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记者:
我们知道作为民主党派，你们的职责是提出建议，但是你们是否希望有朝一日也能参与多党竞选？我想请王(万)主席来回答。
王钦敏:
如果要让我来回答的话，我们工商联组织不是民主党派，是人民团体和商会组织。
万鄂湘:
你这个问题非常有挑战性。中国的政党制度是我们整个政治制度的一部分，因为中国的宪法中已经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写进了宪法当中。我们按照这种政党制度跟执政党经过几十年的合作，已经尝到了目前这种政党制度的甜头。我们知道在美国是两党制，在欧洲是多党制，可是中国的多党合作制，我感觉到它是最特别的。我也经常跟美国的一些同学，因为在耶鲁念书的时候跟他们也有一些辩论，他们说你们能不能哪天也像我们这样的制度，也搞一些竞选、竞争。
万鄂湘:
中国有一句老话，鞋子舒不舒服只有脚知道，也就是说世界上没有哪一种制度是最好的，但是肯定有一种制度是最适合这个国家目前的发展阶段必须要坚持的。我跟他辩论的一个主题是什么呢？中国30多年的发展，你看我们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从370多块到了去年的28000多块，翻了70多倍。我想这种政党制度和我们经济成长之间的因果关系谁也不能否认。因此我也反过来，我说你们美国人保持这么长时间的经济增长率，是不是也可以学学中国的这种政党制度。现在回答您的这个问题，目前的这种政党制度不是所谓的政治安排，而是中国这么多年经过很多失败、很多经验教训最后确定的这种政治制度。中国是不是没搞过多党制？搞过，民国初年中国的政党最多的时候到了300多个，结果怎么样呢？政党恶斗、军阀混战，国家四分五裂。如果我们觉得还是按那种政党制度发展的话，中国不可能取得今天这么辉煌的经济成就。因此，我觉得没有必要去改变我们目前的这种政党政治制度，这就是中国的特色。我们也相信这种政党制度在今后中国经济的发展中还扮演非常重要的政治作用，因为中国人民希望的是经济持续健康向好的发展，我们希望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制度，包括这个政党制度。不知道是不是完全回答了你的问题，这只是谈谈我个人的体会。谢谢你。
陈昌智:
我补充一个故事，去年去美国以后，和一个美国的朋友交流，问了跟你相类似的话，你们中国为什么不可以搞竞选？民主党派为什么不可以来执政？我先没回答他，我就反问他，我说这样吧，你们美国实行一下我们的多党合作制度，你觉得怎么样呢？他说，那不行，你这个办法不适应我们美国，在我们那儿行不通。所以说我就回答他了，我说很简单，你觉得我们的政党制度在你那不适合你的国情，很显然、很简单，你的政党制度也不适合我们的国情。
新华社记者:
我也有个问题想请问万鄂湘主席，不过我的问题是关于民主党派的。我们都知道十八大报告、政府工作报告都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而且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您刚刚也提到了民革，作为民革来讲社会法治建设一直是我们近年来调研、参政议政重要领域，请问您民革是如何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它现在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效？
万鄂湘:
非常好的问题，也感谢你关注我们民革的参政议政工作。这个问题我在开场当中已经简单介绍了一下。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些数据，比如说有关民革在社会和法治方面的提案数量，我粗略算了一下，每一届政协大会开幕的时候，我们以民革中央的民意提交的这方面提案占了1/4以上，每一年都不会少于1/4，这是一个总量。这方面的议题包括哪些方面呢？我大致归纳了一下，比如有关住房保障、医疗保险、司法体制改革、公益诉讼、农村法治环境建设。最后还是回到你讲的效果问题，我举两个例子说明一下我们在这方面有哪些议案提案，取得了比较好的社会效果。
万鄂湘:
第一个例子，我们有一个提案叫水资源的司法保护。在第十一届政协第一年当中提出来的，我们在这个提案中提了一个什么观念呢？就是能不能按照中国海事法院的管理体制成立专门管水的，或者专门的环境保护法庭。大家马上会问，为什么要按海事法院的体制呢？可能大家不太清楚，中国的法院一般是按行政区划设置的，比如每个县有个法院，每个市有个中级法院，但是唯独海事法院不按行政区划设置，是按流域设置的。比如长江只有一武汉海事法院，家，从重庆管到上海的上游，有什么好处呢？统一司法标准，还有排除各种干扰。如果环境保护法庭按行政区划设置的话，大家想一想效果会怎么样。
万鄂湘:
我们这个提案一提出来得到社会各界的响应，至少是司法方面的，比如贵阳率先设立环境保护法庭，把贵阳市的三大库区全部由一个法庭管起来了，突破了行政区划的概念。随后又有昆明的滇池专门成立了环境保护法庭，还有太湖无锡的法院也成立了专门的环境保护法庭。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后面助推了什么制度的产生？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产生。我想这个提案一石激起千层浪，马上后面很多法律的接续的讨论都引起了学术界、司法界各个方面的关注。
万鄂湘:
第二个例子，关于民事诉讼法的修改。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可以说是一个大的课题，在修改之前全国人大就提出了这个课题。我们由民革中央、最高法院、全国政协的社会法治专门委员会三家联合在一块组成了一个大的调研团，由全国政协副主席带队，去了四五个省，我们最后调研报告提出了八个方面的修正案，对民事诉讼法。我们把这个报告提交给全国人大法工委以后，他们进行了非常认真的研究，最后反馈给我们意见，他说你们提的八个修正案中已经采纳了七条，还有一条留在以后，因为目前有些条件还不具备，今后的修改过程中会逐步吸纳你们这些观点和提案。
万鄂湘:
我想这两个方面的事例可以给我们一个启示，我们的调研方式如果采取中央出题目，民主党派来组织，政协的社会法制委员会来积极参与，形成这样的调研报告能起到一个法制的推动作用是无穷的。实际上还产生一个附带的效果，我们这些提案产生这么好的社会反响以后，又吸纳了全社会社会法治方面的人才，比如律师、法学教授纷纷都希望加入民革，因为知道我们民革党章去年的修改，专门把社会法制人才作为我们下一步的发展对象。向大家报告一下，现在全国省市中高级法院和省市人民检察院以及省市一级的司法厅、司法局，政府的法制委员会也好、法制办也好，我们担任副厅级以上的实职这方面的司法领导干部有二十几位，这就是一个集聚人才，通过提案不仅使城市产生反响，也产生政党的凝聚力，这就是将来民革要继续沿着中国的法制发展方向，进一步开拓我们参政议政的领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方面，我们还有很多事可以做。谢谢你。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
大家都知道九三学社是一个以科学技术界为主体的民主党派，请问韩启德主席，九三学社是如何为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挥自身作用的？
韩启德:
非常感谢你提这个问题，如果要讲的话可以讲很多，但是我看了一下时间，不太多，为了可以交流更多的问题，我简单回答一下你的问题。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需要社会方方面面的力量来参与，九三学社作为一个参政党，还是应该起到独特的作用。作为参政党来讲，我们最主要还是通过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对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的总体思路、实现的路径、方针政策这些大的方面提出我们的建议。我觉得这个定位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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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启德:
另外，一定要发挥九三学社自己的优势，我们的优势在什么地方呢？在我们的成员中集中了很多一线的科技人员，他们都是在第一线工作，他们最深地感受到现在我们国家科技创新中政策层面，以及方方面面所存在的问题和诉求，所以，我们要集中我们自己成员在实践当中碰到的问题。我们在上一届换届以后，在2008年我们就组成了以王志珍主席为组长，另外五位副主席都参与的“促进科技发展和自主创新”的研究课题组，长期从事这方面研究调查。我们第一届工作就是以九三学社成员为主，发放了万人的调查问卷。关于我国科技和教育发展情况和对策，就64个方面的问题向大家征求意见，在海量数据的情况下，我们集中各个问题再到各地去调查研究，然后再聚焦、凝聚不断的调查和研究，最后在实践过程中，向国家提出了很多方面的建议，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韩启德:
举个例子，我们在问卷当中有80%左右的成员对现在的科技奖励制度有意见，我认为这个问题是个指挥棒，国家奖励制度曾经在我们国家科技发展当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随着形势的转变和发展，也产生了各方面的问题，所以我们聚集大家的意见和调查。首先向国家奖励办提出，应该以奖励项目、课题为主逐渐转移到奖励科技工作者个人。作为过渡时期应该减少奖的数目，提高质量，特别是科技进步奖，没有重大的理论创新，也没有应用，中间这个阶段特别应该把好关。所以这几年在科技进步奖的数量也在逐步下降。以前我们在完成成果和报奖中间只要一年，我们认为一个成果需要经过足够沉淀以后才能逐渐显示出它的价值来。经过建议以后，现在中间的期限已经延长到三年。
韩启德:
我们是提倡要沉淀五年，国家奖励办也正在考虑这个问题。在好多项目获奖当中，第一完成人有一些是单位的行政领导，我们提出这个是应该进行特别注意的问题，如果你不是科技工作者，就是因为你是领导你就能当第一完成人是不合理的，这在近年国家科技奖励里也得到了很大的重视。另外，我们对整个科技管理体制改革也提出了很多建议，包括在政协会议上的提案。譬如我们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关于市场作为科技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现在发挥的很不够，往往成为政府项目主打，而不是作为市场来主打。除了基础研究和重大的公共技术以外，资源的配置应该以市场来主打。我们现在说一些政府支持的经费，我们认为更多的应该由市场来筛选、来支持。譬如说这个企业已经在自主创新做得很好了，他已经得到支持。我们认为应该对已经在市场上取得成就和成果的企业免除税收，看起来不一定是科技经费的增加，但是通过市场的筛选来配置这样的资源将会更加合理。
韩启德:
另外，我们国家产学研结合长期得不到实施，我们经过调研也发现很大一个程度是因为我们对产学研里的产仅仅理解为最后产品的企业。所以我们就提出自主创新的过程是一个接力棒的过程，到最后产出的企业只是最后一站，我们缺乏从高校、研究机构到最后产出机构中间的科技服务业和中介科技企业，我们如果把这块企业的市场地位确定了，能够使得大家都有这个积极性，都能够享受到贷款、税收方面的优惠，那么我们产学研才可能做好。其它的比如说对国家重大项目立项中的科学民主决策，对于政府管理中决策执行监督分离的问题，对于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问题等等都提出了我们的建议，这些方面都得到了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最后，我们也鼓励九三学社成员作为科技工作者，各自在自己的岗位上更加努力的工作，为自主创新作出贡献。如果我们九三学社的成员都在自己的岗位上作出实实在在的贡献，那么我们这些成员都成为一面一面的小红旗，汇合起来我们就成为促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当中的一面大红旗。谢谢。
凤凰卫视记者:
我的问题想提给陈竺主席，您是卫生部的部长，去年年底又当选为农工党的中央主席，您如何看待这种角色的转换，还有您如何兼顾这种角色之间的平衡？
陈竺:
非常感谢您提这个问题。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幸运者，有幸赶上了我们国家发展的最好时期，自己的成长、进步实际上是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经常是怀着一种感恩的心情做工作。作为卫生部的部长，我十分有幸在过去五年零九个月的时间里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部署，为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和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做了一点实事。现在我又非常有幸当选了农工党中央的主席，农工党是以医药卫生、人口资源、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政治联盟，所以13亿中国人民病有所医、病有所方，人人都能够享有健康依然是我最大的梦想。同时，作为党派的领导人，我也会充分依靠领导集体、团队的智慧和力量带领农工党党员们在医药卫生、环境保护领域里发挥更大的作用。
陈竺:
至于如何兼顾和衔接多重身份，我想说的是，卫生部是国务院的一个职能部门，作为部长，就要坚决地贯彻国务院的指示和要求，履行卫生行政部门第一责任人的法定职责。所以，在岗一天就要负责一天，不能有须臾的懈怠。而作为一个参政党的主席，这就意味着在国家的政治生活当中要担负更加重要的责任，这就要从如何做好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工作，履行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职能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而且党派的参政议政涉及面比较广，经济政治、国计民生、社会发展都要涉及到，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唯有认真学习和实践，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合作共事能力，方能不辱使命。
陈竺:
作为一个多年在海外学习和工作过的一位学者，最后我也想谈谈自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认识。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人类文明的长河当中，不同的国家、地区、民族都产生了自己灿烂的文化。我很高兴曾经有机会到法国，所以能够用法语进行学术交流，我在美国也有很多学术界的朋友、亲密的同事，刚才纽约时报的朋友能够用中文提问题，我们主持人已经说了，实际上这是东西文化交流和汇聚的一种很好的格局。各个国家的历史传统、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社会制度是不同的，所以所采取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也会不同，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的模式。当然，更不可能存在统一适用于各国的所谓民主模式。
陈竺:
我完全赞同刚才万鄂湘主席和陈昌智主席的意见，就是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它保障了中国作为13亿人口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56个民族的亲密团结，调动了各种因素共同建设国家，保障了广大人民能够享受到空前广泛的民主权力，中国现在有5亿多网民，人民有充分的信仰、言论、择业、迁徙、受教育等种种自由和权力，有依法有序参与政治的权力。新中国建立64年来取得的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世界各国所公认的中国的经济奇迹，就表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是能够促进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政党制度。过去四年多我自己亲身参与中国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发展，我们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建立起一个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这些事实就证明了这个制度的合理性，它不仅解放了生产力，而且解放出来的生产力能够很快转化为民生的巨大效益。所以，作为载入宪法的政治制度，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完善。我希望纽约时报的朋友也能学习学习中国的宪法，我们互相交流。谢谢。
美国洛杉矶记者:
我想问万钢主席一个问题。我知道民主党派要应对和处理的问题很多，而且面临各种不同的政策，我的问题是，你们如何计划达成更好的共识，更好地推进这些政策之间的协调？
万钢:
我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轻松一点。实际上作为一个民主党派，我本人也从各个角度来参与，我本身是致公党的主席，从党派的角度要提建议，同时我又是科技部部长，各方来的建议我们要吸收，要听取。我回忆几个小故事，五年以前，2008年十一届全国政协大会发言的时候，我代表致公党提了一个关于吸引海外人才回国创业，共创人力资源强国这样一个建议，这个建议中涉及到发改政策、财政政策、组织、教育、人事、海关，包括出入境管理，涉及的部门很多。当时网上就写了一个“科技部万钢部长给各个部门在派活儿”。后来等两会结束以后，我在国务院开会的时候经常要碰到各位部长，每位部长都在问我，万钢同志你提的这点，你觉得我们怎么样配合最好？你提的关于出入境管理方面，我们现在有什么问题？你提的关于留学人员回来参加社保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进行？中组部的负责同志还亲自请我到中组部去，仔细谈我们怎么样一揽子来实行这样的计划，使我们留学的高端人才能够回来，回来的顺利。所以，在过去的五年当中很快地实行了海外留学高端人才创新创业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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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钢:
当然，科技部本身也是处于这个政策规划实施的过程之中的，所以我们在共同实现这个规划的目标。包括去年十一届五次大会当中，在实施过程当中健全投资保护机制，构建华人华侨回国发展的服务体系，完善社会保障，包括今年的提案当中我们还会提出一些问题。也就是说从政党的角度我们会关注国家发展当中海外留学人才作为我们强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怎么样能够发挥作用、创新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在实践当中怎么保护他们的权益，从这个角度它是一个全方位的。但是各个部门，包括国务院的组织部门当中，他们都会在各方面围绕这样一个主题，来帮助实现各类政策之间的协调。
万钢:
刚才韩主席也提到，九三学社作为我们国家一个科学技术人员高度集中的，又关心于我们国家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创新发展的参政党，我作为科技部长的身份，我们每年除了我们党派参政议政参与以外，我会专门带队到九三学社去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包括每年的汇报。我们会带队去九三学社、民进、全国工商联各个方面互相征集自己要求的意见，特别对于科技方面，刚才韩主席说了科技奖励、科技计划的实施，怎么样发挥创新主体的作用，怎么样引进海外人才等方面都给我们很好的启示，这样的话又是一个互相之间的协调。
万钢:
其实各民主党派都围绕着国家发展当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提出意见建议，而这些问题往往是综合性、全面性的方向、战略的问题，提出来以后，在实际实施的过程中，作为国务院的各个部门，作为地方政府，他们都会把它认真地来思考，从自己的角度上去实施这里面建议的部分，来推动我们国家在发展事业上宏观政策的落实。谢谢大家。
严隽琪:
我补充万钢部长的讲话，因为我曾经在地方政府工作过，我觉得在政府和在党派有很大的区别。在地方政府，我在这个地方任职，我基本上对其它地方的事情不会轻易发言。当我在政府里分工这块工作的时候，我对别人分工的工作也不轻易发言。但是在参政党，它比较超脱，它不为某个区域的利益服务，也不为部门的利益所限制。仅就这个问题，它本身是什么情况就有一个综合的分析和发言，这方面的顾虑会少一些。有一个场景，我们每年至少有5-6次要和中共中央的高层领导协商，在协商的时候除了中共中央的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他们在主持以外，相关的部委和部长们会坐在后面听我们的发言。在这个发言中涉及到哪些部门，我想这些对这些部门都会有益。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国际在线记者:
我想问林文漪主席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台盟在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发展上面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您刚才也提到了台盟要坚持不懈地推动祖国和平统一以及两岸的交流合作，您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台盟在这方面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
林文漪:
记者女士，谢谢你关注台盟的工作。台盟的每一个成员都是台湾籍人，所以在我们心中总是融汇着对故乡的真情和对祖国的热爱。爱台湾，因为这是我们父老乡亲所在的故乡；爱祖国，这是因为这是包括了2300万台湾同胞在内的13亿中国人的祖国，是我们民族命运所系。所以我们常说，“留得真情在两岸，一片冰心报家国”，所以台盟始终觉得自己有责任、有义务为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和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作出自己的贡献，把它作为自己的工作目标。所以，始终多年以来我们都是围绕这个主题来布局台盟的调查研究和参政议政工作。
林文漪:
举几个例子，过去五年在全国政协的会议上，就构建海峡经济区，支持台资向中西部推进，促进两岸高新产业合作发展，加强两岸文化交流，支持台湾农民创业园建设等等这样一些问题，作出政协大会上的口头发言或者书面发言。在这五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以台盟中央的名义所提交的30多件有关台湾和两岸关系发展的议案都受到关注。这里还没包括台盟界台盟委员提的提案，那就更多了。在今年政协会议上，张德江同志参加了几个界别的委员联组讨论会，在会上，台盟中央的杨健副主席又以维护常驻大陆台胞的权益，帮助他们融入当地社会为题，做了重点发言，受到全场的关注。
林文漪:
除此以外，台盟中央也在每年都会就两岸关系和两岸交流的重要问题向中共中央领导人直接致以口头或者书面的建言，都是受到了重视。这是参政议政方面。
林文漪:
在对台交流方面台盟也是很活跃的，我们和岛内工商医疗、教育科技等各方面领域人士的联系是很热络的。因为台盟自身就有这方面的专业人士，所以我们每年都会有互访、探讨合作交流，共同举办论坛等形式开展交流合作活动。特别是我们和一些专业协会，它的人员层次既高，在党内影响又大，和这样一些人士在党内形成了定期交流，来往非常密切。通过这样的交流，我们使更多岛内同胞能够到大陆采访和活动，这样能够了解祖国最新的建设面貌，了解政府的对台政策。这样消除了很多误解，而且增加了彼此的互信。同时通过专业方面的交流和合作，我们也汲取了岛内在科技创新、环境保护等等方面的经验，为我们台盟进行建言献策和参政议政工作提供了一些很有益的素材。
林文漪:
大家都知道，近年来两岸的民间交流活动也是很活跃的，比如海峡论坛，已经在厦门举办了四届，每次都有万人台胞参加的民间交流平台，台盟就是主办单位之一。除此，四年来我们还参与举办和参办了和地方政府联合举办了海峡经济区高层研讨会、平潭旅游开发研讨会、闽南文化节、台湾农民创业园发展研讨会这样一些海峡论坛的分论坛，同时和其它地方政府共同举办了很多两岸交流的活动，搭建两岸同胞互动合作的平台，就不一一向您介绍了。这样的交流和探讨为两岸进一步加深理解。两岸的合作深入了基层，深入重点领域，深入文化层面等等各个方面都起了一定的贡献和作用。
林文漪:
同时，台盟长期以来有一个传统，非常关心在大陆生活和工作的台商、台生和台属，不仅关心他们的投资、企业发展，也关心他们的生活，可以说彼此之间已经成为乡亲好友，节假日也看望，在他们回到台湾过春节之前，托他们带去问候和祝福。对他们提出的困难和要求，无论是经营中的还是生活中的，我们都会予以反映，并且帮助解决。目前我们祖国出台的许多惠台的政策措施其中就有不少是台盟提出建议的，我简单介绍这些，谢谢你的关注。
团结报记者:
我是来自民主党派的媒体，我们注意到在八个民主党派中，民盟的成员最多，有23万多人，我想请问张宝文主席，作为人数最多的民主党派的新任主席，您有怎样的体会和感受呢？
张宝文:
我们中国有八个民主党派，八个民主党派各有各的界别特色，但是八个民主党派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这是我们共同的特点。我在刚才的发言当中已经简单地介绍了民盟的情况，谈到了教育、文化、科技是我们民盟的特色。我这里想谈一下民盟人才荟萃、智力密集在我们国家的建设当中，在我们中国的政治生活当中发挥着怎么样的作用，我就我的工作实践，结合民盟的工作想谈谈。
张宝文:
大家都知道，去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有一位名叫郑哲敏的院士就是民盟盟员。在近五年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还有四位盟员，吴征镒、徐光宪、谷超豪、吴良镛。而近五年来获得民盟盟员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176人次，在民盟23万多盟员当中，本科以上学历的盟员占到了70%以上，具有高级职称的占到43%以上，另外，我们还有盟员任大学校院长的有168人，我们也有院士51人，有长江学者48人，我们还有38位盟员担当着省级以上的科学院的院所领导，从这里面同志们就可以看出来，的确是体现了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优势。我们广大盟员在各自工作岗位上为我们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文化事业的繁荣、科学技术的创新努力工作、尽职尽责，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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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宝文:
第二，上面几位主席都谈到了，我们也充分发挥各自党派的特色，深入调查研究，积极议政建言。民盟盟员有17000多人担任着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其中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有133人，担任全国人大代表的有62人。五年来，我们以民盟中央名义在全国政协大会上口头发言、书面发言和提案150多份，反映的社情民意是4100多篇，这是以中央的名义。以个人的名义提交全国政协大会口头发言和书面发言290多份，提案是2200多篇，内容涉及比较广泛，涉及到教育改革、科技创新、文化发展、社会建设、生态保护，还有“三农”问题，以及区域经济发展问题。从上述数据中可以看出，这充分体现了参政党在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张宝文:
第三，为了推动新形势下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的发展，完善我们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执政党，也就是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党外代表性人士的培养和后备干部队伍的建设。把党外干部纳入到党政干部交流的主体。通过岗位交流、挂职锻炼、担任实职，来参与国家经济、文化、社会、教育等等各方面领域的事务管理，可以说也是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来提供人才支持。
张宝文:
我想以民盟为例，我们现在在中央单位副部级，在有些省担任副省长我们有7位同志，一位是副部级干部，四位是在四个省担任副省长，另外还有两位在北京和上海两个直辖市担任副市长。我们中央部委里面担任司局级盟员的有11人，在省一级的厅局里担任领导职务的67人，在地市级担任副市长的有45人。在县级担任县处级领导干部的有780多人。我们这些盟员一次次的角色转换和不同的实践经历，对他们来讲既是锻炼，也是考验，而担任实职的这些干部有职、有权，也有责。所以我感到对这些同志来讲，可以说担任实职拓宽了他们的视野，丰富了他们的阅历，了解了我们中国的国情、社情、民情，的确是提高了他们的政治把握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合作共事能力，以及参政议政能力。对这些党外干部的安排，我感到这是我们国家民主政治和多党合作事业进步发展的具体体现，也是我们民主党派成员获得认真履行参政职能的一次次的机遇和实践。在这里因为时间关系不多讲了，我们在今后的工作当中还是要充分发挥我们民主党派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优势，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议政为本、参政为民，为建设一个百姓富裕、社会和谐的强大中国尽职尽责、尽心尽力。谢谢大家。
中国新闻社、中国新闻网记者:
刚才万钢主席在介绍的时候说到，您既是致公党中央主席，又是科技部部长，我们还知道您另外一个身份是“海归”，我们想知道未来五年，致公党在推进和关心留学回国人员创新创业方面有哪些规划？
万钢:
感谢你提这个问题，也感谢你对致公，特别是对我们海归的关心。其实我刚才用个例子讲了，致公关心归国留学人员，主要是为我们的理念，致力为公，侨海报国的角度。我们关心他的细节，五年前我们提的涉及到各部门的问题都解决了，但是实践当中又会出来一些新问题，这些问题我们又有什么好的建议，所以要去调研，要了解他们的情况，然后再提出问题，这是从建言献策的角度。
万钢:
还有一个是帮助海归我们创新创业的人员，他们怎么样在过程中克服遇到的困难。比如我们有致公的中国发展论坛，专门就大家关心的一些领域，不光是海归人员，比如资源型城市的转型、信息产业的发展、中小企业的政策等等，就是帮助海归人员回来以后适应国情。还有聚集在国家高新区的，特别是在中关村、张江、武汉东湖，我们每年在那都有论坛，然后进行调研，有些依托当地的科技管理部门帮助他们就把这些问题解决了，特别是减轻他们在申请国家对于中小企业发展的支持，一些免税优惠政策，包括银行贷款等等，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和问题。在解决问题过程当中我们也寻找共性问题，再回到建言献策的层面上来。
万钢:
加强与海外留学人才的联系，我们有很多成员组织了，比如在北美的就组织了北美职工联谊会，因为很多朋友在海外已经有很好的工作或者有安稳的家庭，他们愿意为祖国的发展建言献策，但他不一定要回到这儿来。有的在海外办了企业，他也希望来开拓市场，我们也给他牵线搭桥，比如他是在美国的创新型企业、中小企业，他来承担我们国家企业研发中的一些工作、参与一些工作，他的产品怎么样进入到我们这儿，帮助做一些牵线搭桥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也加深互相之间的理解，我们了解到一些情况，比如我们现在“走出去”的人越来越多，刚才王钦敏主席也说，我们的民营企业“走出去”，我们的科技人员“走出去”，外交人员“走出去”，他们碰到最大的问题，孩子一旦在外面接受教育以后，回来再接轨到咱们自己这里面就不那么容易了。因为发达国家，比如美国、德国、法国、日本都在中国有他们自己的学校，比如德国有德国学校，我以前在奥迪公司工作的时候，派来的工程师带这孩子就可以在上海外国语学校读书，读完以后回去又可以融入到当地的系统里去，所以我们最近又提出来建议，建议我们的一些教育集团能够到国外办这种双方承认的学历教育，这样培养出来的孩子就是双语的学生，回来以后可以无缝接轨到咱们的教育系统中去，这样又帮他们解决了一些困难。
万钢:
我想，从这几个方面加强我们和海外留学生之间的联系，和华人华侨，包括华人华侨第二代之间的联系，来共同聚集我们的智力，为国家的建设来贡献力量。谢谢。
主持人张秋俭:
各位主席，记者会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