年达到了1420万，我真不敢想象按照这个速度到2020年将会有多少参观者，我们只有一个故宫，我们要为所有来故宫参观的观众做好服务，但是我们要把故宫永恒地一直传给未来世代，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比如敦煌石窟刚才樊院长也面临人流和保护的压力，听了后我也很受启发。故宫也有一些空间，近年来经过修缮但是没有敢对外开放，为什么？比如像雨花阁，比如像倦勤斋，比如三希堂，大家知道三希堂很有名，但是只有七八平米，如果进去七八十人就被踏平了，她就没有未来了。樊院长所做的工作，对于珍稀的文化遗产能够传播给社会公众更多的文化信息，是一个很有前瞻性的思考。我们也把倦勤斋、雨花阁、三希堂做成了数字故宫的一部分，通过我们的大屏幕和观众自己的点击，自由游览这些不能进去的殿堂和场所。当然，更多的像红墙里面的办公室，在2016年将搬到紫禁城红墙以外的区域，希望能够把更多的空间让给观众，比如在不久将来能够实现的乾隆花园、慈宁宫花园、慈宁宫等都将做出预案，在开放和保护中找到平衡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近些年很多地方在发展文化以及文化设施建设时，热衷于一些过去历史上没有的比如仿唐一条街、仿宋一条街等等，这不是我们今天文化建设的方向。应该把更多的注意力和更多的投入放在真实的、亟待保护的那些列入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的真实文物上。这样才能使更多的文化遗产在当今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不能够把这些文化遗产只看作是被怜悯的保护，而应该把她们看作今天城市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积极力量。最近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吴良镛教授在2007年有一个鲜明的观点：积极保护、整体创造。我们国家文物行政部门也提出：要使当今文化遗产在现实生活中有尊严地存在，它应该是城市最值得骄傲的地方、最美丽的地方、最有尊严的地方。第二，文化遗产也要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对这一点原来还没有太多的信心，但是2008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本文化遗产蓝皮书上表示，今天国家对文化遗产每投入1产出是8.1，这就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应该说文化遗产也要通过它的保护成为时代的强者。第三，文化遗产保护成果一定要惠及民众，刚才记者谈到，一定要广大民众特别是当地民众享受到文化保护对现实生活带来的好处。只有广大群众从文化保护中得到利益才会倾心保护文化遗产，文化遗产也才能给广大民众带来更大得好处。谢谢。

　　(香港大公报记者)

　　冯主席经常提到文化自觉性，现在各地方政府经济自觉性比较强，但是文化自觉性比较差，请问如何提高地方政府的文化自觉性？第二个问题，各地区先破坏真文物再造假文物，当然这也拉动了GDP，但实际上文化遭到了破坏，怎样解决破坏真文物再造假文物的问题，谢谢。

　　(冯骥才)

　　刚才几位记者都谈到，我们最近提出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之后，的确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我们应该承认，就是有那么一种“跃进”的形势，也就是各地方一哄而起。各地方的积极回应是好的，我们需要这种回应，但是怎么做文化的事情是值得思考的。因为最终文化的本质是积淀而成的，刚才我说了文化强国的标准和目的，但这不是短时间就可以达到的，就像一个人一样，使一个人富裕起来是容易的，给一个人100万就富裕起来了，但是使一个人有文化、有气质是很难的。樊老师搞敦煌，敦煌从初唐到盛唐是有一个过程的，是一两代人才能达到的文化目标，所以这里面应该反省的两个问题：一是必须承认；二是政绩观的问题。你为谁做政绩，是一个良性的政绩观还是不良的政绩观？如果很好的事情落到不良的政绩观里一定会变味。比如申遗，我们当然要申，我是文化部非遗专家部主任，我们从十几年前开始全国性的拯救遗产，把我们56个民族的遗产一项项整理出来，现在已经建立了四级名录七千项，不可想象啊，我们国家一级的1300项，韩国人从1967年搞非遗到现在100多项，我们不跟他比数量，我们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我们文化板块丰富，气候多样，我们的历史长、复杂，所以我们创造的文化遗产一定是丰富的，但是我们的文化遗产因为一开始是不良政绩驱动的，那么文化遗产一旦申遗成功了之后就没人管了，实际文化遗产申遗成功了，保护才应该开始，因为你已经确定为国家的宝贵财富了，而如果当成政绩驱动那就没人管了。联合国对文化遗产是不让开发的，开发是做手术，文化遗产是极少数的跟产业相关的，包括有的地方说打造，我觉得这是非常野蛮的词。比如现在还有一个词我个人是不大赞成的，就是文化产品、艺术生产这个词，你说贾平凹创作了一部优秀的小说作品，你能改成贾平凹生产了一部优秀的文化产品吗？多荒谬啊。所以如果你是利益驱动的，那申遗最后一定会变味，很多地方的皮影已经不是用手了，而是用机器压了。有人问价值观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这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出来的，所谓的民族的价值观一定不能有“钱”这个字，一个只为钱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一个民族必须有精神。比如今天我跟文化部的领导同志提出：我建议把申遗的“申”字加一个宝盖变成“审遗”，我们有多少的遗产已经变味不再是遗产了，我们必须对我们的遗产认真负责，不能把变味的粗制滥造的东西留给我们的后代。所以我们要从价值观上反省，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文化自觉的问题。今年两会我的一个提案就是建议有关部门在选取主管文化的干部时要有文化考核这么一个制度，这就是一个取舍的制度，你取的是懂文化的人，他不见得是专家，他懂文化的规律、本质、性质和意义，他应该是有文化的，有文化的人不见得是学者，他有一定的修养，有文化的理解力，他应该是热爱文化的，不热爱文化的人怎么能把主管文化这个工作做好呢？我记得去年记者招待会我就提过，我建议报纸把文化版面和娱乐版面分开，这两个不能搁在一起，搁在一起的结果一定只有娱乐没有文化，泛娱乐化一定会出现。所以我觉得对干部的要求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一个干部决定了一个地区的文化品质、文化走向，也可以说是文化价值的取舍，因此，我觉得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最后，我认为文化建设应该从教育开始，从孩子开始，文化是心灵里面的事，对孩子的教育不仅是课本、课文，很多文化是需要感受的，文化教育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所以我们需要想更多的办法让孩子从小心灵里就有文化的情感和情怀，就热爱文化，我觉得这是建设文化强国的根本。所以我还建议教育界重新再考虑考虑美育的问题。

　　王健林

　　其实这个问题应该是问单局长的，真文物和假文物这两个问题是不可调和的，只能是保护真文物不能出假文物。但是中国有一句古话，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其实保护真文物的地方政府比打造假文物的地方政府多得多。像很多申遗砸了多少金钱换了两个牌子，只不过是保护的被宣传了。另外我想说一下冯老师说的中国的价值观里不能有“钱”，我对此不敢苟同，我认为中国现在不是钱太多，而是钱太少，如果说不能有钱，我这样的商人就没法活了。我觉得不是不应该有钱，而是有什么样的金钱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中国人应该更多地追求财富，人人都应该有钱，所以有钱也是好事。

　　(中央电视台农业节目记者)

　　我想请问冯骥才委员，曾经我们最有影响力的作品都是和农村题材相关的，像《暴风骤雨》。而现在优秀的作家像贾平凹、莫言等人的创作也离不开农村题材，但是当下农村题材的作品似乎很少有广泛影响力的，对此您怎么看？另外诗歌在我国乃至世界中的地位都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我们发现很多诗人难以靠单纯创作诗歌为生，很多都转投其他行业，比如去写小说、写剧本，您对这个现象应该怎么看？

　　(冯骥才)

　　诗人要靠写诗为生我觉得是很难的事，比如去年获诺贝尔奖的诗人一年才写了一首诗，靠那首诗按现在稿费计算说实话比民工还苦，那是不可能的事。但是你刚才所说的问题我觉得很对，我们的作家确实有一个和生活的关系问题，我们对这个时代、对土地和人们的命运是不是关切的问题。我倒是很佩服你刚才所说的几个作家，他们一直在生活的深处，我觉得这是作家的良心。我始终认为我们的艺术家、我们的作家应该面对我们的这个时代，所以我曾经提过一句话：艺术家要面对艺术、面对生活，背对市场、背对钱。这个钱的问题有时间我们再一起讨论，健林我也很佩服你，你是很有思想的企业家。我要想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现在是迅速的富了，但是迅速的富了以后我认为还是有两个问题要考虑的：包括怎么样才能实现共同富裕。我经常在下面跑，稿费真的是很少，下面去看了以后地方的情况确实很艰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富要富到哪去，这个问题我们也要思考。这位记者问的问题问到了我们作家的良心上了，我对这个题目也很感动，我也要和我的作家朋友们谈一下这个话题，我觉得我们的文学离我们的生活和时代远了，看看我们的电视剧、电影有多少是深刻洞悉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品，真正关切我们大地的灵魂、人民的命运的深刻作品的呢？这句话问到我们良心上了。谢谢你。

　　(深圳卫视记者)

　　我想请问冯骥才委员，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您刚才也谈到文化产业发展要走规模化、集约化和专业化的道路。深圳在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很注重探索新型的文化业态，走出了文化加科技、文化加创意、文化加旅游等新路子，那您认为文化产业作为现代产业来讲有哪些新的动向和趋势呢？另外，您刚才也谈到文化产业的发展，尤其是文化的发展特别需要积淀和沉淀，对于像深圳这样的新兴城市或者说是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来讲，发展文化产业作为支柱产业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呢？谢谢。

　　(冯骥才)

　　刚才我说到文化是需要积淀的，并不是讲文化产业。文化你刚才用一个词我很同意就是现代产业，是20世纪从美国大工业时代开始兴起的新兴产业，文化产业是大规模生产的经营性或者是服务性的行业，这个行业不是所有的文化都可以进入其中的，有很多精神性的东西，比如刚才所说的诗歌就永远进不了产业。精神性的东西正如刚才单院长所说既不能打造也不能生产，不是所有的文化都能成为产业。文化产业有一个特定的内容，我觉得它是一个现代的产业，既然是一个现代的产业我觉得总理用的词汇是非常讲究的。但是文化产业中文化的部分应该注意的问题我已经说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我和健林也是一致的，他讲到创意，实际上刚才我在这里写了一个创意的词，刚才我也想和他探讨。我觉得创意是很对的，我们现在文化产业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创意，有很多是虚的，很多就是为了圈钱，因为国家要大力搞产业，我们国家要大力发展我们的文化产业，毫无疑问，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国民经济支柱性的产业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个产业是需要有创作的，因为它战胜了文化，文化没有创造就没有持续的生命力，一个作家没有持续的作品这个作家的生命就完结了，你的产业没有创造性的内容、方法和新的技术你这个产业也发展不下去。所以我觉得产业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创意的问题。我们现在政府一提出来就要投入，这两个东西一结合最后做成了假大空的产业园，实际上里面没有任何内容，浪费了很多的钱财，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非常科学、理性地对待我们的文化产业，要有充分的专家论证才能把一个个产业真正做下去。

　　中国教育电视台、中国教育手机报、果实网记者：2012-3-8 16:23

　　请问尹力委员，我们2011年生产电影九百多部，数量和质量创了新高，但是适合教育类的作品很少见，像《钱学森》这样有深度的作品却缺乏和青年接触的渠道，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在校园建立影视院线是否可行？还有在当前我们的影视作品如何吸引少年的眼球？谢谢。

　　(尹力)

　　我过去就是从拍摄儿童作品开始的，《好爸爸、坏爸爸》和《我的九月》都是我早期的作品。现在市场化的电影市场中，儿童电影生存的空间越来越小，我们也不断地提出能否建立公益的儿童电影的放映，或者是建立校园的公益院线，从而提供更多的影片，因为确实每年虽然小观众看不到这样的电影，但是每年生产的儿童电影应该说是有相当数量的。在全世界范围内，中国每年生产的儿童电影也不在少数，关键是怎么让这样的影片直接面对它的受众，让小观众能够看到这样的电影。实践证明包括我们的动画片像《喜羊羊》连续几年取得了很高的票房，家长带着孩子共同走进影院成为了这类儿童电影的奇观。关键不是怎么样拍电影，除了观察和注意儿童现在的欣赏趣味的变化外，我相信宣传、营销能够更多地开拓现有的放映渠道，包括建立校园公益院线不乏是一个出路。

　　王胜洪

　　谢谢，记者会到此结束，谢谢各位委员、谢谢各位记者。

　　【背景】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于3月8日15时在人民大会堂一楼新闻发布厅举行主题为“深化文体改革，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记者会，邀请全国政协委员冯骥才、王健林、单霁翔、尹力、樊锦诗围绕文化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同期】(主持人 王胜洪)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记者会现在开始。

　　今天是国际劳动妇女节，我谨代表大会秘书处向在座的女委员、女记者和女工作人员致以节日的问候。今天记者会的主题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去年，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深入研究我国文化建设的新形势、新要求，总结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丰富实践和宝贵经验，研究部署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大举措。会后，全国政协召开常委会学习贯彻会议精神，就推进社会主义文化改革发展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两会期间，政协委员们积极建言献策，又提出了许多有关文化的提案、大会发言。

　　今天我们邀请了六位全国政协委员围绕这个主题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现在开始提问。

　　(新华社记者)

　　冯委员您好，请问在您看来文化强国的内涵和标准是什么？如何实现？谢谢您。

　　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 冯骥才：2012-3-8 15:09

　　看来主持人对女记者的节日祝贺真的很真诚第一个选的就是女记者。

　　(冯骥才)

　　文化强国是这样的，六中全会提出文化强国非常必要，我们经济越来越强大，但是社会的文明是一件大事，社会文明离不开文化的建设，文化强国是一个目标而不是一个理想，文化强国必须有一个具体的内涵和标准。现在知识界正在积极讨论文化强国的标准是什么样的，我们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或者我们把国家建成什么样才能被称为文化强国。这里我谈一下我自己的看法，我们要说的是文化强国首先要有一个清晰的国家文化形象。从我国的历史文化来看这是非常清楚的，但关键是我们未来文化强国的文化形象应该是清晰的，因为我们是一个文化大国是毫无疑问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很骄傲，但是这是我们历史创造的。文化强国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未来、我们的追求，所以我觉得未来应该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国家文化强国的形象，应该有一个鲜明有力的为我们公民所自信的文化精神。第二个标准就是在文艺作品中，我们需要有一大批深入人心的时代经典创造出来，任何国家和民族在文化强盛时都有一大批作品支撑着。第三我们还要有一个真正能成为国民经济支柱的文化产业。我对文化产业有一个看法，我觉得对于产业来讲一定要追求经济收益的最大化。但做的既然是文化产业，文化本身是精神性的，这就是要担负文化责任，这就要担负传播真善美的责任，不能唯利是图。当然，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最后用了“三个化”我觉得也应该引起文艺界的注意：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第四就是我们的终极目的，我们的文化强国最后建成什么样，就涉及到文化的终极是什么，我觉得文化的终极是社会文明。所以在这里我特别想提一个概念的思辨，过去我们说经济社会，在改革开放之前一段时间我们政治社会说得太多了，而现在我们提的是经济社会。经济社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提法是说我们整个社会的血液活跃起来了，社会充满了活力。但我们经济发展到今天，我觉得文明更重要。我建议有关部门思考一下是不是应该提“文明社会”了，我觉得“文明社会”包容得更大，既有物质文明又有精神文明。因此，第四条标准就是我们要建成一个高素质的、文明的社会，我们全民是一种高素质的文明，拥有高素质的文化，在这种品质下我们才能成为一个文化强国。以上四点不是孤立的，而是彼此相互关系着的。

　　(中央电视台、中国网络电视台记者)

　　我知道王健林委员还兼任着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国家这两年鼓励民营企业在文化体制改革中发挥积极的作用，那您觉得当前民营企业遇到的“玻璃门”和“弹簧门”这一现象在文化领域是不是很集中呢？民营企业的优点包括敢于向前冲、机制灵活等等，这些优点在文化体制改革中是不是还很突出？谢谢。

　　)全国政协常委、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 王健林)

　　玻璃门、弹簧门是中国现在所存在的普遍现象，文明很难平等待遇。在文化领域主要是两方面：一是资金投向，包括国家财政的资金投向主要给了国有这些企业，民营企业的文化产业单位可能很难拿到国家的钱；二是在政策方面也不能平等，比如电影产业，无论是制作还是放映国有企业的占比都是少数，但是电影两张进出权分别给了两个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一张没有，这个问题去年我已经提了议案。第二，关于你所说的民营企业在文化产业方面有哪些优点或者说是优势。我觉得有两点：一是创新性强，敢闯，敢试，文化产业是创新产业，最重要的是创新，民营企业这一点比国有企业在敢闯、敢试方面是有优势的，民营企业本身就是从夹缝当中生存起来的；二是民营企业在机制方面更有优势，我举一个例子，万达与一个著名公司搞了一个合资演艺公司，我可以给一部分干股，国有企业方面可能很难实现。我觉得这两方面可能比较突出一些。谢谢。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广播网记者)

　　我的问题是提给单霁翔委员的，是关于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问题。我们知道现在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以及不同收入者之间都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那您认为在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方面现在还存在哪些困难？您认为有哪些举措可以解决这些问题？谢谢。您提的这个问题很好，确实也带有普遍性。我们今天强调文化设施也好、强调文化建设也好，确实要考虑到地区的差别。比如我接触得比较多的工作是博物馆领域和文化遗产保护。在博物馆领域普遍地实现对未成年人免费开放，在这基础上又实现了博物馆免费开展。实际上在西部，在甘肃博物馆遇到了一批大学生，他们非常认真地在博物馆里抄写着讲解的解说词，我很感动，我问他们你们经常来博物馆吗？他们说第一次，我说你们几年级了？他说三年级，我问他为什么三年级兰州博物馆才第一次来？他说兰州拉面三块钱，进一次博物馆就是我们十几天的早点，我们真舍不得跟家里要这个钱进博物馆。所以我想在西部地区以及老少边穷地区确实还有很多人在享受文化方面与东部地区以及大城市里面的人们是有差距的。因此，在制定博物馆免费开放的政策时，更多的考虑到的是西部地区，东部地区补助是20%，中部地区补助60%，而西部地区补助80%。比如甘肃、四川每个省博物馆免费开放的补助都达到了1.6亿到1.8亿，使大量的资金真正补到这些需要博物馆文化的人们身上。但我觉得我们今天应该把文化事业也看作民生事业。确实我们的医疗、住房、交通等是民生，但同样，文化也是民生，并且是更重要的民生。如果有这样的理念的话，那在文化的投入、文化设施享受的均等化方面也可能会有不同的思路。谢谢。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现在文化的繁荣发展不仅体现在文化的数量上，更体现在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质量上。但是我们看到，现在的文化市场正在进入一种泡沫化的状态，只有数量和规模的扩张，却没有质量的提升，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第二个问题想请问冯骥才委员，维修式拆迁在公众的监督下正在变成“新古迹”？谢谢。

　　(冯骥才)

　　刚才记者说新文物这个概念我头一次听说，文物从来没有新的，如果说是新的只能是假古董。中国有660个城市，在这30年我们急速的城市建设和现代化的冲击中，有很长一段时间急于想改变当时物质生活的困境，当然不可否认我们也缺乏文化自觉，所以我们出现了现在的情况，我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应该承认，这是我们的一个文化悲剧。我们把几百年、上千年形成的千姿万态的具有个性的城市都变成了千城一面，我们把这样的东西交给后代，后代只能说我们这一代无知，我们这一代人没文化。我们对城市的历史建筑有了教训，这些年来我们有了各界的呼吁，也有了国家的、知识界等各界的文化自觉，特别是媒体在这方面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但是建设性的破坏也一直存在着。尤其是最近维修性拆除，既有了破坏的现象，又有了破坏的借口，过去我们对历史建筑有一个很荒谬的错误的做法叫做整旧如新，因为我们并没有认识到城市历史遗产的重要性，因此有了这么一个错误的做法，后来我们对历史认识清楚了有一个整旧如旧。后来意大利的学者提出了一个想法，就是对梵蒂冈米开朗基罗的穹顶画还有对米兰达芬奇《最后的晚餐》的修复时有了一个词叫“整旧如初”，但是这个词在学术界也有了很长时间的争论，不同学派也有了不同的争论，学术界用一个概念是非常慎重的，一个有知识的、有文化的、知道什么是科学的国度每一个概念的出台都要经过非常慎重的推敲，尤其是对我们的文化遗产。因此，这个词汇的出现我觉得非常可怕，我想但愿这种野蛮的词汇再也不要在我们媒体当中出现。

　　(人民政协报记者)

　　我有两个关于电影的问题，首先我想问一下张和平委员，去年全国政协拍摄的一部电影《辛亥革命》据资料显示票房不错，但是有评论称现在国家的这种重大题材的电影日趋陷于模式化，请问您如何看待我们国家的重大题材电影实现观赏性、艺术性和思想性的统一？从而打开中国大片的市场。另外我想请问尹力委员对于中国电影的长期发展而言，有言论表示中国对电影的审查过于严格，您对此如何评价？谢谢。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人艺院长 张和平)

　　今年贾主席在全国政协的工作报告中点到了一部电影的名字，支持了电影《辛亥革命》的拍摄，在一个工作报告中能够点到一个电影的名字，是我们电影人的光荣。大家也都知道，随着WTO的进程，我们以后每年将有34部美国的所谓大片进驻市场，对于我们电影人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我觉得我们更有我们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我们必须坚守住我们的阵地。据我了解，《辛亥革命》这部影片是为了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这一重要历史事件所推出的影片，这部影片无论是编剧还是剧组的很多人都是我们的政协委员，这是我们政协委员的一种责任。据我了解，这部影片也获得了过亿的票房，作为一部弘扬主旋律的影片，这也是十分难得的。我有幸在我的电影历史上参与过《建国大业》、《建党伟业》的拍摄，也包括我曾经拍摄的《我和雷锋的日子》还有《张思德》等等影片，所有这些影片都得到了双丰收。坚守和自信是以我们的信仰为目的的，我们所有电影人都会有这样的意志：用我们的努力占领我们应该得到的阵地，谢谢。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 尹力)

　　我们知道关于电影审查这个问题不是新的问题，特别是中国电影这几年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我们经常用井喷式的增长形容快速发展的中国电影。我们知道电影审查不是一个新的话题，从电影诞生那一天起电影审查制度就跟各国的电影生产创作相伴而行。特别是在二三十年代好莱坞快速发展的时候，在经济低迷、失业率攀高，整个社会处于一种颓势的状态下，好莱坞却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相应电影的审查制度也就应运而生。关于审查实际上不是要不要审查的问题，而是用什么样的审查尺度来审查电影的问题。谈到中国的审查制度，我们都知道，按照国家的政策法规来规范电影从业人员对于题材、影片选材等相关方面的规范。但近几年来我们也看到，随着中国电影的快速发展，涉及方方面面的题材不断增加，每年在两会上电影界的政协委员也提出了很多关于电影的提案。其中一点我们谈到很多的是呼唤国家电影法的诞生，这个法本身实际上是让电影的摄制、生产、制作能够有法可依，而不是按短期政策、按一定变化了的法规或者由少数人对电影所理解了的好恶来评判。近几年电影一方面在快速发展，另一方面过度娱乐化的倾向也被观众诟病。去年一年很多投资非常巨大的影片在市场上纷纷折戟，很多过去大家认为大场面、明星阵容、大投资的影片没有取得相应的市场期待，但是相反一些小投入的电影却如黑马一般取得了出人意料的市场效果。但凡关注这样的影片都是贴近生活、反映当下的现实生活，反映年轻人的喜怒哀乐，和当代的人的情感打通的。这也提醒了电影界，一味学习好莱坞也并不是中国电影的必由之路。好莱坞有过去好的传统，贴近时代、为民代言、针砭时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很多优秀的中国电影构成了过去中国电影的辉煌。但是今天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记录当下、表达当代有分量的艺术精品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少的。我个人觉得在全国人民都在享受电影作为娱乐权利和文化权益之时，对电影的管束还是太多，来自于方方面面的对电影的责难还是太多。我们经常讲要拍公安一定要有公安部的意见，涉及到外交，外交部的意见说不定会变成终极意见，拍民族题材有民族事务委员会，沾宗教有宗教局。我们以前经历过这样的例子，一部影片的出品、放映、热议都会变成公共文化事件，所以我觉得在电影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公众为电影提供一个更加宽松的社会环境，爱国产电影应该也算爱国。特别是面对好莱坞的不断进逼，市场被不断蚕食和退缩的情况下，中国电影虽然逆势而上，但是我们看到这回狼真的来了，不仅如此，我们周边已经也都是狼了，这是日本、韩国、香港已经对美国好莱坞开放市场的结果。电影人的努力付出是一个方面，最重要的是广大的观众，年轻的观众对国产电影的支持和追捧。取得这样的成绩很不容易，所以我们希望给电影更多的松绑，能够给电影提供更加宽松的创作和制作环境。

　　(中国文化报记者)

　　请问樊老师，您是如何实现敦煌文化遗产抢救性的保护和数字化可持续发展相结合？我们都知道敦煌地处西部，中青年科研人才和懂得遗产保护的高科技技术人才在敦煌如何“进得来”、“留得下”、“守得住”的？谢谢。

　　(全国政协委员 敦煌研究院院长 樊锦诗)

　　敦煌是举世瞩目的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其实保护文化遗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你刚才所说的数字保护和抢救性保护是保护里面的两个方面。敦煌研究院近七十年来，几代人以莫高窟为家、以保护为天职，长期把保护作为一个永恒的根本任务在做。从历程来说，应该说它经历了抢救性保护、科学保护、预防性保护和永久保护。你刚才所说的数字化保护也就是我们所追求的永久保护，因为文物都有很悠久的历史，刚才有人说新文物，这我也没听说过。文物都有很悠久的历史，起码有几十年到上百年了。像敦煌这样的遗产，短的有800年、长的有1600年，而且它又是非常脆弱的壁画和塑像。我们知道石头都容易风化，何况是脆弱的壁画和彩塑。我们把100年前和五六十年前的照片和现在相比都有很大的差距。所以敦煌这么漂亮、这么宝贵的文化遗产怎么能留下来？这是我们一直梦想的，现在有了数字技术，所以我们全国文化单位中首先提出数字保护。也就是用数字技术研究怎么把文化财产完整地保护下来，成为一个敦煌宝贵财产，经过不断的探讨尤其是高保真，颜色是逼真的、形象也是逼真的，这样整幅整幅做下来，为我们留存档案，为研究利用档案，为后世永存这份信息、为人类保存这份信息。所以我们称之为永久保护，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永久。一般文物保护有不同的保护法，有的是常规保护，但是经过监测它的变化非常大，而且正在不断变化，那就危险了，这样的文物就要抢救。抢救的办法很多，莫高窟崖体1700米多长，崖体有裂缝我们就要通过加固工程。壁画用传统手段、科技手段以及好的材料黏贴回去就是抢救保护。您说到的年轻人，我们任何事业要发展首先是人才，有人才就有一切，没有人才就什么都没有，光有金钱是不行的。敦煌地处边远，离兰州还有1100公里，过去很多人都不愿意去。这确实是非常珍贵的遗产，虽然工作很好，但是离家太远，条件也太差。现在我们为了发展敦煌的事业，特别注意培养人才，70年来我前面的两任院长包括我自己，正因为求人难，所以我们都想办法自己培养。简单来说就是感情留人、事业留人、待遇留人。我们老一辈对敦煌非常热爱，对她有着深深的感情，我们也对愿意到敦煌工作的人非常热情、非常爱护，同时也要为这些年轻人提供充分发挥才能的舞台，让他们来做课题，我们不给他们指派，他们自己做着有兴趣了也就不走了。还有就是待遇，尤其年轻人还有家、有老人、有孩子，因此我们在住房、津贴等方面都给年轻人创造了条件，所以现在有不少年轻人都愿意留在这里。同时我们还有一个做法就是培养，比如他大学毕业后我们让他念硕士甚至是博士甚至是送出去，津贴不给了工资还给，学费还由我们付，所以他也很受感动，也愿意回来。我们用这样的办法培养了许多的人。

　　(人民网记者)

　　我有两个问题想问张和平委员，张委员您好，有一种说法：国有文艺院团改革是“减人、减钱、甩包袱”，部分改革院团甚至有抵触情况。我们知道北京人艺通过改革让精品力作频出，您说过“真改革才有真出路”，您认为应该如何深入院团改革？北京人艺将迎来60华诞，会有哪些庆祝活动，能不能提前给我们透露一下？谢谢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人艺院长 张和平)

　　首先我想借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向全国人民60年来给予我们北京人艺各方面的支持与关爱表示感谢。我们的名字叫做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没有人民就什么都没有，人艺是一个有着悠久传统和文化积淀的艺术院团，文化体制改革是我们中央审时度势做出的一个重要战略部署。显然，作为国有艺术院团在这样一场变革中是一个重头戏。刚才我提到了人艺的历史积淀，同时她也因为在用人机制和分配机制等方面的弊端还存在着不少的问题，特别是在一个时期内，由于班子和队伍的不团结，没有与之地位相匹配的作品出现，所以也曾经一度被社会诟病为“一锅粥”。随着中央提出文化体制改革的战略部署之后，我们在中央和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从多个方面进行了机制改革。在2008年我们又提出：以机制改革为动力，以艺术生产为中心，落实“三个提倡”，实现“一个目标”这样的口号。在这样的工作思路当中，我们从五个方面进行了在用人和分配机制上的改革。2010年我们再次提出以机制改革为动力，在继承中发展，为建设世界一流的学者型剧院而努力奋斗。在刚才所说到的六个机制改革基础上又提出了从六个方面进行机制方面的改革，前后一共11个方面。由于这些机制方面改革的实施，全院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得到了空前的调动，可以说在社会上、影视界都成名立万的所有演员整建制地回归了舞台，全面承接了老一辈艺术家打下的江山，我们恢复了20多部经典剧目，包括《雷雨》、《茶馆》、《北京人》、《日出》等郭老、曹禺的所有剧目，我们拉开大幕就可以演。在继承的过程中我们也不断有所进取，这几年我们也推出了《窝头会馆》等原创剧目，特别值得一题的是《窝头会馆》票房达到2268万元。人艺是以出人出戏为宗旨的，票房不是决定一切的，而这些年通过改革的不断深入，从数字上也能进行了佐证，人艺多年来票房徘徊在1280万元左右，2008年达到1439万，2009年达到2767万，2010年达到3200万元，2011年3227万元，截至昨天，今年的票房已经达到1065万元，也就是前两个月的票房已经快赶上原来近一年的票房了，应该说这是机制改革的成果。所以这也证明了刚才记者提到的我曾经所说过的：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人艺建院60年以来在各方面有了一定的进展，今年人艺在6月12日将迎来建院60年的日子，我也披露一点今年重要的活动，我们将从10个方面纪念我们的院庆，6月12日也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建院60周年的纪念大会；另外人艺主要还是演出，人艺历史上有一个经典的一句话叫“拉开大幕才是真的”，今年将要在首都剧场舞台上演21部戏，包括《龙须沟》这部人艺60年前的开院大戏，年底以《全家福》收关，全年分四个板块：辉煌起点、永恒经典、他山之玉、走向经典这么四个板块，演出232场，这也是人艺历史上的第一次。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对于我们人艺来说是一个天大的事，就是在大家所知道的首都剧场的基础上，经过中央和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也通过我们不懈的努力，将要在原址的基础上向东移再建两座剧场，一个是650人的中剧场，还有一个350人的小剧场，再加上两百多个停车位，以及三个新的排练场，将建成真正意义上的北京国际戏剧艺术中心，这对于我们而言是非常鼓舞的事情了。同时这个剧场绝对不只是属于我们北京人艺的，应该是属于全国戏剧艺术事业的，我们也相信这个剧场将会起到更大的作用。今年我们在怀柔有一个20多亩的地建成一个北京人艺舞美创作基地，在那里将建两个各1000平方米的摄影棚，这也是我们改革的一个思路：舞台和影视之间搭建起一道桥梁能够相互借力，从而达到更好的效果。我们人艺的老院长有一句话：“骆驼坦步，龙马精神” ，我们也将用这样的姿态开创人艺更好的明天。谢谢。

　　(江苏卫视记者)

　　请问单霁翔委员，我们在两会采访中听到不少的代表委员在讨论中都有这样的担忧：中央提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目标，会不会在一些地区被曲解为文化的大运动或者是文化产业圈钱的行为？特别是一些历史文化遗产作为旅游资源被过度开发，您可否以故宫为例呢？我们今后将采取什么比较好的措施来平衡商业利益与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之间的关系？谢谢。您提到的这些问题应该说目前很多矛盾都在显现，关键是以什么样的文化思考和文化态度来对待文化遗产在今天社会中的突出作用。如果把文化遗产过于经济、过于功能地考虑，那就会使它真实的、永恒的价值受到影响。如果以文化作为对未来时代不可替代的资源来考虑的话就会更加慎重。对于故宫这样的遗产也会有同样的忧虑和期盼，刚才樊锦诗院长谈了很多文化遗产保护究竟为什么和究竟如何保护的问题，故宫也是，因为她是有着87年历史的博物馆，她更是有着将近600年历史的文化遗产，她是世界文化遗产又是世界著名的博物馆之一。对于她的思考就不能用短期的行为来衡量，而应该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考虑。她每走一步要走得实实在在，要走得扎扎实实。比如我根据故宫总体规划大纲所修订的故宫完全修缮后将扩大开放面积30%，也就是2020年要达到开放60%，这是经过批准的规划，但是究竟如何开放还需要我们的智慧来进行具体的考虑。比如如何消减日益增长的人流的压力。1949年故宫参观者100万，2002年故宫参观者达到700万，去年达到了1420万，我真不敢想象按照这个速度到2020年将会有多少参观者，我们只有一个故宫，我们要为所有来故宫参观的观众做好服务，但是我们要把故宫永恒地一直传给未来世代，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比如敦煌石窟刚才樊院长也面临人流和保护的压力，听了后我也很受启发。故宫也有一些空间，近年来经过修缮但是没有敢对外开放，为什么？比如像雨花阁，比如像倦勤斋，比如三希堂，大家知道三希堂很有名，但是只有七八平米，如果进去七八十人就被踏平了，她就没有未来了。樊院长所做的工作，对于珍稀的文化遗产能够传播给社会公众更多的文化信息，是一个很有前瞻性的思考。我们也把倦勤斋、雨花阁、三希堂做成了数字故宫的一部分，通过我们的大屏幕和观众自己的点击，自由游览这些不能进去的殿堂和场所。当然，更多的像红墙里面的办公室，在2016年将搬到紫禁城红墙以外的区域，希望能够把更多的空间让给观众，比如在不久将来能够实现的乾隆花园、慈宁宫花园、慈宁宫等都将做出预案，在开放和保护中找到平衡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近些年很多地方在发展文化以及文化设施建设时，热衷于一些过去历史上没有的比如仿唐一条街、仿宋一条街等等，这不是我们今天文化建设的方向。应该把更多的注意力和更多的投入放在真实的、亟待保护的那些列入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的真实文物上。这样才能使更多的文化遗产在当今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不能够把这些文化遗产只看作是被怜悯的保护，而应该把她们看作今天城市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积极力量。最近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吴良镛教授在2007年有一个鲜明的观点：积极保护、整体创造。我们国家文物行政部门也提出：要使当今文化遗产在现实生活中有尊严地存在，它应该是城市最值得骄傲的地方、最美丽的地方、最有尊严的地方。第二，文化遗产也要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对这一点原来还没有太多的信心，但是2008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本文化遗产蓝皮书上表示，今天国家对文化遗产每投入1产出是8.1，这就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应该说文化遗产也要通过它的保护成为时代的强者。第三，文化遗产保护成果一定要惠及民众，刚才记者谈到，一定要广大民众特别是当地民众享受到文化保护对现实生活带来的好处。只有广大群众从文化保护中得到利益才会倾心保护文化遗产，文化遗产也才能给广大民众带来更大得好处。谢谢。

　　(香港大公报记者)

　　冯主席经常提到文化自觉性，现在各地方政府经济自觉性比较强，但是文化自觉性比较差，请问如何提高地方政府的文化自觉性？第二个问题，各地区先破坏真文物再造假文物，当然这也拉动了GDP，但实际上文化遭到了破坏，怎样解决破坏真文物再造假文物的问题，谢谢。

　　(冯骥才)

　　刚才几位记者都谈到，我们最近提出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之后，的确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我们应该承认，就是有那么一种“跃进”的形势，也就是各地方一哄而起。各地方的积极回应是好的，我们需要这种回应，但是怎么做文化的事情是值得思考的。因为最终文化的本质是积淀而成的，刚才我说了文化强国的标准和目的，但这不是短时间就可以达到的，就像一个人一样，使一个人富裕起来是容易的，给一个人100万就富裕起来了，但是使一个人有文化、有气质是很难的。樊老师搞敦煌，敦煌从初唐到盛唐是有一个过程的，是一两代人才能达到的文化目标，所以这里面应该反省的两个问题：一是必须承认；二是政绩观的问题。你为谁做政绩，是一个良性的政绩观还是不良的政绩观？如果很好的事情落到不良的政绩观里一定会变味。比如申遗，我们当然要申，我是文化部非遗专家部主任，我们从十几年前开始全国性的拯救遗产，把我们56个民族的遗产一项项整理出来，现在已经建立了四级名录七千项，不可想象啊，我们国家一级的1300项，韩国人从1967年搞非遗到现在100多项，我们不跟他比数量，我们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我们文化板块丰富，气候多样，我们的历史长、复杂，所以我们创造的文化遗产一定是丰富的，但是我们的文化遗产因为一开始是不良政绩驱动的，那么文化遗产一旦申遗成功了之后就没人管了，实际文化遗产申遗成功了，保护才应该开始，因为你已经确定为国家的宝贵财富了，而如果当成政绩驱动那就没人管了。联合国对文化遗产是不让开发的，开发是做手术，文化遗产是极少数的跟产业相关的，包括有的地方说打造，我觉得这是非常野蛮的词。比如现在还有一个词我个人是不大赞成的，就是文化产品、艺术生产这个词，你说贾平凹创作了一部优秀的小说作品，你能改成贾平凹生产了一部优秀的文化产品吗？多荒谬啊。所以如果你是利益驱动的，那申遗最后一定会变味，很多地方的皮影已经不是用手了，而是用机器压了。有人问价值观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这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出来的，所谓的民族的价值观一定不能有“钱”这个字，一个只为钱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一个民族必须有精神。比如今天我跟文化部的领导同志提出：我建议把申遗的“申”字加一个宝盖变成“审遗”，我们有多少的遗产已经变味不再是遗产了，我们必须对我们的遗产认真负责，不能把变味的粗制滥造的东西留给我们的后代。所以我们要从价值观上反省，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文化自觉的问题。今年两会我的一个提案就是建议有关部门在选取主管文化的干部时要有文化考核这么一个制度，这就是一个取舍的制度，你取的是懂文化的人，他不见得是专家，他懂文化的规律、本质、性质和意义，他应该是有文化的，有文化的人不见得是学者，他有一定的修养，有文化的理解力，他应该是热爱文化的，不热爱文化的人怎么能把主管文化这个工作做好呢？我记得去年记者招待会我就提过，我建议报纸把文化版面和娱乐版面分开，这两个不能搁在一起，搁在一起的结果一定只有娱乐没有文化，泛娱乐化一定会出现。所以我觉得对干部的要求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一个干部决定了一个地区的文化品质、文化走向，也可以说是文化价值的取舍，因此，我觉得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最后，我认为文化建设应该从教育开始，从孩子开始，文化是心灵里面的事，对孩子的教育不仅是课本、课文，很多文化是需要感受的，文化教育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所以我们需要想更多的办法让孩子从小心灵里就有文化的情感和情怀，就热爱文化，我觉得这是建设文化强国的根本。所以我还建议教育界重新再考虑考虑美育的问题。

　　王健林

　　其实这个问题应该是问单局长的，真文物和假文物这两个问题是不可调和的，只能是保护真文物不能出假文物。但是中国有一句古话，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其实保护真文物的地方政府比打造假文物的地方政府多得多。像很多申遗砸了多少金钱换了两个牌子，只不过是保护的被宣传了。另外我想说一下冯老师说的中国的价值观里不能有“钱”，我对此不敢苟同，我认为中国现在不是钱太多，而是钱太少，如果说不能有钱，我这样的商人就没法活了。我觉得不是不应该有钱，而是有什么样的金钱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中国人应该更多地追求财富，人人都应该有钱，所以有钱也是好事。

　　(中央电视台农业节目记者)

　　我想请问冯骥才委员，曾经我们最有影响力的作品都是和农村题材相关的，像《暴风骤雨》。而现在优秀的作家像贾平凹、莫言等人的创作也离不开农村题材，但是当下农村题材的作品似乎很少有广泛影响力的，对此您怎么看？另外诗歌在我国乃至世界中的地位都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我们发现很多诗人难以靠单纯创作诗歌为生，很多都转投其他行业，比如去写小说、写剧本，您对这个现象应该怎么看？

　　(冯骥才)

　　诗人要靠写诗为生我觉得是很难的事，比如去年获诺贝尔奖的诗人一年才写了一首诗，靠那首诗按现在稿费计算说实话比民工还苦，那是不可能的事。但是你刚才所说的问题我觉得很对，我们的作家确实有一个和生活的关系问题，我们对这个时代、对土地和人们的命运是不是关切的问题。我倒是很佩服你刚才所说的几个作家，他们一直在生活的深处，我觉得这是作家的良心。我始终认为我们的艺术家、我们的作家应该面对我们的这个时代，所以我曾经提过一句话：艺术家要面对艺术、面对生活，背对市场、背对钱。这个钱的问题有时间我们再一起讨论，健林我也很佩服你，你是很有思想的企业家。我要想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现在是迅速的富了，但是迅速的富了以后我认为还是有两个问题要考虑的：包括怎么样才能实现共同富裕。我经常在下面跑，稿费真的是很少，下面去看了以后地方的情况确实很艰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富要富到哪去，这个问题我们也要思考。这位记者问的问题问到了我们作家的良心上了，我对这个题目也很感动，我也要和我的作家朋友们谈一下这个话题，我觉得我们的文学离我们的生活和时代远了，看看我们的电视剧、电影有多少是深刻洞悉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品，真正关切我们大地的灵魂、人民的命运的深刻作品的呢？这句话问到我们良心上了。谢谢你。

　　(深圳卫视记者)

　　我想请问冯骥才委员，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您刚才也谈到文化产业发展要走规模化、集约化和专业化的道路。深圳在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很注重探索新型的文化业态，走出了文化加科技、文化加创意、文化加旅游等新路子，那您认为文化产业作为现代产业来讲有哪些新的动向和趋势呢？另外，您刚才也谈到文化产业的发展，尤其是文化的发展特别需要积淀和沉淀，对于像深圳这样的新兴城市或者说是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来讲，发展文化产业作为支柱产业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呢？谢谢。

　　(冯骥才)

　　刚才我说到文化是需要积淀的，并不是讲文化产业。文化你刚才用一个词我很同意就是现代产业，是20世纪从美国大工业时代开始兴起的新兴产业，文化产业是大规模生产的经营性或者是服务性的行业，这个行业不是所有的文化都可以进入其中的，有很多精神性的东西，比如刚才所说的诗歌就永远进不了产业。精神性的东西正如刚才单院长所说既不能打造也不能生产，不是所有的文化都能成为产业。文化产业有一个特定的内容，我觉得它是一个现代的产业，既然是一个现代的产业我觉得总理用的词汇是非常讲究的。但是文化产业中文化的部分应该注意的问题我已经说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我和健林也是一致的，他讲到创意，实际上刚才我在这里写了一个创意的词，刚才我也想和他探讨。我觉得创意是很对的，我们现在文化产业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创意，有很多是虚的，很多就是为了圈钱，因为国家要大力搞产业，我们国家要大力发展我们的文化产业，毫无疑问，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国民经济支柱性的产业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个产业是需要有创作的，因为它战胜了文化，文化没有创造就没有持续的生命力，一个作家没有持续的作品这个作家的生命就完结了，你的产业没有创造性的内容、方法和新的技术你这个产业也发展不下去。所以我觉得产业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创意的问题。我们现在政府一提出来就要投入，这两个东西一结合最后做成了假大空的产业园，实际上里面没有任何内容，浪费了很多的钱财，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非常科学、理性地对待我们的文化产业，要有充分的专家论证才能把一个个产业真正做下去。

　　中国教育电视台、中国教育手机报、果实网记者：2012-3-8 16:23

　　请问尹力委员，我们2011年生产电影九百多部，数量和质量创了新高，但是适合教育类的作品很少见，像《钱学森》这样有深度的作品却缺乏和青年接触的渠道，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在校园建立影视院线是否可行？还有在当前我们的影视作品如何吸引少年的眼球？谢谢。

　　(尹力)

　　我过去就是从拍摄儿童作品开始的，《好爸爸、坏爸爸》和《我的九月》都是我早期的作品。现在市场化的电影市场中，儿童电影生存的空间越来越小，我们也不断地提出能否建立公益的儿童电影的放映，或者是建立校园的公益院线，从而提供更多的影片，因为确实每年虽然小观众看不到这样的电影，但是每年生产的儿童电影应该说是有相当数量的。在全世界范围内，中国每年生产的儿童电影也不在少数，关键是怎么让这样的影片直接面对它的受众，让小观众能够看到这样的电影。实践证明包括我们的动画片像《喜羊羊》连续几年取得了很高的票房，家长带着孩子共同走进影院成为了这类儿童电影的奇观。关键不是怎么样拍电影，除了观察和注意儿童现在的欣赏趣味的变化外，我相信宣传、营销能够更多地开拓现有的放映渠道，包括建立校园公益院线不乏是一个出路。

　　王胜洪

　　谢谢，记者会到此结束，谢谢各位委员、谢谢各位记者。

　　记者 李佩泽 华山 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