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10日10时，全国政协第十一届四次会议将举行主题为“政协委员谈文化建设”的新闻发布会。全国政协委员冯骥才、姜昆、吕章申、龙瑞、尹力、韩红将出席并回答记者的提问。

中新网直播人员已准备就绪，发布会即将开始。

女士们、先生们、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上午好。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记者会，主题是“政协委员谈文化建设”。

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六位全国政协委员与大家交流并回答记者的提问，下面我简要向各位记者朋友介绍一下出席今天记者会的委员情况：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主席冯骥才先生；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吕章申先生；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秘书长姜昆先生；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画院名誉院长龙瑞先生；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电影集团公司一级导演尹力先生；全国政协委员、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副团长、全国青联常委韩红女士。

本次记者会时间约1小时，请记者提问时通报一下所在新闻机构的名称。今天的记者会不提供翻译，请在座的外国记者尽量用汉语提问。下面开始提问。

各位委员上午好，今天我的问题涉及到“幸福感”，今年两会“幸福感”成为了热议的焦点。目前涉及的范围大多集中在物质方面，那么在在精神领域，我们的文化、艺术应该怎样给老百姓带来“幸福感”呢？另外我们的票房收入是越来越高了，文艺演出也越来越多了，但是很多观众反映，能滋润他们心灵的内容越来越少了，请各位委员谈谈自己的想法。谢谢。

很高兴跟各位记者见面，在两会期间跟很多记者都交谈过。关于幸福感的问题，其实我也在思考。两会文艺界的演员毫无疑问是关心国计民生，关心老百姓的幸福感，但是人的幸福是立体的、多方面的，有物质的幸福，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过去我们生活比较困难，改革开放30年来社会极大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质量迅速提高，我们享受了越来越多的充裕的物质生活。但是下面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精神，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们国家现在富起来了，而且是迅速的富起来了，我们有信心越来越富，但是富到哪儿去是一个大问题。

这就给我们文化提出了一个问题，文化要承担什么责任。文化要承担的责任就是使人们精神幸福，就是让人们充分享受一种文化，社会文化，所谓文化最终还是享受社会文明，文明的社会给人们带来的种种心灵的东西，还要享受非常好的艺术作品，有创新的、高质量的艺术作品。我们现在经常提到广大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我觉得精神的标准就是这样的标准。

今天我们谈到的主题是文化建设，文化建设离不开人才的培养。这两年“艺考热”也成为了议论的热点。我们看到在艺术、教育不断普及的情况下，“艺考热”以及整个艺术人才培养在创新方面还有哪些需要突破，或者说在人才体制培养上各位委员有哪些建议和意见？

文化建设，特别是艺术繁荣，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人才培养的问题。新时期就需要有新时期和文化相适应的尖端人才。

作为国家画院来说，就非常着重对人才的培养。培养人才是多方面的，一是要善于从方方面面选拔和提升有这方面能力的创作人员。另一方面，还要选择对当前文化发展有全方位关照和思考的人员，另外也要建立人才选拔的机制。也可以突破原有的人才方面的规章制度。可以说，只要是好的艺术家，应该有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精神。

请问冯委员，今天我们动不动就听到文化产业，文化产业化这样一些词语，您会不会担心有文化被产业化的问题出现？怎么看待它们之间的关系？另外，如果和广大文艺创作者来分享一个心得或者一句话的话，您会选择什么样的心得和一句话来分享？

我觉得文化产业这些年来在整个国家的文化领域是里是一个关键词，大家很关注文化产业，国家也大力发展文化产业。这里面有一个问题需要思辨。

我昨天在一个会上谈一个观点，多年以前文化界提出了一个概念，是费孝通先生提的，叫“文化自觉”，提出来以后慢慢就转化为政府和国家的一些思考，近些年来国家对文化的思考越来越深入了，我觉得国家的文化自觉开始树立起来了。

我特别注意这两届政府的工作报告里有这么几句话，去年政府工作报告里，温总理讲了一句话，说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今年总理《政府工作报告》里，谈到“文化”的第一句话说，“文化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影响更深刻、更久远。”我觉得说到了文化的本质，国家的文化自觉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只有国家的文化自觉是不够的，国家的文化自觉必须转化成全民的文化自觉，这样我们国家的文化才有希望，社会的文明才能进步。由国家的文化自觉转为全民的文化自觉，我认为现在的社会有两个思潮性的障碍，一个障碍就是文化的政绩化，还有一个是文化的产业化。文化必须进入官员的政绩他才重视，否则他就没有兴趣。如果谁有兴趣，我会延伸讲。

文化产业是一个名词，是从20世纪初美国开始兴起的，有一个非常确切的概念，就是工业生产的模式，也就是说是可以成批生产的。面对大众消费对象，有一个层面，一种服务性的和经营性的行业是文化产业，这个产业我们过去没有，它是一个现代产业，我们在国家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过去没有，我们现在有，我们还要大力的发展，这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文化产业需要科学的发展，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还是回到原点上，思辨文化产业的问题，现在出现另外一个词，我觉得非常荒谬，就是文化产业化。

“文化产业”是一个名词，它有确定的、特定的内含，它有特定的标准、特定的本质。“文化产业化”是一个动词，因为有些文化是不能产业化的，因为文化是精神性的，精神性的东西就没法产业化。我们现在经常说的一个词就是“打造”，因为只有产业才能打造，文化怎么能打造呢？精神的东西怎么能打造呢？你说唐诗能打造吗？你说爱情能打造吗？我说我和我老婆用五年的时间打造一个爱情，怎么能打造呢？

文化产业化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使文化的产业超越它的界限，把不能产业化的文化产业化，一旦产业化了就必须按照商业规律来操作，它必须来追求商业的目的，就是利益最大化，你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时候，你反过来一定要伤害文化的追求，甚至于你伤害了文化的原则。

所以我需要特别强调一个词，就像前几年我们犯过的错误一样，医疗的产业化和教育的产业化的错误，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认识。“文化产业化”是一个贬义词，如果哪个地方说，我们这儿文化产业化了，那个地方的文化一定会出问题。这是我对文化产业化的看法。

关于第二个问题，现在我们的社会确实比较浮躁，浮躁的原因跟整个社会的拜金主义分不开，也跟官员的政绩化分不开。我觉得官员的政绩化体现了官员的价值观，官员的价值观是最容易影响全社会的，如果官员做的一切事情都跟政绩挂钩，这个社会一定会浮躁起来。

在这个时候，我们的文化人，我们的艺术家，一是创作要冷静，二是还要沉在你的艺术里面。我们首先要冷静地思考，文化人永远有文化的良心。还有我们的创作者要潜下心来，我们沉到艺术里，我们在艺术里拿不出东西来。

我首先想提问的是冯委员，我想延续您上一个问题，因为刚才您提到过，您认为我们文化行业、文化产业不能是靠打造的，不能搞突击，是要有一个长时间的积淀和积累，是需要去涵养的。我们国家发改委有关报告中也指出，我们要重视文化项目的创新，同时也要推进这些重大文化项目的建设和产品的创新。我想问，一个是产品的创新，一个是文化产品的建设，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注意一些什么？

另外一个请问姜昆委员，您是一个经常把欢笑能够带给朋友们的人，您的相声，包括您的文艺作品大家也非常喜欢。我们想问您，您认为您的幸福指数有多少，您怎么看待文化行业，好的文化作品对我们幸福感提升中所起到的作用？谢谢。

我觉得一个国家的文化建设有一点很重要，对于文化产业我需要补充一点，我看了很多文件，我们的政府从来没有提过“文化产业化”这个词。后来文化部的部长蔡武同志专门对新华社的记者讲过一次，说文化部从来没有讲过文化产业化这个词，这是一个思潮，但是这个思潮毒害甚深。

它阻碍文化的发展，我们这次政协委员，在这次两会里特别强烈地发出这样的声音，想制止这样一个有害文化发展的思潮。刚才你说文化建设最关键的是什么，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应该多依靠“全家”。

因为人文的知识分子在一个国家的建设中应该有一个重要的地位，我们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我们在冲破文化大革命当时的思想禁锢，我们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在那个社会的巨大转型中，知识分子当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因为写商会文学走向文坛。那一批作家当时满怀激情，那时候在北京更多的会议，当时对“两个凡是”、“思想是检验实践的真理”的大讨论，是“第三次思想解放的浪潮”，那是有人文知识分子参与、一个充满激情和思辨的浪潮。

我们改革开放很难一开始起步，人文知识分子对社会有巨大的贡献，但是当整个社会转向以经济为中心的时候，知识分子就弱下来了，我觉得更多的应该让人文知识分子来参与。如果人文知识分子的声音强硬的话，我们就不会出现660个城市都“千城一面”文化的悲剧，我觉得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很短的时间把自己几百个千姿万态的城市都变成一个模样。

当然我更忧患的是我们下一轮农村的变化。这里非常重要的是要依靠我们的知识分子，因为我们的知识分子，我们的文化人，我们的艺术家，我们背靠着五千年的文化。中国是东方的书香门第，文化的珠穆朗玛峰就在我们中国。人文的知识分子最知道我们五千年的精华是什么，也知道什么是我们文化的真正繁荣。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依靠我们文化界的知识分子，让他们参与到社会的建设和发展中来。

因为我也是姜昆的粉丝，刚才那位记者提的问题也是我的问题，所以现在就该让姜昆说了。

这位记者提到了文化创新、文化创意，包括一些新作品。我补充冯老师说的，产业的问题我老觉得不是我们考虑的问题，曾有很多人跟我讲过，说你们创意产业。

创意产业是什么吗？舞台上，原来都是“舞美”是布景，比如这边可以画一个画，那边出一个幻灯，但现在改成LED了，LED就不用画了，要画就在电脑上画。一开始是大屏幕，后来给切割了，这里是一个方块，这儿是一个三角，有的可以在顶部，有的在底部，就就形成了一个产业。从此舞美的那个队伍可能萎缩了，做LED的人特高兴，什么都有，他的人也多了，利益也多了，由此而产生了一个产业链。这个产业链有搞创作的，舞美设计的在电脑上设计，把人弄到电脑上去，电脑又把脑袋弄下来，换身子，形成这样一个庞大的队伍，这个可能是文化产业，或者创意产业所引起来在产业结构上的变化。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讲得太好了。

尹力说我讲的太好。尹力说真正的产业是在我们这儿开始的。电影厂一开始的时候不叫电影厂，叫“车间”。他说我们这儿就是产业，你别给我们往别的地方弄，他说我们一开始就是这样定的。

关于我的幸福指数的问题，我也感到特奇怪。我说干吗今天老问我幸福指数，我参加政协二十多年了，也从来没问过幸福指数。这就是说现在人们的日子过好了以后，还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你是不是日子过好了以后，还有不满意的地方？

我说人是在比较当中生存的，我经常到全国各地去演出，我尤其到了那些中等城市和小城市，我觉得人家的幸福指数比我们高得多，尤其比大城市高得多。你看那些老人晚上在广场里，灯光和喷泉都有。各方面也有福利，比如有些地方老年人坐车不花钱，我说我呢？他说你能啊，你快到了那个年龄了。我觉得，不管他们从文化建设也好，从物质享受的方面，幸福指数是特别高的。

如果你问姜昆你幸福不幸福？我说这个节目我写好了就幸福，写不好就不幸福。毕竟这么多年活跃在舞台上，逐渐也感觉着离着时代比较远，真正好作品还是出在年轻人的手里。我跑到大学里去，听他们讲相声，人家大伙儿呵呵乐，我就跟外国人似的，就不乐。我就不知道乐什么，人家就在说人家是在说“大长今”。但是我没看过，我就不知道。后来人家一说“小强”，我说“小强”是什么？他说“小强”就是蟑螂。我就又不知道了，把我弄得晕头转向。

所以出现了好的艺术作品，大家高兴，让大家喜悦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如果距离时代远了，有时候我觉得我挺不幸的，我怎么好像都不知道了。所以还是应该好好学习，好好增加自己的幸福指数。

我觉得姜昆没有什么幸福指数。第一，北京老堵车，各种应酬，天天安排，手机短信没完没了，安排晚上这顿饭在哪吃，天天推这个又推那个。没完没了的给人签名，如果哪段相声不逗人笑就捱骂。他给人那么多的笑容，没有人给他笑容，所以没有什么幸福指数。

尊敬的冯骥才老师、姜昆老师、韩红老师。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我感觉现在的语言环境比较恶劣，例如汉语夹杂外语、中文夹杂一些方言，各类广告的低俗，以及一些文艺演出和一些电视文艺节目，各种让我们很难理解的话，还有一些歌词云雾缭绕，我们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三位老师都是文艺战线的佼佼者，我相信你们成天跟语言打交道，我也相信你们经常会遇到一些尴尬方面，特别是在语言的方面。我想问三位老师，您对净化当下的语言环境有什么见解？同时也想请三位老师谈一谈文艺工作者对语言的使用以及规范方面影响负起什么样的责任和义务？

韩红最有权力说，因为她的语言都是唱出来的。

没有，因为我不是说相声的。姜昆老师是最有发言权的。

我简单说一句，刚才这位记者关心的问题也是政协很多委员关心的问题，我们一位书画家协会的副主席说“我把现在很多现象归结于高雅变高兴、知识变知道，理想变梦想”。我听了之后也很有感触，我觉得高雅的东西让人高兴，但所有的高兴的东西并不见得是高雅的。知识但是仅仅满足于知道不行，可能还要更深入。

现在我们孩子说，把理想变成了梦想，梦想是理想当中的一部分，并不是说把理想变成梦想就是我们人生当中追求的目标。在这方面需要各行各业在一起共同打造一个比较好的文化环境。我就的这些。

我觉得刚才这位记者谈到的关于语言当中夹杂着英语，首先在港澳台地区最流行，还真不是我们这儿，是你们那儿。为什么这么说呢？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的体现，有的时候还真的，尤其是80后、90后，还真的就体现在中文里面夹杂着英文。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小的时候才开始有英语，估计姜昆老师、冯老师他们小的时候就没有英语，没有专门要上英语的这门功课，当然我不是指二位已经老了。小时候我们就规定要学英语，我觉得一个国家教育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人文的发展，足以可以证明，包括文化的发展，足以可以证明一个国家一个程度的进展。所以我一点也不排斥中文里夹杂英文的话语，只不过有时候我会说，麻烦您说国语。

比如现在网络上出现了一些词，像“给力、浮云、神马”…，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很有创造力。

我们这个国家确实需要一些创造力，尤其是在文化上的创造力，因为文化、文艺是完全一个绝对自己内心个人独白的东西，它是非常充满个人个性化色彩的东西，我觉得没有一个规范，非要说你必须要说很好的国语，当然新闻联播得说国语。

对于语言上我们没有必要去规范它，因为中国已经发展到今天，数字化的时代，我们已经跟世界接轨了，完全可以允许说话里面夹英文。

其实刚才几位记者在这里问幸福感，我这心里急的跟什么似的，很想说。因为姜昆老师没有幸福感了，是因为他老让别人笑，没人让他笑。我有幸福感啊，因为我的生活里就要求自己变成真正的阿甘，我个人觉得，想得越多、琢磨的越多，就越不幸福。吃饱喝足了，把事干完了，然后睡觉是最幸福的。“好吃不如饺子，舒服不如倒着，爱谁谁，睡觉”。我觉得如果我们每个人把心打开，让自由的东西、自由的空气都呼吸在自己的胸膛里，内敛的力量是比任何都快乐的事情。

还有一点，当我们每个人的眼睛里都看到的是一尊尊佛像的时候，你在生活当中看到的每个人都变成了一尊佛。其实快乐、幸福是累计在我们内心深处的一座座堡垒，我觉得“坚持”这两个字是最好的信仰。

我想问一下在近年来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正在向纵深发展，在明年上半年即将完成全国2000多家国有文艺院团的转企改制，在这样一个浪潮当中，我们的国有文艺院团应该怎么样来面对市场的竞争，重塑市场的主体？谢谢大家。

因为在座的委员当中来自文艺院团的还没有，我是来自于中国电影集团。刚才大家谈到文化体制改革，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关于文化立法的论证和调研我们参加过多次，这也是政协对文化体制建设、文化转制，对于产业的论证。其实文艺院团的改革在分组会议的时候大家都提出了非常好的意见。

刚才冯骥才委员也谈到，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文艺作品的文化表达应该能够记录当下这个时代。刚才姜昆在谈的时候也说，电影制片厂具有天然的产业属性，电影制片厂叫厂长，叫摄影车间、洗印车间、服装车间、美术车间，所以在电影产业改制的过程当中，除了有它天然的属性，另外它具备科技和工业化的基础，所以这方面走得很顺畅。但是是不是所有文艺院团的改制都能够跟它的产业属性、文化属性、专业属性相符？委员们也会有不同的看法。

比方说冯老师长年致力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还有我们多少年传统的手工艺，吕章申馆长一会儿有机会向大家介绍刚刚落成的国家博物馆。文化的这几大块有的是不能作为产业的，作为公共文化系统的，改革开放30年，国力提升了，人民富足了，人们有权力享受公共文化带给人们的收益。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比如说昆曲，包括玉雕、象牙雕刻，它的受众本身就是少数，怎么能够让它作为文化的活化石传承和延续下去？显然一刀切的做产业化可能会遇到现实的瓶颈问题。我相信我们全国政协文艺界的委员，特别是来自基层院团的委员，他们在这些方面都有切身的体会和非常好的建议。

还是要请教冯委员，这两年您一直是在致力于传统文化的保护上，我不知道过去这一年效果如何？这些年来，我们在毫不犹豫的抛弃，这让很多像您这样文化界的人，您刚才也谈到了忧患，除了忧患之外，我们还能做些什么？目前的文化界有“Lead”能力吗？

另外，您刚才提到了刘心武先生续写的《红楼梦》马上要出版了，而且一出版就是100万册，您如何评价？在传统文化的传承方面，这是一个好方法吗？

冯老师，今儿您凶多吉少了，今儿都奔着冯老师来的。

物质文化遗产都在国家博物馆里。一会儿你们一定要听听我们的馆长讲的，激动人心。我先讲讲非物质文化遗产，刚才我说到“国家自觉”，“国家自觉”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变得明显的这个问题。国家最近颁布了《非遗法》，我们知识界呼吁了很多年，千呼万唤始出来，但是有一点姗姗来迟，但是有比没有好。

因为我们现在有了一系列的保护，比如国家名录保护，2006年评的518项国家非遗，2008年我们评的是520项，现在第三批已经评完了，国务院还没有批准。如果批准之后，我们估计是在1300项左右现。在是四级保护体系，国家一级、省一级、市一级、县一级，加起来我们有4000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

我们问过韩国的专家，韩国是100出头，但是我们并不认为我们多就比他们的成绩大。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绝大部分的文化遗产后面并没有专家，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过去我们所谓的非物质遗产，民间文化是生活文化，它从来不是一个学术的对象。现在进入了学术领域，把它作为人类学的、民俗学的、文化学的、历史学的、美术学的等等的时候，它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过去没有专门的专家。跟日本不一样，日本的无形文化遗产每一项后面都是一群专家。我们为什么没有专家的根源是什么？我们没有专家，一旦文化遗产申报成功了，问题就显现出来了。

现在很多地方因为产业化的思潮，很多地方认为非遗就是一种资源，就往市场推，认为推了就是保护，推了就是发展。他们也有很多歪理邪说，他就往外推，这样就出现问题。比如很多地方剪纸就不能用刀刻了，而是用机器压，皮影也是拿机器压。

问题在哪里？传统的工业的手工文明变成了现代的工业的机器文明。文明一改变，文化的本质又发生了变化。还有进入市场以后，比如长治这个地区，光布老虎有几百种，它的布老虎的风速非常多，有辟邪的，有小孩满月送的。各个村落民俗都不一样，我们是“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中华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中华文化本身的多样性，但是进入市场之后。最近我发现，他们现在基本上都进入市场了。

进入市场以后，有的地方就开始把往布老虎上面加亮片了，所有的布老虎基本上跟明星大腕在舞台上一样，文化的内含没有了，文化里面丰富的内容没有了，成了一个商品的包装性的东西。实际文化的地域性没了，这也是文化的一个最大的损失。

专家应该做什么呢？我最近就提出一个想法来，我们做源头纪录，比如我们刚才说的布老虎，在我们的大学里就有一个组，现在正在做的。沿着黄河流域这五个省，在所有有布老虎的村庄里，现在还有最后一代，基本是做70岁以上传承人的原始记录，记录以四种手段，文字的、照片的、录音的、录像的，全入档案。因为我们保护文化遗产，不是我们现在拿它发财，我们要留给后人，要给后人共享。我们必须要让后人知道我们原来的东西是什么样子，它源头是什么样子。

在两会期间我们还开了一个会研究。很多年来，我们对中国民间口头文学的记录，一个民族的文学是两大块，一个是文字的，精英创造的，文本的文学。还有一种是普通百姓创造的、集体创造的口头的文学，我们历史上第一部作品，《诗经》就是口头文学的一个集成。对于我们的口头文学我们这些年来记录了多少？

史诗、叙事诗、神话、歌谣、故事、传说、谚语、谜语、灯语、歇后语，我们搜集到现在有8亿5000万字，而且都是手抄的，我们现在要把它数字化。当然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想法阻挡非遗产业化和政绩化的潮流。但是专家要做的事情，要做必须承担的事情，我们要绕到产业和市场的前面，做源头记录的工作。物质性的部分请馆长讲。

国家博物馆刚刚落成开放，据我所知，建筑面积达20多万平方米，现在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尽管它的建筑面积是世界一流的，但是里面的展品和艺术品和5000年来的文明史留下来的瑰宝，您作为国家博物馆的馆长，怎样去打造？另外，我已经听到也看到政协委员提出来要效仿2009年国家重大美术工程创作的做法，发动国家的艺术人才，启动一个“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在请问您对这个建议有何打算？另外，国家博物馆的建设您有什么想法和策划？谢谢。

今天我们几位委员谈文化建设，我觉得谈文化建设，国家博物馆的建设是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部分，可能有的人不知道，国家博物馆的建设是我们党中央、国务院在“十一五”期间投资建造的最大的惠民文化工程。

正像刚才这位记者朋友问的，世界第一大博物馆，建筑面积将近20万平方米，这是了不起的事情，花了25亿。前两天香港特首曾荫权先生来参观，参观完了之后他说“吕馆长，我为中华民族而骄傲”。同时，他说25个亿，在香港我200个亿我也建不了这么好。所以我借这个机会给朋友们介绍一下，刚才这位记者朋友问得好，你光建筑面积大不行，你傻大傻大的行吗？里面还得有东西。

我们国家博物馆在建馆的前期就遵循了一个建馆的方向，就是要和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相称，与我们五千年文明相称，与当今蓬勃发展的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向称，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相称，用这个方向来指导国家博物馆的硬件和软件建设。

同时，我们还有一个办馆方针，叫四个立馆“人才立馆、藏品立馆、业务立馆、学术立馆”。国家博物馆没有人才你能称得上国家级的博物馆吗？这个人才有专业人才、管理人才、经营人才。产品立馆，既然是博物馆，你的“博”，展品必须得多。过去是65万件，去年2月文化部和国家文物局决定把国家从50年代开始珍藏的将近40万件文物划拨到国家博物馆。我当时讲的是，“这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项善举”，一下增加了40万件，这40万件还都是级别很高的文物，里面玉器几万件，瓷器、书画、佛像等，这一下充实到国家博物馆里了，106万件。不仅建筑是世界最大的，而且进入了世界五大博物馆的行列。这就说明在文化建设上我们国家这个投入是很了不起的。

2006年国务院常务会议11月份批准初步设计和概算，2007年3月动工，去年底就竣工了，正好“十一五”期间。今年3月份要陆续开馆，开馆之后，一个是在建筑怎么样和过去老的建筑有机结合。不知道昨天政协会哪位记者参观了，国家博物馆到明年就是100年的历史了，成立的时候是1912年7月，当时是蔡元培先生倡导，鲁迅先生还捐赠了他的收藏。

第一个馆址在国子监，在那儿办公了六年，然后搬到了故宫的端门。新中国成立之后，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建立革命博物馆储备处，而后在天安门广场东侧建址，建国十周年的时候建成了并作为十大建筑之一。可见我们第一代领导人在经济那么困难的时候，对文化项目就高度重视。

十大建筑里面有一大半都是文化建筑。由于当时的经济确实困难，人民大会堂17万平方米，这边革命历史博物馆才6.5万，周恩来总理当时就想，人民大会堂肩膀高，历史革命博物馆这边肩膀低，以后要解决这个问题。50年之后，今天把这个愿望实现了。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确实强大了。

分析一下，这一百年来，从国家博物馆就能看到我们中国复兴这一百年的历史，第一个馆设在国子监。第二在端门，第三十大建筑还不够，这次20万，这是我们国家崛起复兴的一个象征。可别小看这个，这是我们国家的祖庙，它是我们国家历史文化的一个最高殿堂，这一下子我们的软实力就大大提升了。

有的外国人蔑视我们说是暴发户，看了我们的博物馆以后，我们五千年的文明在里面陈列，将来这里面有48个展厅，65000平方米的展览面积，世界最大。第一个陈列已经开了，叫“复兴之路”，就是讲“鸦片战争”以来我们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怎么样通过不懈的努力来找中国复兴的道路。有的记者已经看了，六个展厅6000平方米。

第二个基本陈列是“古代中国”，古代中国是一个通史性的。1959年有一个版本，1988年有一个版本，这是第三个版本，用10个展厅一万平方米。把我们五千年的文明分八块，从远古到夏商西周再到秦汉一直到明清，用了差不多3000件文物摆出来。一到博物馆先看五千年文明，看了以后他们都会肃然起敬，中华五千年，证物都是在这儿。

而且还有青铜器的陈列，玉器、瓷器，古代书画、古代佛造像、古代的钱币、明清的家具等等专题陈列。也就在这儿能看到我们国家五千年的文明，能看出五十六个民族的各个艺术门类、古代的和近现代的。青铜器、佛造像3月25日开，瓷器3月26日开潘天寿、李可染、黄胄的艺术展也在这里开。

我们馆里也创作了很多经典，刚才这位记者问到，重大历史题材的创作要开始了？其实重大历史题材的创作不是现在，从1951年开始，也就是博物馆建成之后，我们新中国成立了，我们党奋斗的历史在1951年就开始有大型美术题材的创作。国家博物馆藏着一大批经典的美术创作，比如说开国大典、狼牙山五壮士，国家博物馆在中央大厅，在23号就把这个，专题就叫“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现代美术经典作品陈列”开了。大家可以看到，50年代、60年代创作的重大题材。将来国家博物馆，文化部和中国文联会共同合作，要创作一些重大的历史题材。革命题材这一块已经有了，前年创作的，国家博物馆还要参与历史题材的创作，因为殿堂很大，需要画很多大画。刚才在下面冯委员还讲，看了人家俄罗斯的大型历史题材的创作很震撼，我们将来也会陆续的这么做。

龙瑞委员您好，我想问的是，现在画家关于遗产税的看法问题。最近两年因为画家去世没有留下遗嘱而留下子女的遗产纠纷也不少，现在也在呼吁关于制定遗产税，在国外很多国家许多大画家连一幅画都无法留给子女，因为遗产税非常高。现在中国的这些名画家对于遗产税的问题是怎么看的？画家的创作，作为一个精神文化的财富是应该留给子女，还是应该留给社会、留给大众？

好不容易轮到我一个问题，还是比较难回答。因为我还没有到考虑我的遗产税的时候。但是这个问题还是值得关注，我对税法这方面确实了解甚少。但是从艺术家角度来讲，艺术本身应该是社会的。艺术家如果在百年之后把好的艺术品贡献给社会、贡献给国家，这是非常值得称赞的，也是值得效仿的。

同时，国家也应该在这方面建立一些和税收相关的制度和条例。这方面确实也听到一些有关这方面引起的争论，包括家里面产生的一些矛盾，但是这更多的属于私人问题。一个艺术家要从他的工作上来说，从社会公德着想、从社会着想和从国家的发展角度着想。如果他个人不愿意捐，是个人的问题。

我的问题提给韩红委员。之前在微博上你已经提到了，这次您提案是关于救助流浪儿童的，您也说这是唯一一次机会对媒体讲这件事情，我想听一下有关这个提案您的看法。另外，还注意到您最近还关注到内蒙古两位老人，好象您的目光一直在帮助和救助弱势群体上，为什么会是这样？想听一下冯委员，您觉得中国的文化人是应该对救助一些弱势群体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最后一个很小的八卦请问韩委员，知道您现在签约了香港的一家唱片公司，会不会像其他明星一样通过优才计划移去香港呢？

此处植入广告，西藏好水，世界好水。因为你是香港记者，我要先推销西藏好水。我等你多时了，我想这个话题一定有人问，我有备而来。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不是搞法律出身，所以关于打拐儿童的事情，是牵扯到法律的。我自己背了个稿子，以免说错话。

首先，从微博打拐到今天，我只在人民大会堂政协开幕那天，面对几百家媒体的围攻，说了一句话，说“我对政府充满信心”，这个话我觉得直到昨天让我看到了希望，为什么？大家都知道，昨天民政部部长正式回应了这个话题。

早在我们的总理在人民网上和网友互动的时候，总理就谈到，原话是“我责令民政部、公安部积极、迅速办好流浪儿童的事情。”到昨天民政部已经正式宣布，第一，对流浪儿童加大力度的治理、管理，而且在中国从今年开始，就将又重新修建一批福利院。这是我提案当中也涉及到的，政府已经给予答案了。福利院的增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第二，明确了困境儿童该去寻找帮助的方向。如果孩子是被拐来的，你就向公安机关报案，如果孩子是因为父母的问题，没有能力养孩子和教育孩子的话，你就到民政部去请求，民政部按照政府规定的帮助和抚养。第三，名扬已经开通了DNA验血平台，DNA数据库已经建成了。另外，在这两天开会当中，据我了解，以前给寄养在家的孩子们不到600块钱，现在所有孩子寄养在亲属家里的600块钱，没有人管的、没有寄养的是1000块钱，这是具体的数字。

关于微博打拐，我在微博里看到微博打拐的时候，当时我跟于建嵘的观念有一些不同。首先我感谢通过微博打拐这个事情，使我们更多的人看到了这个群体，看到了曾经我们没有想到这么麻烦、量这么大被拐儿童、流浪儿童这样一个特殊群体，感谢他们能够把这个新闻发布在微博上。我跟于建嵘教授有不同的是，他们呼吁的是微博打拐、解救儿童，我想的更多的是，当孩子被解救出来以后后续安置问题，孩子救出来以后谁去养？

第一，更新观念，增强未成年人的国家保护意识。简而言之，以前我们都觉得孩子是我们父母的事情，小孩儿有什么问题了，是小家庭的事情。其实不然，孩子固然是家庭的，更是国家的，少年强则国强。所以，当家庭这个功能失灵的时候，如果国家能够给予保护意识，孩子就有着落了。有些小孩儿父母双全，但是长期遭受到对孩子的打骂、对孩子的虐待，造成了这个孩子得不到家庭的爱，得不到家庭的功能，得不到这个家庭给他的抚养和教育，这时候国家有保护意识。孩子是家庭的，更是国家的。

第二，设立专门的儿童保护机构。可以说，儿童的保护在我们国家这么多年，尤其是在困境儿童方面，政府给予了很多帮助、支持、扶持。但是，在某些法律很难涉及到的地方，有些擦边球的地方，就给这些人贩子一定的空间。我觉得我们国家公安部、民政部直接关系儿童权利的政府部门是不是可以建立专门的儿童保护司局。我简单解释一下，现在流浪儿童的管理都是跟流浪的大人，要饭的、乞讨的、上访的等等都是在一起管理，孩子和大人一起管理，我觉得会造成很多的不便。所以，我的建议是，公安部、民政部能够直接关系儿童权利的政府部门建立专门的儿童保护的司局，以加强政府对困境儿童的国家保护。

第二，希望国家能够根据合乎国情的，建立“三级监护干预机制”。一是，防患于未然的早期社区干预。社区要知道这个孩子家里父母的构成，比如家庭环境的构成，如果成份比较复杂，政府就可以早期在社区进行引导，开导家庭培训指导，以及针对高风险家庭制定个性化的帮助和干预。二是，有效而及时的行政干预。前两天我碰到一个孩子，14岁，父母离婚以后，孩子判给了父亲管，可是父亲根本没有办法管，这个已经被扔掉三次了，孩子每天睡在水泥管子里。第四次的时候更残忍，把小孩儿从副驾驶的门一脚给踹出去，孩子浑身是血。这时候孩子还没有满18岁，他怎么向公安机关、法院提起申诉呢？没有办法。这时候我们国家是不是可以出台一个法律，取消父母的临时监护权，因为你没有办法养孩子，你没有办法去培养他，你没有办法让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你已经严重影响到孩子成长了。这时候国家政府是不是可以出台相关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里，就是取消父母监护权。

最后，提出可操作的明确司法干预权，这个不用解释了。我们国家的儿童，3.41亿未成年，占总人口的近1/4，还是那句话，归根结底，家事就是国事。我们作为政协委员，我们作为社会的所谓知名人士，如果我们能够通过我们自己的自身影响，呼吁加大未成年人法的力度，帮助未成年人法能够完善，使孩子们有一定的保障，我想孩子们就是未来的主人翁，是栋梁之材。所以，孩子以后不仅是他的家庭的，也是我们的，也是你的，也是他的，也是全国家的。

我刚才听韩红讲的很感动，我挺欣赏这样的善行义举。我不欣赏用善行义举给自己塑造自己的。比如我是名人，通过做一些慈善的事情塑造我，我不喜欢这个。我希望艺术家用自己的心灵来对待这个世界。

刚才记者问我，作为一个作家对弱势群体是怎么看的？我说很简单，作家就是两个立场，一个是个人的立场，个人思想独立的判断的立场。还有一个立场是平民的立场，因为作家一定有一个人文的精神，他是受人性使然，他一定要关爱这个社会，我想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历史上所有好的作家，都是站在弱者的这一面。还有一个记者问我刘心武《红楼梦》的事，心武的小说我到现在还没有看，已经出版了吗？还没有出来吧？

下周开始。

我赶紧订一本去。我觉得心武的事是个人的想法，这个事挺浪漫的，反正我不敢去写《红楼梦》，因为太难了。《红楼梦》是曹雪芹个人的创作，刘心武又是一个现代的作家，两个作家之间距离那么远，怎么去细写，就像给维纳斯安另外一只胳膊一样，古往今来那么多的大雕刻家谁也不敢，所以心武这件事也是挺有勇气的事。心武原来在中央电视台讲《红楼梦》，我觉得挺有意思，挺有个人的想法。我倒希望他通过续写有一些新的想法，能够对文学有一些另外的启发，就是我没有想到的东西。我觉得现在是文学创作很自由的时代，所以很多作家有各式各样的选择使我们的文坛很精深是很好的事。这个书没出版之前我先不判断，我们看完了再说。

补充回答香港记者的提问，一看你就对我不了解，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啊，我永远是在北京首都听党指挥的。我要跟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我是优才计划人才啊。

我想再问吕馆长一个问题，最近不少博物馆都免费开放了，大家都非常高兴。请问这些博物馆免费开放以后，今后的维护、运行方面的资金怎么解决？刚才您也谈了国家博物馆的人才和展品增加的计划，这些光靠国家投入是不是就够了？

博物馆免费不是今年才开始的，前两年，那时候国家博物馆正在改扩建，没有遇到这个问题。现在马上就开了，党中央、国务院为了关心弱势群体，免费开放，希望大家都能来。但是国家博物馆处在天安门广场，又是国家的最高文化殿堂，它和省市的还不一样。现在我们正在制定票务方案，有很多人担心，如果全免费开放，天安门广场的人流很大，一天好几万，如果是夏天热了到那儿去乘凉，冬天冷了到那儿去取暖，国家博物馆可能就带来另外一个问题。但是基本陈列是一定要免费的。

古代中国和复兴之路，因为还有很多外展，比如第一个外展，德国的三家博物馆，人家都是国宝级的文物，他对文物温湿度控制和人员参观的控制高度重视，如果人满为患到这来了之后，温度和湿度达不到要求，对文物的破坏都是很严重的。

天安门广场这儿还有一个安全的问题，但是绝对低票价，有些专题性的外展，因为投资很大，低票价，有一个小小的门槛，一是为了控制人流。二是为了国家博物馆这个最高殿堂有一个很好的观看的环境。希望大家理解这一点，这也是为了我们民族这个文物的长远利益，我们的文物不是说三百年后我们的后人就看不到了。就跟故宫似的，人满为患，砖都磨了一半了，如果砖换成新的，就不叫故宫了。

所以我们要站在国家长远的高度。比如说免费开放，确确实实照顾弱势群体，买不起票的。但是我们还有很多不是买不起票的，像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票价是不定的，可以搁5美元，也可以搁10美元，也可以搁1美元，你这是对社会公益事业单位的一点贡献。如果说为了控制人流预约，因为博物馆太大，一天能够容纳2万人的话，都预约的话，光预约机构的队伍就得上百人了。

你说的还不是用这个费用维护的问题，还要对文物的保护和整个社会，天安门广场安全的问题。当然，我对党中央、国务院免费开放是忠心拥护也必须要实施的，但是国家博物馆就这一个，怎么样可以和其他博物馆有不同，根据实事求是的情况，现在还在报批当中。谢谢你。

我想问一下冯骥才委员，关于您从2003年开始就撰写了全国政协提案，关于抢救少数民族文化濒危的提案，我一直很关注。这么多年来，您每年两会都在提，但是具体的落实怎么样？我记得您在提案当中有一个建议，不知道落实的怎么样？我们很关心这个问题。

文化遗产抢救实际是一个时代性的使命，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我们五千年的文明是一个线性的发展下来的。但是我们面临转型期，这个转型有两个，对我们自己的国家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度，全世界开始全球化的时代。

整个人类正好是一个第二次文明转型期。第一次是从渔猎文明向农耕文明的转型，第二次是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而我们脚底下的正好是一个巨大的人类文明转型的时期，而且是从文革进入改革的，是一个突然剧变的时代。所以我们整个社会生活，随着经济迅猛的发展，我们社会生活的节奏也在猛烈加剧和变化中，所以各式各样的问题都会提出来。

我觉得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必须有一个先觉的想法。我们讲历史，历史不仅是站在现在看过去，我们还要站在明天看现在。实际社会转型最重要的使命还是传承的问题，从上个世纪末中国的知识界就开始讨论这个问题。所以到20世纪初期的时候，在2001年的时候，在政协就提出要建立一个提案，后来国家很快采纳了，中宣部和文化部都采纳了，文化部还有一个保护工程，所以我们中国文联、中国民协有一个抢救的工程，做了十年。我刚才已经讲了国家的基本体系有什么，专家自己要做什么，这点非常明确，我们绝对不会放弃我们要做的事情。

我有两个问题，首先想问尹力委员，因为您是影视方面的专家，在今年两会电影分级问题也备受关注，请问您对电影分级有什么看法？第二个问题请问龙瑞委员，您是著名的国画画家，您对国画的继承和创新有什么看法？

大家有目共睹，中国电影界这两年得到了民主的发展。从七年前电影产业化之前，全国的电影产量和数量、票房都微乎其微是非常低的，那个时候电影进入到低谷，大家私下里谈话都是说，怎么能够爬坡，从最谷底看到一些希望。随着入世，中国加入WTO，大家更看不到希望了，觉得美国大片一进来，肯定对国产电影是一个致命的、毁灭性的打击。但是短短几年过去了，我们看到中国电影界不光是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产业化的规模也逐渐形成。

去年达到了我们几年前连想都不敢想的100个亿的票房，电影界都非常欣喜。这个数字本身不值得炫耀，跟传统的电影大国比，这个数量仍然是非常低的。另外跟我们13亿潜在观众的基数比，这个数字也是微乎其微的。

电影这几年快速发展，我们也看到东西部发展的不平衡，影院票房集中在东南沿海这些城市，电影从去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繁荣电影的指导意见，这从建国以来，由国务院专门颁文，针对电影，这还是第一次。若干年以后我们回眸这个文件，回眸2010年的春天，我想对电影来讲都是重大的转折，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电影确确实实快速的发展也带来很大的问题，我觉得就是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它的缘起，另外一个是它的终端。去年我们达到了526部的影片有100亿的票房，城市中心影院、多厅影院的建设，一天增加4.5块银幕，这个发展速度在全世界来讲没有先例，是另人瞠目的。

紧接着带来一个问题，影院的快速成长，不断增加的观影人群，我们拿出什么东西给观众看，这就涉及到我们的缘起。大家看到这几年的电影，我们有一部《建国大业》，4.5亿的票房，其中有将近一半的观众是十几年没有进过电影院，走进影院人们发觉国产电影比过去好看了，电影院比过去好多了，十年没有走进电影院的人会觉得过去的电影院的概念已经完全变了。

前门小孩儿哭，边儿上大人嗑瓜子，一站起来椅子“霹雳啪啦”乱想。今天的影院讲究的是视听的享受，所以未来的潜力很大。

再有涉及到创作的缘起，刚才记者提到的两个问题，如果说几年前我们不能预料到今天这个快速发展的话，甚至去年62亿票房的时候我们还在想，是不是能够有三年，甚至五年时间，电影能够破100亿，短短一年过去电影就突破了100亿，存在的巨大问题就是我们怎么用，不是个人好恶的，不是少数人的来决定一部影片的题材和它最终的结果。这涉及到更多的风格、样式、题材的开拓，我觉得在这些方面应该让它进入到法制化的轨道，才能保证电影有更强劲的后劲可以可持续的发展。

去年除了国务院颁布的《关于繁荣电影的意见》以外，还有一个不被广大媒体和公众了解的，12月份美国好莱坞六大公司在WTO框架下起诉中国“关于中国娱乐分销案”的最后裁决。我相信中国电影取得今天的成就，很大一方面是长久的国产电影，政府推出的保护民族电影的成就，还有一个是电影人的努力。

第三，广大观众对国有电影的追捧和支持。但是如果我们更加展望今后，能够有创作、制作的后劲，我觉得在法律框架之内，首先是委员们多少年呼吁的关于电影法的出台，电影法出台在很大程度上被公众误读了，因为今天很多影片，暴力，可能不适合青少年看，由于没有分级制度，老少通吃，很多影片在香港，包括新加坡，在亚洲的其他国家可能都是有年龄限制的，由于没有分级，我们这儿所有的人都可以去看，包括有一些吸毒的场面、吸毒致幻的结果，包括暴力，我相信一个商业影片，一个类型影片在这些方面或多或少会有一些表达，如果没有分级，老少通吃的话，会在视觉和内容的接受上有问题。

但是为什么这么多年分级制进行不下去，总是被误读成只要涉及了分级制度，好象就是同意和允许拍三级片。前两天有一个报道，沈阳市卫生部门在娱乐场所发放安全套，整个社会就说这个举动本身嫖娼、卖淫是合法的，这有一点相似之处，怎么能说一设立分级制就可以允许拍三级片呢？这是一个重大的误读。

另外，在电影快速发展过程当中也会带来很多问题，包括大家广受诟病的植入性广告，相应的法规也要对今天的这个问题作出规范。我了解很多的广告的中介公司和代理公司已经形成了这个市场。现在一个电影、一个电视剧刚刚在立项阶段就有这样的中介公司来找你，我能够植入什么样的品牌，用台词还是用影像童话来表达?

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关于文化立法也进行过调研，从政协委员的角度出发，我们是不断的呼吁关于电影的立法，能够让我们更多的创作进入法制性的轨道。

我们几次在政协会上呼吁，中国电影虽然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是现实题材的作品，表达当下的作品，面对快速变化的中国，这个影像的记录在后人来看应该是一种另类的文化读本。电影人的失缺、失语、无语、缺席给我们当下的创作造成了极大的遗憾，中国电影有非常好的传统。上世纪30、40年代，上世纪80、90年代，出现过那么多贴近时代、贴近群众、贴近当下，针砭时弊为民代言的好作品。

今天现实题材的缺失有几个很大的问题：一是过渡的娱乐化，还有对电影的审查管束来自方方面面。比如拍公安题材可能公安部的意见变的很重要；涉外题材有外交部；民族问题有国家民委；涉及宗教有宗教局。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电影的，不是艺术的，上纲上线的东西会比较多。

我觉得全国人民在享受看电影的权利的同时，应该给电影更多宽松的机会。我相信有了政府的支持，有了公众的支持，有了观众的热爱，我们虽然起步低，但是这样才能跟咄咄逼人的美国好莱坞抗衡，才能保护国产电影这一块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化园地。

我最后占用大家一点时间。刚才那位记者提到关于弘扬和继承中华文化这块。关于这个问题我特别感觉到在两会期间，在政协会议中得到了高度重视。特别是在当前的文化建设中，继承和弘扬中国文化这块还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思考的。

特别是在当前的文化建设中，需要有一个全面的，更系统的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文化身份，可以说也是我们的一种文化立场。特别是我感觉到传统文化是我们的精神家园，从我们中国人来说，过去把我们的文化看成是安身立命的文化认同的纽带，现在在文化建设中，特别需要我们有文化的认同感。

在这块上，特别是像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对世界人类的文明有巨大贡献的，特别是里面还有人文关怀的、自成体系的，我一直感觉到我们在传统文化这块的思考上，我们的传统文化不但是一种文化形态还是一种文化的生态，它有一种动态的，它是自成体系，但是同时又能随势推移、与时俱进，这些文化理念必然是能够贴近人，是以人为本的文化。我想对传统文化再深入的研究特别有现代的时代意义。

另外，也是通过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光大，特别感觉到这里面在当下提高我们民族审美能力是非常重要的。现在相对来说，在很多方面整体审美能力、民族的审美能力相对低下。在这个时候需要我们提升和重视我们的民族审美能力，只有通过这种，特别是刚才冯骥才委员一直强调的，从我们的民族文化的继承中，对我们民族文化的自觉、自信、自强是有非常大的作用。这一点上也是我们现在创新的源泉。

我一直在想，文化的语录应该流进每一个国民的心口，同时要洋溢在每一个国民的脸上。所以在这次政协会议中，不管是从政协的方方面面，这几年来在传承中华文化这块做了很多工作，特别是在我们的书画艺术、民族艺术这块做了很多工作。

谢谢龙瑞委员。各位委员有特别需要说明的问题吗？

好像没时间提问了。借着跟媒体见面，提个小建议给媒体，希望记者能够把这些意见带给你们媒体的老总。

现在从我们做文化的人角度来看，有媒体版面过分娱乐化的现象，我建议把娱乐版和文化版分开，原来的文化版和娱乐版是分清楚的，现在是混在一起，甚至于慢慢的有娱乐版而没有文化版了，但是对于一个民族的文化，像一棵树上的果子一样，在普通的大众消费的层次上，你张嘴就可以吃果实，连摘都不用。还有很高一层的，很雅的文化，你不费劲是摘不到那个果子的，你得使劲往上爬。

中间还有一层，你得跳就能摘到，你摘到的时候还有摘到时候的一种快感，这个是文化版面特别需要做的工作，就是引导。现在大众娱乐的信息非常多，文化这个版如果有，大部分都是政治效应的文化版，纯文化的信息特别少。所以我特别希望我们的媒体能够把文化版和娱乐版分开，给文化更大的空间，使文化跟大众有更多的联系。

非常感谢各位媒体记者跟我们见面，实际上这十天我们一直跟媒体都搅在一块儿，每个人都比我能说。散了会以后，还有一些时间，你们想找我们就找我们，我们这四个人时间紧一点，姜昆的时间富余，大家伙都找姜昆。谢谢各位。

谢谢委员嘉宾，谢谢现场的记者朋友。记者会到此结束。

本次记者会直播到此结束，谢谢各位网友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