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26日，13岁的韩高攀(上)与12岁的队友郭威在树林里训练力量。
如果没有特殊的活动，位于河南省濮阳县南郊的张挥公园，可以用“人迹罕至”来形容，尤其在湿热的七月底。
然而，对于与几十位同伴一起、每日在此练杂技的韩高攀来说，并没有多么不适应。他的儿时是在更加湿热的越南度过的。10岁的时候，韩高攀跟着妈妈来到河南，嫁给当地一名男子。韩的妈妈以前在广东打过工，会说中国话，对于河南话，韩高攀说，“四个月俺就学会咧。”
快速掌握的河南话以及温和的性格，让高攀很快融入到小伙伴当中。很难看出眼前这个13岁男孩与周围的伙伴有什么不同。“俺爸跟俺说，想回越南看看不？俺说想，俺爸说，那你学杂技吧，学好喽就可以回越南演出。俺就来咧。”
在韩高攀所在的初级组旁边的岔道上，高级组的孩子们正在训练难度稍高的动作。花了半个小时赶来的爷爷注视着李海龙的训练。他与11岁的孙子以及教练都没有多少交流，只是默默看着，仔细听着。李海龙爸爸去世之后，母亲出走。“我也老了，过几年就照顾不了他了，送到这里，还能学门吃饭的手艺不是？”爷爷微笑着说。
与李海龙同岁的王志豪也有着相似的经历。入赘的爸爸离开他后，妈妈也出走他乡，王志豪只能跟随姥姥生活。
暑期的杂技团里，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要为吃饭发愁，还有几个孩子是被家长利用假期送来体验生活的。有的父母希望孩子的身体能够在杂技团得到锻炼，更多的父母则期望孩子通过一个多月的锻炼，假期结束后再回到课堂，能够更加珍惜上学的机会。
当地人偶尔来为孩子们“送温暖”，也会带上自己的孩子，前来见识见识这群穷孩子们的生活。当一位跟随家长前来“送温暖”的孩子玩起手机游戏时，杂技团的孩子迅速围拢过来，尤其是10岁的王来福，在伙伴们散去之后，依然伸长了脖子，关注着屏幕上的游戏世界。
他是家中七个孩子的老五，因为经济困难，无奈选择了学习杂技这条路。王来福乐于与人交流，回答问题之前，总会认真地思考一下，给出一个他认为完整的回答。“跟上学相比，练杂技很苦，但是人不能半途而废。”
杂技团的孩子最大的17岁，最小的只有6岁。按照进入杂技团的时间，有的孩子虽然已进入青春期，喉结凸起，肌肉线条日渐明晰，但是还会被划到初级组，和小孩子一起练习基本动作。与正规体校相比，衣着不统一、身高层次不齐，浑身晒得黝黑的孩子们组成的杂技团，更像是“游击队”。这个看上去有些特别的队伍在公园的路上训练时，经常引起行人驻足。
一辆载着两个孩子的三轮车停在了路上，车上的老人与结束训练的孩子们攀谈起来。得知他们的情况后，老人拿出一个苹果，递给杂技团最小的孩子二虎，后者二话没说伸出手打算接着苹果，稍大几岁的苏子恒赶紧拉住二虎，同时告诫二虎“不能拿”。6岁的二虎是家中三个孩子里的老二，因为经济困难，被送到杂技团。没有双亲的苏子恒则是因为太调皮，无法在福利院待下去,后来被姑姑送到杂技团。在福利院，没有人能够管得了苏子恒，而到了杂技团，他却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这些经历迥异的孩子，因为杂技聚集到一起。他们相信，只要好好训练，几年之后，就可以像杂技团里的大哥哥们一样，靠着杂技挣钱，不用再流浪街头，遭人白眼。
杂技团39岁的团长兼教练刘甫从小练杂技，成年后组建了自己的杂技团。他带着杂技团各处演出，赚了些钱之后，“恨不得横着走，没人管得了我”。直到有一天，因为酒后闹事，被判入狱3年6个月。“这些罪犯白天很正常，但是晚上躺下之后仔细听听，都在小声哭啊。”
在监狱里，他认识了不少因盗窃、打架入狱的年轻人，这些人大多贴着类似的标签：孤儿、父母离异、贫困、无人看管、没有一技之长。出狱后，在带领杂技团四处奔波演出的同时，他开始收养穷孩子，教他们练杂技。
现在，他的杂技团由两部分组成：在红白事、开业庆典等场合演出盈利的表演队，以及免费的杂技培训班。免费学杂技的20多位孩子中，有4位孤儿，其他则出自父母离异或经济困难家庭。
辗转了几个地方之后，杂技团搬到了张挥公园里废弃的农家乐。这个破旧的农家乐被利用起来，划分成宿舍、厨房以及办公室等，几十把椅子被摆放到院子里的棚子底下，供孩子们学习《弟子规》。公园里狭窄的水泥路，则成了孩子们练功的场地。期间，刘甫与团县委的工作人员一起，积极联系相关部门，希望孩子们在杂技训练之外，能够接受正规的文化课教育。
刘甫说，他的最终理想是能够有一块地方，集展示和培养于一体，成熟的演员能够通过表演挣钱，养活没有经济来源的孩子，等孩子们长大，再通过表演，养活更小的孩子。
8月中旬，刘甫带着杂技团从张挥公园回到了农村老家继续练杂技。刘甫无奈地说：“公园里农家乐的老板不让继续在那里练了。”据刚刚采访过该杂技团的一位当地媒体记者透露，因为没有办学资格，这个杂技团将被有关部门取缔。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律师魏艳丽表示，适龄儿童不能上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类似事件暴露了中国相关体系不完善的问题，需要政府部门在孤儿保障、督促父母履行监护职责等方面进一步努力。
广东省律师协会未成年人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郑子殷律师表示，我们应该更加关注取缔之后这些孩子的去向问题。中国是《联合国儿童权益公约》的缔约国，儿童利益最大化、儿童利益优先保护是公约的重要原则。在落实保护好孩子生存和发展的问题上，民政部门责无旁贷。另外，在政府力量无法顾及的地方，民间的力量也是一种有益的补充，孩子的确需要有人照顾。杂技团团长也许是出于好心去解决这些孩子的生活问题，但是，他的行为并不被法律所肯定。
郑子殷律师表示，只有整个社会，包括政府和民间组织能够携手为这些孩子多做些事，才能给孩子一个更好的生存和发展的环境。 中新社记者 刘关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