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委员谈科技创新能力”记者会将于16:30分正式开始，现在委员正在入场。

中新网直播人员准备就绪，记者会即将开始。

女士们、先生们，各位记者，下午好。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记者会，主题是“政协委员谈科技创新能力”。

我们很高兴请到六位全国政协委员与大家交流并回答记者的提问，他们是：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北京大学人类疾病基因研究中心主任马大龙；
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工程院院士邬贺铨；海军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尹卓；全国工商联常委，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副会长，研祥集团董事局主席陈志列；
浙江省工商联主席，浙江省政协副主席，传化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冠巨；北京市工商联副主席，神州数码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郭为。

本次记者会时间约一小时，请记者在提问时报一下所在新闻机构的名称。今天的记者会不提供翻译，请在座的外国记者尽量用汉语提问。如果不会中文，可用英语提问。下面开始提问。

我的问题提给陈志列委员，我们注意到在“十二五”规划纲要里面提到要加大科技的自主创新，提高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我非常关心中国的民营企业在这方面面临哪些困难？

中国的民营企业在走向国外市场，更多的占领海外市场份额方面又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谢谢。

这是一个好问题，中国的民营高科技企业，由于它们企业特征所决定，它们没有一开始就有做强的资源，中国的一些上规模的民营企业都是以创新为自己的生存法则；在困难方面，以我们的经验，我们在全球做生意跟各个国家比较来讲，我可以负责任告诉大家，中国政府是当今全世界所有国家政府里面最支持企业做大、做强、做自主创新，而且可以“走出去”的政府。这是一个好问题，中国的民营高科技企业，由于它们企业特征所决定，它们没有一开始就有做强的资源，中国的一些上规模的民营企业都是以创新为自己的生存法则；在困难方面，以我们的经验，我们在全球做生意跟各个国家比较来讲，我可以负责任告诉大家，中国政府是当今全世界所有国家政府里面最支持企业做大、做强、做自主创新，而且可以“走出去”的政府。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中国的民营企业的成长，从小到大成长还是有一些瓶颈的问题：

第一，在走向海外市场的时候，中国的国家银行，国家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在海外对它们做买方信贷方面的支持，我认为还应该加强。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发达国家，在利用对外援助和国家银行帮助他们的企业打开别的国家的市场的时候，大面积使用了金融工具，而我们国家在这方面已经有这样做的例子，但是我认为还应该铺开。

第二，中国民营企业的自主创新，我的观点是，如果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是1：6.5的话，如果升到1：4.5的话，中国民营经济的创新能力应该比现在强，原因有两个。这样就会有一个倒逼机制，中国民营经济无法再做低端的行业，而是必须要走向高端。二是可以让更多的中国科技人才能够回流。主要是这两个观点。谢谢你。

我有一个问题请问徐冠巨委员，现在这几年我们有很多关系到社会民生的热点问题，包括农副产品的食品安全问题，包括新启动的“菜篮子”问题，说到底都跟国家农业科技水平比较偏低有关系。您多年关注农业科技创新领域，想请问您，从您的感觉来看，现在我们再谈农业科技创新跟早几年相比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今年我们应该着重关心哪些问题？解决哪些问题？谢谢。

谢谢。非常高兴你提关于农业方面的问题，我本人所在的企业已经在农业领域十多年了，对农业领域有些体会和了解。

农业相对于其它产业，农业产业的发展水平显然是滞后了，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到今天这样的水平，以今天的标准去衡量的话，我们农业的发展水平也是落后了。或者说，农业发展的水平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严重不相适应。究其原因，还是农业科技创新的水平没有跟上去。

当前提升农业科技创新水平已经非常紧迫，这不仅是发展农业产业的问题，还关系到民生问题，所以党和政府也非常重视。我们作为工商资本，跟农业和民生有这么多联系，我们有责任把农业产业的水平提升上去。与此同时，农业产业的水平低也证明了农业产业发展空间大，我希望我们工商企业在过去投资产业发展的同时，现在是可以投入到农业产业领域发展的时候了。

在这里我也提几点建议：第一，我们政府要出台政策，加大对农业科技创新企业的扶持力度。今天我们讲提升科技创新水平的问题，政府在政策上要对农业加强进一步引导。

第二，我们要推动更多的工商资本去投资农业，推动更多的社会资源，或者说更多的有识之士投身到农业领域当中去。

还有一个想法，我认为大力度建设农业科技孵化器是培育农业科技企业和提升农业科技水平的一个好办法。

记者朋友都知道，现在各地都建了很多孵化器和创新中心，但是我看农业科技孵化器少之又少。如果政府在这方面加大力度，把农业科技创新孵化器建设起来，让农业的创业精英和农业的创业团队有平台的支持，有助于创业精英实现创业、团队的成长，把农业产业这块短板补上。谢谢。

有一个问题请教徐委员，徐委员您好，请问您如何看待民营经济和中小型企业的科技创新？您对于如何提升民营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有什么好的建议？谢谢。

谢谢。今天我们说提升科技创新水平。第一，我们民营企业提升科技创新水平问题，应该认识到这是我们责任之所在，过去我们在创新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

我们看到一个数字，65%以上的发明专利是来自于民营企业，75%以上的企业技术研发是民营企业，80%以上的科技创新是民营企业。所以，民营企业在这方面已经承担着责任和使命，未来也更加是。

第二，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也是我们的利益所在。我们企业要有质量的发展，我们需要有品牌附加值，我们需要有科技附加值，那些靠赚点加工费的时代应该说已经过去了。

第三，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也是转型升级的需要，也是我们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据此，我们企业对自主创新这样一个课题要有抱负，就是说作为一个企业一定要有自主研发能力，一定要有自己的产品，靠模仿国有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另外，我们要有智慧去创新双赢模式，去提高科技水平，然后有抱负去影响和引领一个行业的发展。我们更要有巨大的智慧和勇气，用科技革命对产业的发展产生引领的影响。

作为民营企业要从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从战略的高度加以重视，我们的战略如果没有科技创新能力的支撑，这个战略就是空的。

我们要克服浮躁的心态，要有信心、有恒心、有毅力，不断的创新特色、占领科技的最高峰。

第四，我认为在科技水平的提升方面要投入、投入、再投入，可以去看看我们国家的科技投入水平，经费只有1.7%左右，如果民营企业的科技投入与人家跨国公司的科技投入数量去比较的话，我们之间的差距太远了。

不是说投入数量“远”，而是企业质量差距比较“远”。如果我们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我们就要在科技投入上去赶超。

再呼吁一点，我们也承认民营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但是我们现在内部有压力，外部也有压力，转型升级的任务很重，政府在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方面应该更有作为。

这里我呼吁社会媒体和政府要营造一种尊重科技知识的氛围，加大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让社会崇尚科技，企业愿意投资科学技术，科技人员勇于投身到科技事业中去。

政府要出台政策，要注意出台政策当中照顾到民营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上，在这方面就不能抓大放小了，要雪中送炭。我是来自浙江，我们浙江的中小企业在这方面政策的享受上面可以说是少之又少。我们希望党的眼光、党的政策能够进一步普照到中小企业。

我想再多说一点，我们还要注意科技成果的转化。我们大专院校、科学院所里有的是技术，我们中小企业里面需要的就是技术。这就是有技术的不知道给谁，要技术的不知道到哪里去拿。

我们知道，政府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比如召开科技成果交流会，网上技术市场等等，但是我看还要继续努力。现在科技中介或者科技服务业的发展严重滞后，这也是我们科技成果转化的问题之一。我们呼吁政府加大科技服务业的投入，增加科技成果的转化。谢谢。

刚才徐冠巨委员提到了科技成果的转化问题，我的问题就是关于科技成果转化。我们知道目前我国的科技对发展贡献率其实并不高，科技成果转化率也不是很高，我们一直提出要提高科技成果的转化率。但是这次有委员对此提出了质疑，他们表示，如果以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为导向的话，对创新能力建设并不是非常有利。

比如从事工科研究的委员说，即使在偏应用的工科领域，如果做基础前沿性的研究，很多不是为了转化。科技成果转化是一种自然的过程，如果一味的强调科技成果转化率的提高，可能对他们的科技的研究是一种伤害，我想听听邬贺铨委员和马大龙委员对这个问题是怎么评价的。

再有，我们和委员采访过程当中，他们也提到，作为高校的科研人员说，对他们有一些难处。第一，他们没有做过企业、没有做过老板，没有做过CEO，对于企业营销这块是不通的，对于这块他们觉得很难去做。第二，从研发到市场化当中有一个中间事业，这个中间事业的投入经费是不够的。但企业很实际，如果这个东西不能直接转化成产品，对我来说就不需要，企业也不愿意掏钱。请问对于这些问题和这些困难怎么来评价？应该如何解决？谢谢。

作为创新来讲，它是一个生产函数的变动。研究本身就是要投入应用的，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才能完成这个创新的过程，因此所有的科技研究所产出的东西，最终要转化成生产，还要在社会上应用得到实践才能证明，因此转化总还是需要这些的。

但是更多的还是从高校研究所将这个研究成果转到企业去。之所以现在转化率比较低，我认为问题还是比较多。

从高校研究来讲，有一些本身的选题并不能够完全满足市场需要，因此做出来可能并不能够真正符合企业的需要。而且往往学校研究所追求的是发表论文，因此并不是说他做出来的研究成果就能够马上拿去生产。如果说我们的企业本身技术能力不足，拿到这样的成果也很难转化。

而且我们大部分企业目前比较急功近利，希望从学校和研究所拿出来的东西马上就能够生产。往往很多应用型的研究院所转制之后，中间很多环节缺失了，等于很多成果没有中间这个过程，转化起来有一些困难。往往很多学校希望只转产品不转技术，所以很多工厂拿到这个以后，它能做出这个产品来，但产品的寿命周期比较短，技术创新能力并没有形成。

我认为，与其谈科技成果的转化，不如更多的谈使技术创新能力能够培育、能够通过高校研究所跟企业结合，能够把企业的创新能力培育出来，这样才能达到真正的目的。如果只是简单把某个半成品给企业，可能很难实现转移。

现在企业往往是等学校做出来了再找学校，他没有参与中间的研究过程，这样接起来比较难的。如果在一开始企业就派人参加学校的一些研究，这样转接起来就比较容易。当然这里面双方都有一些问题，企业评价院校的成果，总是说，如果不能完全生产的时候，不要出比较高的价钱。

而学校认为，你们根本没有把我这个成果真正价值看中，所以这里面需要有一些中介机构帮助来评价这些成果的价值，然后帮助来解决这个成果在转产的时候还有什么问题。我想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学校和研究所和我们企业的问题，政府在这上面也可以起到一些作用。

我很同意邬委员刚才讲的意见。对于科技成果转化的工作，应该可以把它看作是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的工作。而且科技成果转化并不是科技工作的全部，包括很多研究，像基础研究，实际上也是非常重要的科学和技术的工作，所以我觉得不能够偏废一个方面，而过度强调另一方面。

从目前的现状来看，我们国家科技成果转化率确实存在过低的现象。在大学里、研究所里，由于目前的一些数字化的管理，导致了科技成果转化的工作是比较滞后的。所以，我认为目前应该更多的强调加强科技成果转化的工作。

从大学、研究所的角度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动力不足。作为一个科学家来说，由于现在的一些环境和政策，导致了科学家对于成果转化的工作不重视，往往过度追求一些奖项等等。而成果转化工作是要费时、费力，所以很多人并不愿意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二是活力不足。由于现有的一些政策对于科技成果转化是不利的，所以希望今后在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的活力方面和动力方面能够有一些新的改革，能够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工作。谢谢。

就这个问题我想补充两句。因为这几年我在在邬贺铨副院长领导下在全国政协也进行了一些调研，调研组对产学研问题进行了很多调研。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说产学研从科研开始理想，然后直到拿到产品，这个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大家要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如果大家形不成立一共同体，各干各的，科研和产品，就是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这是永远都做不到的。

如何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呢？核心问题是，现在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评价机制要做改革和调整。比如现在高校很多是以晋升副教授、教授，教授、副教授，SCI、EI，从博士生开始就有量化的要求，影响因子，比如期刊，这些影响因子把教授、副教授引向另外一条路。

我们看中的是获得科技进步奖，他以获得科技进步奖为自己的最终目标，不是以产品为最终目标。因此我们说，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他们在参与科研工作里利益是不一样的，目标是不一样的，如何把目标拉到一块儿去，这就有一个科研院所和高校评价评估机制改革的问题。

就像刚才马委员说的，让大家能够潜下心来研究，而且参加企业科研的人，在评教授和副教授时不会吃亏，虽然拿不出论文，但是我有市场化的产品，也能评教授。但是现在不是这样，如果你拿出再好的产品，如果没有一定的学术水平，没有高水平的学术论文，那教授很可能就评不上。

科研院所也有这种状况出现，拿不到科技进步奖，你就是没完成任务。这里头有一个评价机制改革问题，真正想产学研结合的话，就是让企业、科研院所、大学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这样的产学研结合才是结合到实处。

我也来补充一下这个话题。我们经常讲产学研的结合，经常讲科学技术转化。首先要弄清楚一点，什么叫科学，什么叫技术，什么叫产品，什么叫商品，什么叫产业。

科学比如我们讲光的“第二线性”的发现，这叫科学。光交换的技术叫技术，光交换的技术，诺贝尔奖获得者黄琨先生是中国人，在上个世纪60年代做出光交换的技术。光交换机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才出现，真正变成商品化，变成光导纤维大规模的使用是本世纪开始的,一直到我们国家搞大型的光的技术。

具体在哪个环节上做转化的工作，这个要分得很清楚，否则我们的力量，比如我们国家有这么多钱，我们是从商品化开始做，还是从产品的时候开始做，还是从技术的时候开始做，还是从最原始的开始做，这是完全不同的，从科学本身的发现开始做是完全不同的。

除了我们的转化工作以外，我觉得我们的科研更多的应该去做命题作文，什么叫命题作文呢？就像我们搞“两弹一星”，我们集中国家最优秀的科学家，去为国家的国防建设和国家的核战略服务。

这时候就是一个命题作文，首先我们要做出一个产品出来，然后再整合技术资源，再整合科学的资源。我们国家这些年来有一个很重要的经验，除了“两弹一星”以外，比如我们现在的高铁，也是集中了产学研各方面的力量，怎么样能够使得这个技术成果很快的和市场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国家积极倡导的方式。

所以“十二五”规划里面说我们要扶持七个重要的战略产业发展方向，我觉得国家应该花更大的力气去研究哪些方面我们应该建立战略性的产业，从应用需求为导向来推动整个转化工作。全球来看，从技术向真正产品转化到形成一个企业，这样的转化一定是有限的，要想效率高，就要加大命题作文。我就补充这些。

你这个问题问得真值，四个委员回答你。

我的问题是问给陈志列委员的，去年“两会”的时候我曾经采访过科技部部长，他告诉我说，其实目前政府对国企、民企在自主创新方面的支持力度是一样的，对国企开放的同样也对民企开放，我想请问您是这样的吗？另外，我们所了解的民企在自主创新方面，其实最大的障碍是投融资体制不健全，您对此怎么看？ 另外，请问郭为先生，有一种观点认为，自主创新之所以不被看好，是因为我们缺乏对民族品牌的认知。您有何见解？还有一个问题请问徐冠巨先生，关于中小企业的问题，我知道您做过大量的调研，在浙江珠三角一带，中小企业自主创新其实就是钱的问题和人才的问题，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才能完成自主创新，而走向转型的道路？谢谢您。

首先我要表达一个观点，您这个问题等于是问我，国企和民企在自主创新的国策的享受方面是不是感觉是一样的。我先说一下立场，我来自于民企。在阐述这个问题之前，我认为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都是中国的企业，我们都肩负着一个历史使命，就是中国的企业要具有全球的竞争力，那只有走科技创新、自主创新这条路。

正面回答您第一个问题，我的切身体会是，民企对比国企的话，从中央的政策来说，阳光洒下来是一样温暖的。而且我可以强调而且肯定，民企做自主创新的动力，尤其是源动力、源于生存的动力远远要比国企大。

因为国企有一些垄断的资源和政策的优势，而民企在这方面众所周知是不能跟它相比的，民企的动力来自于这种生存的动力。全世界的企业，无论各个行业，它是不是做科技的，他最最根本的动力是生存。

说民企和国企在享受党的阳光方面是一样的话，我相信大多数记者和媒体是不会同意我的看法的。在这方面我们认为民企自主创新的动力比国企强，刚才徐委员也说了，从发明专利、从技术的创新，民企的数字优于国企。但结论是说，无论民企还是国企，都应该是中国的企业，它们真正的对手不是民企和国企之间，而是中国的企业和国外的企业，大家一起在全球的市场上的竞争力，咱们比个二三十年，看看谁强，这完全是奥运会的性质。

第二个问题，关于投融资。民企所能享受到的直接融资、间接融资的政策优惠和国企是有差别的。但是我认为在走向海外市场的时候，我呼吁国家的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能够给国企和民企同样待遇，我刚才提到过的买方信贷也是这样的待遇，而且这也合乎国际上的资金和其它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对本国的产业在在占领和进入海外其它市场时候支持的做法是一样的。而中国的银行界和金融界对本国的企业在海外“打”市场的支持，无论经验、时间还是政策方面，我认为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品牌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在计划经济时代不需要品牌，因为都是国家统一来做的。作为一个市场经济的产物，背后一定是它的质量、技术以及企业管理的水平、企业对于客户的保护等等所形成的。

在我自己的经验里，比如我们在跟跨国公司竞争的过程中，我并不觉得它的品牌在我的客户的心目中有特别的分量。只要我觉得中国的企业技术含量够，我认为中国的客户还是会很欢迎我们的品牌。

甚至发展到现在，在很多方面由于我们的技术含量高了，我们给客户的服务质量好了，可能我们的品牌也许比某些跨国公司在具体的特定环节里还有优势。但在总体来讲，在高技术的领域里，中国的企业跟跨国公司还是有一定差距的，我想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在环境上，至少在我所接触的消费者里面，并没有任何歧视国有品牌的意识。反过来讲，很多时候由于是国有品牌，有时候还得到欣赏、情感上的支持，这是中国市场一个非常好的环境。

我们民营企业的地位，由于它的总量所决定，确实不容忽视。50%以上的GDP是民营企业创造的、城镇75%以上的就业是民营企业创造的，85%的新增就业也是依靠民营企业。以它的总量，它对于社会的贡献已经放在那里了。

与此同时，据我的了解，我们民营企业当前的生存状况是非常不容乐观的，尤其是在面临转型升级的关键时刻。我给大家介绍一些情况，尤其是广大中小民营企业，比如浙江有一个数字，270万家企业，但是规模以上企业只有6万多家，亿元以上的企业只有7000多家，更多的企业就是小企业，大家不知道怎么去了解小企业的一些情况，全国也都是这样。

包括现在大家都会去招商引资，但是也不要小企业招商引资，只有等到就业的时候会想到他们。所以他们现在面临的情况就是，一是生产要素缺乏，比如说土地，他想要土地，绝对是争不到土地的，要资金的话，就是金融发展到今天，他们这些企业，银行里面有帐户，但银行里面不可能贷到一分钱。还有人才，这种情况下，人才能够到这里去吗。

二是信息闭塞，服务不到位。有那么多民营企业，我们怎么去服务他们，让他们的信息畅通？国际经济形势如何？国内宏观经济形势如何？行业发展态势如何？谁给他们去说？所以它是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

有谁给他们去培训？有谁给他们去提高？与此同时带来的是它的管理粗放、管理落后、科技创新水平低下。就是低素质、低水平、低效益，但是他扛的是这么大的一个蛋糕，85%以上的就业，75%以上的城镇就业，50%以上的GDP是民营企业创造的，这个问题是要引起高度的重视。

今天我们说提高科技创新水平，这里面就有一个全方位的创新提高的问题，这可能也是我们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的方面。现在对于中小企业来讲，它当前还是处在要素保障方面，也就是说还处于生存层面上，需要更多的信息、培训、服务等方面的支持，需要具体的政策指导，尽可能让他们能够把他的注意力集中到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上。谢谢。

我有两个问题请问马大龙委员，第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很多基础科学研究需要长时间的坚持才会取得重大突破，并且很难在短时间内看到基础科学研究对经济发展做出的直接贡献。但是另一方面，很多重大原始创新都有赖于基础科学的新进展，请问马大龙委员，您认为基础科学研究在整个科技创新体系中应当发挥怎样的作用，或者应当处于怎样的地位？第二个问题，在“十二五”期间的科研经费投入中，您认为应当如何协调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以及基础研发之间的投入比重，从而优化科技资源的配置？谢谢。

在这次政协的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参加了农工党和九三学社联组讨论活动，胡锦涛总书记讲了五点意见，其中第一点意见就是要增强自主创新的工作，而这里面特别提到了要着力加强原始创新，要加强基础研究的工作。

要说作用和地位，我觉得这是不言而喻的。基础研究是我们原始创新的一个源头，也是整个科技工作的基础，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如何做好基础研究，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特别是在当前浮躁的社会当中，做基础研究需要长年累月，甚至需要几代人的积累才有可能取得重要的成果。

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研究，没有这样的积累，我们国家的原始创新，我们国家的科技不可能得到发展，不可能有“可持续性”的基础。强调它重要性的问题，应该说没有什么太多的异议。

刚才你还提到，在“十二五”期间如何来做好基础研究的工作。我觉得应该从几个方面：一是要进一步改善我们的科技环境建设，创造更好的科技环境来加强我们的基础工作，要防止浮躁的情绪，提倡扎扎实实、按照科学规律的环境来做我们的基础研究；

二是人才的培养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教育必须进行改革，现在的教育是不利于我们的基础研究，也不利于我们原创性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现在主要都是要培养这些“技术型”的人才，我们要培养有独立精神、批判精神的人才，这样才能真正做好我们原创性基础研究的工作。三是在科学的人才评估上面也要进行改革，刚才尹委员已经讲了，我这里就不重复了。

我的问题提给陈志列委员，您创业的历程和成功的美誉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尊敬。请从您自身的创业历程中谈谈您对目前内地摩肩接踵的公务员考试队伍的现象，能否提一些建议和忠告？谢谢。

作为一个创业者，我自己下海创业在18年前，我特别愿意回答您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做国际市场，我现在每年要花很多时间在国外飞。以我个人的体会，我敢保证说，中国的年轻人是我看到的全世界所有国家内，最愿意自己创业的，肯定是第一名，我都不知道第二名是谁。

第二个问题是说，由于中国公务员的数量占中国的比例是非常小的，现在你看到说，也许有2000个大学生考公务员，你觉得比例高了，但我认为不高，这并不是代表有更多的人愿意做公务员，而是因为中国公务员队伍的总人数比较少。

如果按整个就业和创业的人比的话，我想这个比例应该20万比一个是比较合理的，从我的研究来看，确实有很多热血的青年和有为青年愿意做公务员，这只证明中国政府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增加了，并不代表中国年轻人愿意创业的更少了。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现在中国年轻人在中国创业的机会和得到的条件比我们这些在90年代初创业的人好得多。我举一个例子证明这一点，我当年创业的时候，只能靠生意挣的钱养活自己，而今天的年轻人，只要有一份很漂亮的，在纸上写的商业计划书就能拿到钱了。

而且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由于整个社会的发展，现在年轻人创业的机会是比我们那个时候，不光是更好了，而且是更多了。所以我愿意以一个老创业者的身份，以一个今天仍在以创业心态做自己事儿的中年人的身份告诉俄罗斯的观众说，今天中国的年轻人更愿意创业了，愿意当公务员的人比愿意创业人的数量少很多。谢谢。

我有一个问题请问尹卓委员，这几年中国海军建设和发展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先后派出舰队到亚丁湾、索马里护航，还有执行一些人道主义的医疗救助工作。请问尹卓委员，随着护航的常态化，如何使得护航在远海更加的科学和及时有效？我们在这方面会有什么考虑？

这个问题好像跟我们科技创新关系不是特别大。我就简单说两句。

我们海军从亚丁湾护航到现在已经两年多了，成果大家也看得到，我们到目前为止，护航有3000多艘商船。其中有1400艘外国商船，在护航区域内、护航编队内没有出现过一次被海盗劫持得逞的事件，我们驱赶了很多次的袭击。

另外，这次我们到利比亚撤出我们在利比亚的国民，我主要想说三点：第一，胡主席提出来的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已经贯彻到党的生活方方面面，政治生活、外交、经济。这次“两会”大家也看到了，以人为本、改善民生是温总理报告的主轴。另外，我们军队也是这样，军队也把为人民服务，为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作为我们军队建设的主要牵引。我们过去的牵引主要是打胜仗，应付战争，保护国家安全。随着我们国家经济实力在世界各地的拓展，维护我们国家经济利益的发展是我们军队现在建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牵引之一。

正因为这个原因，胡主席提出我们现在是“三个提供一个发挥”。要求我们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护航和护侨、撤侨、保护海外资产的安全是我们多样化任务其中之一，说明已经贯彻到方方面面，通过两会大家看得非常清楚。

第二，我们国家应急机制发挥得非常好，包括外交部提出来的以人为本的外交理念，“人本外交”，这次部队也派出了应有的力量做我们力所能及的工作，这也都体现了我们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第三，我们能力更强了，我们军队的发展，有能力完成军队、党中央、中央军委交给我们的这些任务。我们虽然在整个亚丁湾护航确实花的代价很大，但是我们应该想那条航线上有3万亿美元的外贸，在那条航线上大概接近1万亿美元的海上物流，另外那条航线上有我们石油和能源进口50%以上，我们花这点小钱维护我们整个航线的安全，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同时也看到我们海军舰艇长期在那里执行任务，4个月的时间，主机、辅机长期开，一分钟不能断。我们的雷达通讯、直升机每天都高航次的去飞行和巡逻。我们的装备基本上都经起了考验，这就是因为我们国家的经济力量相关，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科技的发展。有这么好的科技支撑我们军队的建设，这次我可以非常自豪地告诉大家，类似这样的任务，如果常态化，我们可以长期坚持下去。

请问郭委员，您有没有考虑在“十二五”规划当中提到加强两岸在新兴产业方面的合作，在数码产业方面您有没有考虑和台湾企业合作呢？对两岸的投保协定您有什么期待吗？

我们这个行业其实和台湾、香港的合作从一开始就有，因为信息技术，台湾的企业本身在全球就有很大的竞争力。我们去年也在登陆台湾的资本市场进行了TDR，就是说成为大陆在台湾上市的第一家高科技的企业。所有这些搭建，我们都是想用“艾克法”的想法。

就是怎么加强两岸经的合作。我们现在的合作方式，一方面是通过资本的方式参与到台湾的一些企业的股权、投资等等。另外，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中国的“十二五”，包括“十一五”，特别是“十二五”提出来，在城市化的建设，城市化、信息化、工业化、国际化这个大背景下，需要大量的信息技术和服务的产品，而台湾发展了这么多年，有很多经验和产品，所以我们希望通过和台湾企业和香港企业的合作，把这些产品和业务带到中国来，在这方面我们有非常密切的合作。从我们公司本身来讲，我们希望打造一个两岸三地的大中华区的高科技企业，这也是我们的目的。

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人才是关键，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以高层次和高技能人才为重点。加快培养造就一大批创新型科技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关于这个问题我想问一下马委员或者邬委员，您认为高校应该如何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以此推动科技创新？

在高等教育的教育改革当中，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应该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这里面包括多方面的工作。我们的课程现在正在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希望改变过去的那种灌输式的教学方法，能够更多的加强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在创新能力方面有新的思路。

比如我们北京大学医学部，培养的学生主要是从事医学领域的学生。包括了人文的教育，还有社会的一些教育，还有伦理道德方面的教育，都安排了相应的课程。另外我们也加强了学生的动手能力，通过一系列教学方面教育的改革，能够使得我们最终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动手能力更有所加强。

我觉得现在我们国家有1000多所大学，其中有一批是要办成研究型大学。另外一些虽然说到不了研究型大学，但是好像也觉得非要在SCI、EI上有所提高才能显出这个学校的水平。
因此我感觉很多学校定位好象有问题，大多数学校应该是面向企业的，应该以培养工程师为主要的目的。但是很可惜，好像很多年我们很多工科大学没有把这个口号提得这么响亮。
当然也有一个问题，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毕业的时候都要到企业和运营单位实习，而现在很多学工科的学生，只在计算机上做实习，根本没有到企业去，因此不了解这个企业的情况，所以很难有创新的思维。
所以我认为我们的教育，不同的学校应该有不同的定位，更多的学校是围绕着面向经济发展、面向企业，像法国的高等工业学校、德国的一些学校，像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就叫学院，我们也要反思，怎么样更好的为经济发展和企业服务。

作为一个用人单位来回答您这个问题。中国的大学生的就业方向，很大一部分是科技型企业，由于被动的关系。我是央视聘的青年创业导师，我被动走进大学，给他们讲怎么创业、讲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大学生很欢迎。

今年清华大学MBA的开班课就是我讲的，开班之后，他们认为十二万八的学费交得便宜了，所以我觉得大学能不能形成一种机制，让企业家和公司的高管有一种机制，不要像我这样被动被央视叫去的，让企业家和用人单位来讲讲他们希望要什么样的人，而不仅仅是那些连朝九晚五打卡都做不到的、偶然在办公室坐一坐、不跟社会打交道的大学教授们来教他们创业要现实得多。

我的问题请问陈志列委员，在深圳的华强和北京的中关村，每一种新的电子产品出来之后，马上就有山寨的产品出来，您怎么看山寨现象？您的特种计算机有没有碰到类似的模仿和抄袭的现象？

我们有遇到过，每年都在碰到，只要你是名牌，你是行业领先的，你的产品有相当利润的话，就有被山寨挤占的可能。山寨这种现象不能完全规划为侵犯自主知识产权。我们不妨把两种一起说了，侵犯自主知识产权和山寨现象应当加大打击力度。

我今年的提案是希望相关法律部门来介入和加大执行。说穿了，相关法律部门是可以“抓人”的。如果对这样打击能够提升到“抓人”的程度，甚至是一些刑事责任的话，一定对中国企业界，尤其那些愿意把大把的钱和时间投入研发的这些企业，是一个莫大的鼓励。我甚至可以说，抓一个人都有可能导致中国企业自发的对研发的投入多一百个亿。谢谢你。

我想请问的是邬贺铨委员，现在我们有一个新兴的英文词汇叫“Chinese Copy”，就是把外国已经成型的科技产品，不加改进和完善的复制。比如说Facebook、Twitter、iPhone都有中国版本。我想请问邬委员，您认为这种做法是不是影响了我国自己的自主创新能力？

你用到“Chinese Copy”这个词，作为复制一些商业模式，在这点上不能说侵犯知识产权，像Facebook、Twitter等等，是一种比较新颖的商业模式，就技术而言，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技术。在这个意义上，国内一些企业模仿这种商业模式来建一些网站，来做这样一些业务，我想在应用上毕竟在国内还是有不同的国情，你可以注意到，类似的这种网站，有些是可以在国内办的，特别是电子商务类型的，但是大部分不能成功。而中国自己办的这种网站反而是能够成功的。

这是什么现象？实际上就是说，即便是学习到了国外在信息应用上的商业模式还是要结合中国国情和中国的文化才能生存。所以我认为，中国之所以有这种现象，中国在网络上还没达到完全领先，换句话说就是自己提出一种商业模式，在目前来说是没有的。

但是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做得还是很好的，像淘宝、阿里巴巴，量还是比较大的。我相信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以及随着我们更多的人来关注网络的应用，将来也许其它国家来拷贝我们的商业模式的情况也有，谢谢。

由于时间关系，记者会到此结束。谢谢各位委员，谢谢各位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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