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8日，在北京出席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的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教授、知名经济学者林毅夫接受媒体采访时，畅谈自己的身份转换和心路历程。
记者：谢谢林老师，您刚才一开头的时候您就提到，您今天是作为一个政协委员的身份来的，那我们就想请您谈一下您从世界银行行长转变成一个政协委员，您是怎么来完成这种身份的转换的？
林毅夫：应该讲起来这个转换对我来讲还是比较容易一点，因为固然从世界银行回来以后，这一届我被认为是新的委员。当然我到世界银行之前，大家知道我原来是人大代表，然后第一年参加了人大会，以后四年就都请假，你们媒体也很关心，所以我参加还是很有经验了，固然请假，还是在关心的。
而且在当人大代表之前，我当了四届政协委员了，所以讲起来，从1988年开始，我参政议政的经验应该有25年了，今年是26年了。当然了，这20几年，我个人感到非常荣幸，看到国家很大的变化。我前几天在第一天小组讨论会上面，我不是有一个发言吗，你们都还登了，当时确实是改革开放初期，当时我们的收入水平比非洲国家还低，当时物质非常短缺。比如说像我妻子吧，我爱人，她从国外回来，她穿的衣服跟国内人，都还是穿蓝色的大衣什么这些，所以她走在路上人家一看她就知道是海外回来的。今天一看就不一样，像今天三八妇女节，我们每个妇女同志走在街上，看到都比外国的女的还漂亮，穿得还好呢。
记者：那么您做世行的经验，到政协上有什么借鉴吗？
林毅夫：应该讲在世行我常常把自己定义为是重新读了一个大学，因为四年的时间，让我有机会，按照中国人讲的，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我自己的收获是非常大的。大家也知道我世行回来，进入到一个高产期，我出了几本书，一个是《新结构经济学》，一本是《繁荣的求索》，一本是《从西潮到东风》，我在世行四年，对世界重大经济问题的思考和建议。
除了这个之外，我也在美国的时候把两本书，这三本是从英文书翻译成中文，把两本中文书翻译成英文，一个是解读中国经济，一本是谈方法论的。因为我在翻译成英文的过程当中，也增加了一些资料，又充实了一些，所以回来以后又把它翻译成中文。
那么你说我在世行四年，回来以后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我最大的感受确实就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我在这几本书的前言里面谈到，作为知识分子，我确实是把国家的民族复兴、中华民族的复兴当作我自己的职责。那么在年轻的时候读书，总是看到自己国家衰落。我在台湾长大，实际上也就是由于国家衰落所造成的一个民族不幸的一个受害者。照理说从我内心里面，我从台湾回到大陆来工作，这种心情应该就像一个住在夏威夷的美国人回美国工作是一样的，但是呢，由于历史的悲剧，我必须采取特殊的方式，那导致的结果就是现在还不能回家。
我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探索，在想中国怎么样来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也曾经有一段很长的时间认为，西方有一本真经，这本真经帮助西方实现了它们的现代化，让它们富强。如果中国要富强的话，我应该努力去把那本真经学会，带回来，按照这本真经来给国家的改革，给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提出建言献策，作为政协委员。
记者：林老师，能不能简单地谈一下房价？
林毅夫：我还没讲完。但是我发现呢，在世行，当然我以前也隐隐约约开始有这种感觉了，我在世行工作也看到很多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跟中国知识分子一样的，都是希望他们自己的国家、他们的民族富强。其实非洲的很多知识分子对他们自己国家，对他们自己社会的责任感跟中国知识分子是一样的。非洲国家很多政治领导人跟中国政治领导人的追求也是一样的，希望他们自己的国家富强，希望他们老百姓过好生活，希望透过他们的努力，他们也可以青史留名。然后他们也跟我的心路历程有很相像的地方，看到自己国家的落后，看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强盛，总觉得西方有一套真经在那个地方，学会了就可以推动他们国家的发展。但是，就像我前面也谈过的，60年的时间过去了，实际上，按照西方那套理论来做的，没有成功的例子。而成功的国家跟社会，他们在推行他们政策的时候，那些政策都被批判为是错误的政策。你比如亚洲四条小龙。我们看数字，其实是很令人伤感的，从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能够从中等收入变成到高收入经济体的，不超过10个；从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几代人的努力过去了，能从低收入经济体变成到中等收入经济体，然后再到高收入经济体，只有两个，一个是韩国，一个是台湾。你比如说像新加坡，它在50年代的时候，它人均收入已经达到美国的20%，所以它是中等经济体。
那么问题是说这些成功的经济体，他们的政策当时都被认为是错误的。那我在一个场合就曾经说过，我们并不是为了念那本经而念经，我们念那本经是为了能够帮助我们国家社会发展，如果那本经不能够帮助我们国家社会发展，那我们就应该抛弃那本经，那我们就应该从这些成功跟失败的这种例子当中去了解，它背后真正造成一个国家、社会，跟成功跟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那么在世界银行的工作当中，更加强了我这样的一个信念。而且在美国这个地方，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当中也更加深了我这个信念，因为实际上在发达国家根本不存在一本所谓的“经”，它有理论，当然我们知道西方的理论，发达国家的理论是不断在更换的，你比如宏观经济学最早是凯恩斯主义，最后变成新古典综合派，目前当权的是新古典综合派，但是这场金融经济危机新古典综合派的这些大师们，第一个没看到，出现了以后现在已经五年多了，提不出解决的办法。既然它的理论是不断在变，那就不能叫做经嘛，经是说几百年几千年都不变才叫经。那么它如果在发达国家，它都没有办法做到所谓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几百年以后你来读它还是绝对成理，它都不能做到这样的，你怎么能够做到说放之四海而皆准呢？发达国家那些理论，我觉得有参考价值，但绝对不能作为我们行为的准则，其实这里面也回答了前面政治改革的问题，你如果说，你觉得有理由讲说必须那样才是最好的，但是按照那样最好的国家做的，通常都是社会更混乱，经济停滞，各种矛盾更多。当然，它所追求的人的价值什么这些，当然我觉得也是我们应该奋斗的目标，但只要实现那些目标，确实，应该是解放思想的，确实，所谓解放思想就是不受到任何理论，成为任何理论的奴隶，然后实事求是地来看我们现在有什么，我们现在能做什么，而我们有的跟我们能做的会随着时间不断再变化，所以确实也必须与时俱进的，这样才是真正的求真务实，这就是所谓科学发展。
前几天我讲说我到底是客观派，还是乐观派，人家老笑我乐观派，我说我是客观派，因为呢，悲观派只看到问题，而且你如果拿理想的模式来看，到处是问题，那是悲观派。然后再来的话，什么叫乐观派，只看到机会，不看到问题，那就乐观派。但是，你们从我的谈话当中，我永远是把机会跟问题同时谈的，对不对？而且我一定同时讲说这个机会怎么样去掌握，这个问题它的根源是什么，怎么去克服，所以我应该讲起来我是客观派跟务实派，谢谢，谢谢！
记者：但是您确实是少数派啊，您寂不寂寞啊？
林毅夫：应该讲起来我一路往前走，所以就从来也没有觉得自己寂寞过。
记者：林委员，最后一个关于政协的，这次是第五次做政协委员，从最早开始到现在，因为外国很多人不太了解协商民主，中国三大民主政策之一，不是特别了解，您觉得从最初选上委员到现在，期间又当人大代表，您觉得我们协商民主从方方面面一些细节上，您感受到的一些变化和进步。
林毅夫：应该讲起来确实是不断在完善，不断在充实，然后，基层的声音，民主党派，还有无党派人士的声音越来越起作用，然后在人才的选拔过程当中，我感觉到的是，多方面考虑，他的经验，他的贡献，还有他的社会影响，老百姓的接受程度。我前几天在政协会听到一个同事讲说，有为才能有位，有位更能有为。在民主协商过程当中我体会到这一点，能够被提拔上来的，基本上，我看到的，我了解到的都是有相当大贡献的。那么到了一个比较高的位置，我也看到他们还是继续地在努力地做好他们的工作。好了，就这样子好不好！我7点半回去上课。
记者 张冬冬 北京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