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下午16时30分，“政协委员谈实施教育规划纲要”记者会将在梅地亚两会新闻中心举行，中新网将全程直播，欢迎关注。

中新网直播人员准备就绪，记者会即将开始。

各位记者朋友们，下午好。根据大会秘书处安排，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记者会，这也是本次大会最后一场记者会。主题是政协委员谈实施教育规划纲要。

很高兴请到六位全国政协委员与大家交流并回答记者的提问。我向大家简要介绍一下：

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博士生导师钟秉林先生；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博士生导师程天权先生；民进四川省副主委，四川省教育厅副厅长王康先生；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四中校长刘长铭先生；吉林大学学位委员会副主任、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迟宝荣女士；北京舞蹈学院原院长、教授王国宾先生。

本场记者会大约一个小时，不提供英语翻译，请记者朋友尽量用中文提问。请记者提问时先通报自己所在新闻机构的名称。现在开始提问。

请问钟秉林委员，前几天许多委员在参加政协教育界联组会议的时候提议，要给高校和地方相应的放权，教育部主要负责人表示，放权的前提要有一个完善的基础，两者需要同时进行，我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在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避免放权和完善之间相互脱节和拖尾，会发生地方和高校说中央不放权，中央说地方和高校条件不完善的局面。谢谢！

谢谢，第一个问题就很尖锐，我想结合高等教育的情况来讲一讲。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到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当中几个重要的关键问题。坚持自主办学、学术自由、以师生为本应该是现在大学的基本标志。

这个问题主要涉及三个关系：一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教育部应该进一步向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下放权力，应该调动和发挥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管理高等教育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二是政府和大学的关系，政府应该进一步转变职能，遵循教育规律，尊重落实和进一步扩大大学的办学自主权。是不是能更多的利用这种政策法规导向，经济杠杆调节，检查监督和信息服务的方式来管理大学，而不是更多的采用行政手段去管理大学。但大学也很重要，应该努力做到一方面自主发展，另一方面能够自我约束，我感觉做到这两项都挺难的；

三是大学内部的关系，就是如何优化大学内部的治理结构，能够创建现代大学制度，处理好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之间的关系，要克服当前存在的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干涉过多的现象，在学校学术事务的决策方面，在学校的教育资源配置方面能够更多的尊重专家学者的意见。

刚才你提到怎么不推诿、不扯皮，关键要有一个配套的制度、政策和体系，让学校真正做到依法行政、依法办学、依法治校。比如涉及到具体的，政府和学校间责权利应该如何明晰，具体来讲，教育部和地方行政部门的事权和财权如何进一步匹配和协调，以及如何建立一个政府对于高校，以及中央政府对于地方政府公共问责的制度，我想这个对于提高现在高等教育的管理效能，推动高等教育的大学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我有两个问题，第一，请问王国宾委员，现在许多高校都在搞创新人才培养，对于艺术高校培养创新性人才您有何建议？第二，请问刘长铭委员，高校学超大班的现象已经存在很多年了，现在一些地方搞集团化办学就是名校加弱校的方式，似乎还在加强这一现象，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谢谢。

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因为刚才提的问题是关于艺术人才培养的问题，这是艺术人才在培养过程中的核心问题。每一个优秀的艺术人才，或者是一个艺术家，他们都是创新性的人才，艺术是一种形象的塑造，而且是内心情感的一种表达，所以说要更加提倡他的个性化，人才应该是更有灵感、更有悟性。

从艺术修养来讲，既要有扎实的文化的基础和底蕴，同时应该不断培养、提升其想象力、联想力，也就是创新的能力。《教育纲要》已经提出，我们国家要培养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和拔尖的创新人才。艺术的高级人才需要兼有两个方面的特点，既要有高素质的专门人才，又必须要有创新的人才。

我们国家艺术的人才，表演方面的人才和技术方面的人才还是不错的，也是很好的，可以说很有水平。但是作为创造性的人才在国际上还有差距，甚至被说成我们现在是一流的表演、二流的编导。

前天政协的大会发言过程中，文艺界的一位委员还谈到，电影表演现在存在着四大问题，一是原创的疲软，另一个是来自艺术创新人才的培养，确实在人才培养模式上要下功夫、下力量。

我的建议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一定要下功夫培养人才的文化个性，人才的文化个性是指他学术上、专业上的个性，他从事专业研究与探索的精神，要培养学生对某一专业感兴趣，长期不懈探索这种精神，是一种对专业生命的高度融合和无悔的奉献精神，而且将专业目标看成是他终身的价值追求，甚至看成比他生命更重要。这种献身专业的精神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一定要下力量培养开发创新人才的思维模式和方式。创新人才培养要重在对思维模式的开发和训练，尤其是艺术人才，一定要下力量开发培养他们的想象力、联想力和创新的力量。

第三，要培养艺术人才和学生敢于批判的精神。主张学生既要尊重师长，虚心学习老师的丰厚的学识，同时又要鼓励学生要多视角的思考问题，要提倡不同的见解，提倡独立思考、独立见解，更要提倡学生就是要超过老师。

关于超大班的问题，这个问题在过去的确是存在的，而且现在仍然存在。我在外地的一些地方看到过，也通过各种渠道看到过这方面的报道。这个问题的背后还是反映教育资源相对不足。

随着党和政府对教育越来越重视，随着教师地位的不断提高，我想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从事教师这个职业，这个问题逐步会得到缓解，以至于最终的解决。我想在北京这种情况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一些学校和一些薄弱的学校联手，这是教育资源均衡化的一个途径。应该说，这些年来从北京市的实践过程来看，这个对于促进教育的均衡发展还是有着很多积极作用，因为这种学校的联合可以使得优质学校的文化对于一些原来相对薄弱的学校产生一些影响，这种文化的渗透有利于我们相对薄弱的学校尽快提高办学质量。谢谢！

第一个问题请问钟秉林委员，今年7月份第一批免费师范生将走出大学校门，走上自己工作岗位，他们的就业问题可以说是我们大家都很关注的一个话题，我们都知道免费师范生的就业是回到生源地，由当地的教育行政部门推荐岗位，然后双向选择，这种定向和计划为主的就业模式可能会跟现在面向市场开放的就业模式有很大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请问钟秉林校长，我们怎么能够确保当初承诺的保证每一位学生有编制、有岗位，同时也请钟秉林校长跟我们谈一下北京师范大学今年免费师范生的就业趋势。
第二个问题请问迟宝荣委员，我们知道去年6月初我国首次启动了订单式免费定向培养医学生的计划，从2010年起我国将连续三年在高等院校开展免费医学生培养的工作，并且是大力面向培养农村的全科医生，请问迟委员，去年招生的情况怎样？您认为这一举措将给农村的医疗卫生状况带来怎样深远的影响？

谢谢你的问题。首先谈北师大，北师大2007年的免费师范生今年即将毕业，将近500人，到现在为止进展顺利，到2月底签约率已经达到50%。我个人很有信心，100%就业没有问题。

第二，我要修正一下你提的问，免费师范生毕业之后不是回生源所在地，而是回生源所在省，这是非常大的差异，回生源所在省，由这个省的人事和教育行政部门以及编制部门负责他们的就业工作。

第三，免费上升试点工作是一项国家的任务，国家拿出了钱，在6所部属师范大学来试行。我个人的理解，这并不是很简单的计划经济下封闭培养教师的回归，而是在市场条件下，政府采取这种公共财政干预的手段，来加强教师队伍建设，鼓励优秀的青年人去学师范，将来去做教师。

而且这种情况并不是我们国家特例，简单说一个例子，我曾经带着团去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在那儿考察了两个星期，我们发现在考察美国的教师教育的时候也出现这样的情况，美国这个州为了鼓励青年教师到大城市的中心地区去执教，这个和我们国家相反，我们鼓励教师去西部、去农村，他们是鼓励教师去大城市，比如说纽约、芝加哥、底特律等等，大城市中心地区由于种种原因教师不愿意去，为了鼓励她们去，他们也采取了财政干预的手段，比如在减免税负方面、工资方面给这些人特殊的待遇来鼓励她们去。还是让我们去试一下，我们就是一个引领和示范作用。到现在为止进展顺利。谢谢！

首先感谢您的问题。这个问题应该是两个内容，教育和卫生，教育和卫生事关千家万户，不光是国家发展之本，还是民生之重。温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十一五”工作回顾中，提到优质教育和卫生资源的总量不足分配不均，同样他在对“十二五”工作任务中指出，教育优先发展，深化医药体制改革，实现人人享有最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

现在我们面对的是优质的教育和医疗卫生总量的不足，在这个前提下分布不均、分配不足、不公这种情况是客观存在的，城乡之间、人群之间对教育和卫生资源的配置差异，让群众很堵心，政府很忧心。

到2009年为止，我们城市的千人人口的医生人数是1.75人，而千人的农业人口医生数只0.47人。作为医生，我每天都能看到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到大医院来看病是多么的不容易。医学生的免费订单培养，是医学教育贯彻《教育规划纲要》立足民生，服务医改的一项很重要的举措。

因为我们现在基层的卫生队伍的情况不光是一个总量的不足，基层的卫生队伍人才缺乏，医务水平比较低，专业结构也不合理，特别是缺乏高素质人才。

乡镇卫生员中高级职称的只占0.8%，本科以上学历的大概占2.2%，专科的只有20.3%，中专的大概占58%；100万的村医中以过去的赤脚医生和老村医为主，也有中医带徒弟的，最近几年也有中专到下面的。所以，我们面对基层要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基层全科医生的队伍，要实现强化基层的医改要求。

在2007年，国家发改委、教育部、卫生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开展了一项对中西部地区的免费医学生定向的培养，要连续3年。

去年为西部的乡镇医院一共招收了5000名免费医学生，这些医学生要享受“两免一补”，免学费、免住宿费，每年有6000元的生活补助。去年招生情况，5000名报名，报名是5000名的12倍，非常热烈，报到率是100%，至今没有一个人掉队。

今年计划是5315名，除了临床医学专业以外还有中医。我们对这些全科医生，对于面向基层的全科医生的培养，一是坚持以德育教育为主，兼顾他的能力为重。医学生免费培养工作，应该是医学教育落实教育规划纲要，服务医改的需求，这是很重要的一项人才的工程。

这个应该会有效缓解农村看病难、看病贵的现实，也会有效缓解农民因病致贫或者因病返贫的现象，加强基层卫生队伍是符合我们医改、教改的需求，也是我们人民群众的热烈期盼。我作为医生，也作为高校的教师，我的任务就是看书、看病，看书、教书，看好病、教好书，作为政协委员，我会尽职尽责做好参政议政工作。谢谢各位！

请问程天权委员，一段时间我们注意到海峡对岸有不少同胞正关注着这边“十二五”规划的有关情况，我们也了解到，程委员曾在2009年5月带队赴台，与文化大学签订了校际合作协议，其后您还访问过台大等一些岛内的名校，也一直关注着两岸高教交流方面的事务。现在请您谈一下校际合作协议签订之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都取得了一些什么样的收获？另外，在“十二五”期间，您对于两岸的教育文化交流有着什么样的愿景？谢谢。

谢谢您的提问。随着我们开放的推进，跟台湾地区的大学交流时间越来越多，因为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共同的，我们关心的问题也有很多是共同的，当然有的时候立足点不太一样，看问题的角度不太一样，正是因为这种差异性，我想这种交流的意义就更大了，使我们能够更客观、更深入地看一些问题，共同找出一些解决问题的办法。

这里面包含着前沿科技的发展，也包含着社会管理、文化建设、学术的发展。应该讲，大陆的大学普遍对这种交流都很重视，人民大学在这方面做的工作跟其他学校都有很多共同之处，近些年我们跟台湾的很多大学有非常频繁的交流、交往，我们跟有些学校签订了校际的合作协议，也有一些我们并没有签订协议，但是来往非常多。

可以这么说，来来往往就跟我到北师大一样，非常方便，来往很多，问题无所不谈，而且谈起来没有什么障碍，非常的轻松。刚才提到像台湾大学、中国文化大学等等学校，我们学校的管理层，校长、书记等等，我们定时去访问，他们也经常过来，我们不仅在一起交流，而且发展友谊，台湾的先生、女士都很能喝酒，有时候我们酒喝得很多。

我们的老师、学生交往就更多了，我们的老师跟台湾一些大学的老师都有一些共同的合作项目和题目，定时举行一些学术的会议，几乎每年或者在人民大学，或者在台湾的某所学校要举办一些管理、学术、科技等方面的学术会议。我们学校还有很多老师出版了一些书籍，这些书籍的学术含量比较高，引起了台湾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所以，我们也有协议，这些书用繁体字在台湾出版，出版的书籍这些年也没有断过，而且有新的签约。我们还有师生的往来，学生到我们学校来学习，有的已经毕业回去了，年纪大的60多岁，年纪轻的20多岁，我上次去的时候，在台湾的中国人民大学校友会，这是一个正式注册的校友会，我跟这个校友会的校友们欢聚一堂，大家谈的非常融洽。

台湾的朱巍（音）先生是非常热心的先生，他不仅是自己，还跟夫人一起，把一些年轻的同学组织在一起，他们经常讨论回忆在学校的共同生活，并且把一些关注大陆教育发展、关注人民大学、向往人民大学的青年介绍到人民大学来。

我想在今后的五年，肯定会在原来的基础上，使我们的关系更加的密切，我们对于科技、学术、文化、社会管理等各方面、各领域进行广泛的人员交流、课题交流、项目合作。我相信，随着交流的深入，我们的收获也会更多，因为我们分享了思想、分享了成果。事实上除了大陆和台湾的交往以外，我们经常举行海峡两岸四地，包括香港、澳门等等的交流，这种交流应该说是无障碍的，非常宽松、非常有收获。谢谢！

“十二五”规划纲要把推进素质教育提高作为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战略主线，我想请问刘长铭委员，在您看来，目前还存在哪些制约我国素质教育推进的因素，如何破除这些因素的影响？谢谢。

谢谢。素质教育提出20多年来，应该说我们教育工作者都做了不懈的探索。虽然今天我们很难用一句话来讲什么是素质教育。但是我们在这方面多年的探索已经使我们对教育的功能、教育的意义有了更多的认识。这是基础教育大的发展方向。

素质教育，我们更多的应该关注青少年的心智、身体全面和谐的发展。就今天我们的教育发展而言，当然对实施素质教育还有着一些制约，比如我们的一些考试升学的制度也要不断的改革，社会的一些文化的观念对于教育的发展也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这个观念的转变也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因为家长、老师可能更多的关注学生的一些考试的成绩，这种对考试的成绩或者训练的成绩的过度关注，往往影响了青少年的和谐发展。随着我们教育投入的不断增加，教育质量的不断提高，学生的成才观，社会上对青少年的发展观也会不断变化，我相信实施素质教育的环境还是会越来越宽松的。谢谢。

有问题想请问程天权委员，教育规划纲要中提到，探索有的科目一年多次考试的办法，探索实行社会化考试，请问您如何看待一年多次考试？据您了解，一年多次考试实施情况如何？作为高考改革的重要思路，一年多次考试有没有一个路线图、时间表？谢谢。

在资源还不能完全满足所有的人都进入大学，或者都进入好大学这种情况下，如何选拔人才或者说如何满足一部分人的愿望进入学校，这始终是一件非常费脑筋的事情。

到目前为止，能够被社会相对比较普遍接受的就是考试的办法，我们知道考试也有很多的好处，但是考试也有很多的弊病。比如，一考定终生，很多人觉得这个机会少了点，总会有一些偶然性，平时成绩很好，今天考试状况不好，可能就失去了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

可是如果多考的话，大家又觉得负担很重，学生始终很紧绷。能不能把中学里的成绩作为一个主要的参考，然后用一个比较简单的考试办法，折合一些成绩，统考跟平时的成绩合起来。

可是我们又从现实出发，大家感觉到现实的社会诚信状况还不是很好，比如说两所中学把自己学生的成绩报出的时候，就可能有一所中学把自己学生的成绩报得高一些，因为这样有利于他的学生。这样拿到大学里来比较的话就显然不公了。所以怎么办？我觉得应该发挥全社会的聪明才智，大家来想想办法。

现在我们根据很多同志提出的意见，做了一些改革的尝试，就是把一考变成两考或者多次考试，这种办法本意不是想加重学生的负担，是想通过初步的选拔考试，根据一些选拔的学校对学生的一些要求和希望，比如有一些学校更看重学生对一些知识掌握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理解力，他有没有自己的一些方法上的新思路，别开生面的一些想法，奇思怪想，我们经常说有一些偏才、怪才，他会想到我们想不到的方法。

有些人对一些问题会有自己独特的思考角度和独特的思考方法。这些东西我们感觉到可能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创新人才的苗子，所以我们会给这些同学打上一种选择的分，预先对这些同学特别留意一下，他在参加全国高考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加分，希望这些同学在基本成绩达到的情况下能够被选入进来。

当然也有一些学校会有另外一种思考。我想各个学校的思考方式不太相同，所以我们现在就出现了被称之为“华约”、“北约”。一些学校搞联考，联考之后根据他们相互约定的一些标准、一些选择的方式来进行选择，这种选择的出发点是要选择优秀的学生，选择有创新能力的、有潜质的学生，而不是像有些人担心的那样，开后门、有猫腻。

我想，要是若干所学校一起来选择，你要把每个考官都打通了，做这件事情也不容易。再加上我们现在纪律规定很严格，一定要在阳光下招生，公平、公正，是社会追求的目标，是大学的良知，我们一定要努力做到这一点。

两考、三考是不是比一考更好，我个人不能对这个事情做断论，现在还是在尝试，我们在尝试的过程中可以进行评估、总结，这个评估不仅是学校，而且是社会，大家都来发表意见，最后我们总能够形成一个相对比较好的、弊端比较少的一个选拔方法。谢谢！

我想接着程天权书记的话补充几点。刚才谈到实施素质教育有很多社会上落后的教育观念甚至错误的教育观念左右着我们的教育发展。比如刚才谈到的一考定终生，问题不在于一考定终生还是两考定终生，问题的关键在于考试能不能定终生。所以我们应该放弃和纠正以考试定终生这种落后的、错误的观念。

比如我们常常听到很多家长说“不要输在起跑线上”，这是一句害了很多的孩子、很多的家庭的一句话，任何一个比赛也不是在起跑线上决断输赢。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更应该倡导终生学习、终生发展、终生服务社会的理念，我觉得这才是成才的最根本的问题。

我也补充几句，因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现在感觉学生的压力在增大，我认为要从多方面来解决和考虑这个问题，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们的高校要不断改革。现在有2000多所高校，但是这些高校目前的特色还不是很鲜明，所以才会让大家感到某一类学校的资源特别少，我们就是用一个尺度去评价学生，这是中国的高等教育，万人都去过独木桥的现象。

所以我们要逐步鼓励我们高校办出自己的特色，就像我们有一些学校，我们在国外看到有些学校，包括我们国内的一些民办学校，它不能和北大、清华相比，但是它在某个专业上面能够超过北大、清华。

我在日本的时候问日本的小女孩，以后你长大想干吗？她回答我说，以后我想做理发师。我问小男孩，你长大以后想干吗？他回答我说，我妈妈是做豆腐的，我长大以后希望把妈妈的事业接过来，比妈妈做得更好。他们想做的都不是什么“大家”，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国家的公民。如果我们2000多所学校都有2000多个不同的专业供我们的学生来选择，压力就会小一点。谢谢大家！

第一个问题请问王康委员，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2012年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4%，这对广大师生来说无疑是好消息，请问作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该如何加强管理，把这些经费确保用在刀刃上呢？

第二个问题请问刘长铭委员，现在许多家长为了孩子能上好的初中，都让孩子参加了一些学校以各种名目举办的称为"占坑班"的培训班，请问四中的初中部有没有举办类似的培训班，对此您怎么看？另外，一些中学办了实验班，实验班与普通班有什么区别？是不是变相的重点班？谢谢。

教育经费支出占我们国家GDP收入的4%，这是我们期盼多年的愿望。经过党和国家领导的高度重视，去年在国家规划纲要里已经确定下来了。在今年的两会上，总理又再一次重申了，要在2012年实现这个目标，如何才能保证这个目标得以实现呢？

我作为在教育行政部门工作的政协委员，从我工作的感触和感受来说，现在已经抓了一下几项工作：一是国家做了全面部署。首先是要调整我们的支出结构，各级财政都要调整自己的支出结构。在年初的预算的时候就要把4%预算进去，在年终财政收入有所增加的过程中，要优先考虑把教育增长这块列进去。

二是要不断扩大教育经费的来源。现在国家已经实施了教育附加费和地方教育附加费费，并且国家要求今年所有还没有开征教育附加费的省份今年都必须开征，这是从更广阔的渠道来筹集教育所需的经费，而且它的税率是我们的增值税和营业税税额的2%，税务总局对这方面都做了详细的规定。这从技术层面和从资金的来源渠道做了非常好的保证。

三是我们的教育部门和学校要用好这个钱。办教育，4%占比是我们多年的愿望，如果说这个钱到了我们教育部门，到了我们学校，如果我们用不好，可能也是不能产生非常好的效益。所以，我们一定节约这个钱，同时把所有的钱花在该花的地方，同时也要让社会更加好的来监督这个钱的使用，确保这个钱用得更好。当然，国家的有关部委也要求我们这个钱的使用，以及这个经费的预算都要向社会公布。我想，在各方的大力努力下，经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我们实现4%这个目标是完全有把握的。谢谢。

我来回答第二个问题，刚才这位记者谈的是社会关注度很高的问题。因为每个家长都希望把孩子送到相对比较好的学校，均衡是我们发展的目标，但是还不够均衡。我们另一方面也强调学校要办有特色，既然有特色不同，也要建立一种机制让家长和学生选择适合自己发展的学校。

刚才你谈到的我的初中有没有“占坑班”，“占坑班”这个事情我听说过，至今我不知道具体是怎样操作的，因为四中的初中没有面向社会的补习班，所以谈不上“占坑班”。

现在一些学校用实验班的形式对教育的规律做一些探索，总的来说这是好事情，但是北京市教委已经发布了文件，在义务教育阶段要取消一切实验班，很多学校很好的执行了这项规定。当然，教育的探索也是需要采取一些形式，像北京四中的初中采取的是分层次教学来解决学生学习上的差异的问题，这项措施、举措我们已经坚持了差不多30年，我觉得效果还是很好的。

学生学习的差异是客观的存在，因材施教是教育的基本原则，所以在不举行实验班、不办实验班的基础上，很多教育工作者也采取了很多很智慧的方式来进行教育方面的探索，我觉得这方面还是应该提倡的，实验班不是唯一的形式。谢谢！

我的问题是，在此次“两会”上教育部长袁贵仁提出，现在教育部正在研究进城流动人口子女异地高考的方案，就是说会尽快出这个方案，而且时间不会太长。此次“两会”上也有代表和委员对此提出质疑，可能会引起大量考生涌入像北京、上海这些教育资源相对集中的地方，大城市人口会恶性膨胀，会造成高考移民。因为异地高考，委员也提出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可能还牵扯到户籍制度改革一些配套的设计，推行起来比较难，因为牵一发而动全身，请问大学的钟秉林校长、中学的刘长铭校长以及地方教育厅的王康委员，请您三位分别谈谈自己的看法，您们怎么评价这个制度，您们认为利益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谢谢。

要高度重视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教育问题，包括学前教育、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因为他们对这个城市做出了重要贡献。另外，从教育公平的角度讲，应该关注他们。

对于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异地高考的问题，我曾经回答记者的一些问题，没有深的考虑，但是我觉得可以探索推进，但是必须在充分论证和测算的基础之上，还要尊重老百姓的选择。比如，是不是长期在一个城市务工人员的子女，这个长期怎么界定？比如这个务工人员子女过去读高中在什么地方，从现在来看各个省份在高中阶段采取的教材不太一样，有的是新课标，有的还是原来课标，我们要通过实际情况来采取一个比较好的政策。

我们国家现在正在处于人口大迁徙的时期，这是一个社会的问题。中国的现代化，如果不能保障他们受到良好的教育的话，中国的现代化是难以实现的。就我了解的北京情况来说，外来人口的子女在北京受教育是没有问题的。

刚才谈到考学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负责、非常具体的一个问题，我也在人民网上被问到了这个问题，我想这个问题需要拿出来研究，比如在这个地方考学还是回到原来的户籍所在地进行考学，或者是在现在的，比如北京的务工人员的子女，我们在这里集中一些学校来组织他们按照他户籍所在地的教材或者考试的标准来进行复习，这些都是可以拿出来探讨的一些办法。总的来说，我们政府对这个问题是越来越重视的，我相信这个问题会有解决的办法。

我也谈一下。第一，造成异地人员到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希望在异地高考的原因，是因为北京、上海每100人高考的录取率相对比较高，这也是大家希望到这边来的一个基本的冲动。第二，这些好的优势资源主要还是分布在比较发达的城市和地区。

所以，来读的都希望就近，比如到了北京，就能够在北京的一些高校读书，我想这是他们的一个初衷。作为教育行政部门，我个人的理解，这件事是应该允许的，但是这种允许不是盲目的，必须是有序的。我同意刚才钟秉林委员的意见，就是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做出具体的流动方案。另外，我们要增加名牌大学，特别是我们的优质教育资源对不发达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学生的招收比例，把进大城市来的容易程度分过去。

我们的高等教育入学率目前已经达到25%，随着规划纲要的不断实施，十年以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40%。这样的话读大学不是很困难的问题，困难的问题是要读好大学。又回到刚才那个话题上，这十年的时间，就希望别的高校也加强改革，办出自己的特色，不断提高质量。谢谢。

近年来我国的自然灾害多发、频发，我想请问刘委员和钟校长，在我国的中小学和高校中关于防灾减灾的教育现状如何？在“十二五”计划中有没有采取更多的措施来继续加强防灾减灾的教育？谢谢。

自从2008年四川大地震以后，北京市很多学校对于防灾减灾的问题都高度重视，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我们在教学中渗透关于自然灾害的知识。再有，在灾难一旦发生的时候我们如何科学疏散和保护自己。在我们学校每个月都要进行这方面的演习，经过了一年多的演习以后，我觉得学生在这方面的意识大大提高了。

在学生的一些活动中也有很多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的活动，比如在前不久我看到我们的学生正在设计制作一个抗震书桌，他们准备参加国外的一个大学的发明竞赛，我当时看到这个非常有感触。昨天日本发生了强烈地震，我今天中午听到我们的老师给我打电话说，我们一个学生的爱心社团正在和日本的使馆联系，他们准备做一些捐献的工作。我想这也是我们实施素质教育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内容。

我简单说一下，在日本发生大地震的情况下提这个问题很有意义，但是我们感到很震惊，北京师范大学有数百名日本的长期留学生，我已经让学校有关部门对他们表示慰问，并希望他们的家人在日本平安。

你刚才谈到气候变化问题、防灾减灾问题，确实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当中面临的非常重要的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对这个问题高度重视，一方面在学生培养当中加强这方面教育，提高他们这方面的意识。并且利用我们研究的特长，在这方面为国家做贡献。比如北京师范大学和民政部已经联合共建了减灾的研究院，我们还吸引了海外人才，成立了气候变化研究院，在这里面都做出了比较优秀的成果谢谢。

去年温总理提出，他希望大学能够不要设立行政级别，我这个假设性的问题是提给钟校长和程书记的，如果有一天你们的大学不再有行政级别了，对你们的工作和生活会产生怎样的变化？我希望你们不要用“没有变化”四个字来回答我。谢谢。

这又涉及到了去年两会期间的一个热点问题了，就是大学所谓“去行政化”的问题，首先是行政级别问题。我先表个态，我个人赞同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我作为校长，平时也没有这种级别的感觉。第二，取消行政级别并不能完全解决大学的行政化问题，要把内含搞清楚。

大学的行政化，一个是大学和政府之间的问题，我在第一个问题已经回答过了，政府不能够过多利用行政手段去管理大学，而要更多的采用一些像政策法规导向、经济杠杆调节、检查评估和信息服务这样的手段去对大学实现宏观的管理，尊重大学的办学自主权。

另外，大学内部的治理结构问题，现在比较突出的就是怎么样协调好大学内部的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之间的关系，目前主要倾向是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干涉过多。

大学还要加强科学管理，大学作为一个社会组织，要实现它的目标必须有一种科学的关系，这种层级式的管理，取消了行政级别不叫哪一级，司局级、处级、科级，应该有另外一种方式把层级的机构更优化一下，这样以便于统一管理，提高管理的效能。

比如也可以叫“部门经理、总监”，不能处于无序的状态，我想加强公共管理，提高管理效能是任何一个大学都高度重视的问题。

其实我的想法跟钟校长差不多。大学里面现有的所谓级别取消了，大学里面是不是还有校长呢？是不是还有教务长呢？学院是不是还有院长？我想应该是有的，因为管理学上讲，一定规模的机构都需要有一个层级管理，只有这样才是有效的管理。

而现在的问题是，大学里事实上存在着一些行政化的现象。我觉得从大学的定位来讲，首先是教学、科研、培养人、做社会服务，因此，在学校里面教学的质量、科研的水准，做的东西是不是更接近真理，发现、发明、创造、前进是不是有一些真正的意义，这些事情恐怕不应该以行政判断、行政干涉来定，而是应该由教学的专门管理部门来评价，应该由学生来评价，应该由社会在应用这些学生中间，发现这些学生确实可靠、好用，而不是说行政部门觉得这个学生怎么样，或者说研究一个结果，研究结果的论证应该是由专家学者来论证、科学家来论证，而不应该是行政主管说这就是一个好的结果，那是一个错误的结论，这是不行的。

我们客观上现在存在着管理和服务在认识上和实际行动上位置没有摆正，变成了一些主导、干涉，或者有的比较严重一些，有的不自觉的有一点主导和干涉，这个东西应该去掉。我学校里面，应该是学术自由、研究自由，我们依照法律的要求和规定来办学，我们应该自由的敞开思想来进行研究，实事求是的研究，科学的精神，这是最重要的。

其实真正的是转变他自己的角色定位，他要想到，是人民把权力让渡给我，我应该做好人民的公仆，把这份公共权力用好。在学校，我做书记、我做校长，我就想好书记、校长的定位在什么地方，我应该如何按照教育的规律，按照学生身心成长的规律，来把青年人培养好，来把我们的研究做好，对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而不是时时刻刻想到我是部级、局级、处级，这个没多大意思。我不得不告诉你，如果给我去掉了这个头衔，我还是我。

最后一个问题。

温总理曾指出，教育大计，教师为先，可以说教师的示范作为非常重要。但是近几年不断发生高校教师学术腐败的问题，前不久有全国政协委员在记者会上表示，精神产品的假冒伪劣损害的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在这里我想请教钟委员和程委员，您对此现象做何评价？如何有效监督和遏制高校教师学术腐败，在这方面您二位有何良策？

现在在高校里面，不只是高校，确实存在一些学术腐败的现象。但是我也想比较实事求是的告诉大家，这个在我们整个教师、研究人员的队伍中是很少的现象，只不过我们比较痛心的是，这个现象比过去要多一些，记得在我上学的时候，好像哪个教师要剽窃，或者是把别人的成果拿来作为自己的结果发表，那将不耻于教师队伍，可是现在居然出现了。

尽管少但我们非常痛心，所以我们学校采取的是零原谅、零容忍，你出现了这种情况，经过一个严肃的程序查出来了，那你就应该做检查，有的有必要的学术行政方面的一些处分，这样才能把风气纠正过来，我现在倒是关心的是你问题里没有提到的一个情况，我们这种腐败、这种剽窃比较少，我们大家也很关注，但是比较严重的一个现象，数量不是太少的是，我们现在的教师、学者精力比较分散，比较浮躁，大家急于求成。

我们觉得作为教师应该把精力全部集中在教学和培养人上，应该集中在自己的研究上面，我们有些学者，特别是在老学者中有一些非常好的榜样，真是在板凳坐了十年人，文章不写一句空，像我们学校的方立天教授，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教授，十年来他就拿一个大茶缸，也没有课题项目经费支持，一大早进图书馆，最后一个离开，10年，可是他写出来的《佛教哲学》这个书一下得了大奖，两大部，厚厚的，这种精神值得提倡。

现在可能也是多方面的原因，看到别人发财着急，外面也到处请这个、请那个，做报告、做讲演，给的费用肯定比学校里的课时费多，这样就导致一些人比较浮躁。另外，拿到课题以后，在做的时候下的功夫不够，包括在课题下的时候，部门的指导也有点助长或者说不经意的对这些浮躁起了一些作用。比如一个课题申请书，你得写出来你的队伍组成，你前面的层级，你这个问题将准备怎么做，你预计有哪些方面突破，等等，好像当你把这个招标书写了以后，这个题目就出来了。

我想一个题目出来，结论通常是不知道的，要知道结论了你还做什么题目，我们是一个探索研究的过程，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存在，我会动用我的专业，甚至用其它专业的一些方法，用已有知识的基础反复研究、不断探索，最后才找到了一个结论，才找到了一些想法。但是我们为了满足这些东西，也会写出我将用什么方法，我预期在哪些方面突破，而且这些方面将会填补什么空白，这个地方将会有什么创新。我对这个事是有怀疑的，我希望我们的老师，我们的整个社会能够更沉静下来，去掉那种浮躁、急躁、急于求成，扎扎实实在科学崎岖艰难的道路上一步步攀登，这样我们做出来的东西才是好东西。

我同意刚才程天权委员讲的。大学确实存在学术腐败或者学术不端、不规范的现象，数量虽然少但是影响很大、危害很大。一方面对出现这种事情，我们绝不姑息，实事求是，坚决处理好。另一方面，引申出一个问题，现在大学的精神、大学的文化如何去重塑，大学的校风、学风，好的如何去弘扬、去传承，这是关键，一方面要靠平常的教育，另一方面还要有一些制度和政策的措施，必须非常明晰和严格。

举一个例子，北京师范大学现在每年应该毕业的博士毕业生当中，因为种种原因推迟答辩的占60%以上，这就体现了我们对质量的重视，在这个问题导师也好，学生也好必须把质量放在第一位，这不仅是对学生带来很大的影响，对整个风气也会带来影响。

第三，要高度重视大学教师的发展问题。风气的优化、文化的建设关键还在教师，所以我这次提的提案，一个是应该向对于基础教育领域的教师，有投入、有计划的进行培训，要对大学的教师进行有系统的培训，关注他们的职业拓展问题，特别是教学能力水平提高的问题，不然的话真会误人子弟。

另一方面，要高度关注大学教师的生活待遇问题，特别是住房问题，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比如像北京这个地方，给教师解决住房问题，光靠学校真的非常困难，也希望政府加大投入，专门建造一些用于过渡青年教师公寓，或者制定相关政策，把大学青年教师纳入政府保障房的制度体系的申请系列，这样通过全方面的努力不断优化学风，来端正学术的风气。

感谢各位委员，感谢各位记者朋友。今天的记者会到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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