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学者共研"朱子文化":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由中华孔子学会主办，武夷山市政府与福建印象大红袍茶业有限公司协办的“朱子学与中国文化”高端论坛，日前在武夷山市举行。来自两岸三地的学者，分别就“朱子学与儒家思想”、“朱子学与理学”、“朱子学与儒家经典诠释”、“朱子学与中国教育和书院文化”、“朱子学与中国社会”、“朱子学与东亚儒学和世界”等论题，展开了讨论。

　　朱熹开创的朱子学，兼收汉宋、融汇训诂和义理，通过注释儒家经典和重新厘定礼仪秩序，不但对儒家思想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也对中国的教育制度、社会民俗影响深远，并对日本、韩国和越南等国的文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与会专家首先就朱熹思想的一些核心价值提出看法。有学者认为朱子的哲学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实践哲学，朱子所强调的“敬”的修养功夫，正是达到最高的善的根本，而“敬”的情感，正相当于一种神圣的宗教情感；朱熹哲学的形而上学性质，是一种不脱离人与自然真实关系的形而上学，其所表述的乃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存在状态，所要解决的是人的生存方式问题。

　　还有学者对朱熹心性论的结构及其内在张力进行了发掘，主张在朱子那里，心与性/理的关系是一个存在张力的分离与重合的过程，从本体而言，心与性应是统一的，但从现实而言，两者却是分离的。朱子哲学的功夫论，便是一个使心合于性，使两者重新统一的过程。更有学者进一步称朱子的哲学为一种“理学的目的论”，认为以目的论的语言重新表述朱熹的有关思想，可避免以至解除在传统形而上学格局(特别是西方式格局)中有关思想言说的先天困难。也就是说，朱子思想实际蕴涵一种“动态的和结构的目的性”，概言之，朱子虽以静摄动、以一摄多、以体摄用、理先气后，但此种存有论，大不同于西方的纯思辨推演性质的形而上学，仍属于生命的存有论，而实践理性不离功夫论同时便是全幅人性论之目的与行为的反省以及自我实现。

　　学者们还专注于讨论文本诠释的问题。有专家认为，朱熹对于《易经》的解读，乃是一种对程颐解《易》思考方向上的质疑与转折，不但肯定了《易》之义理，也还原了其作为卜筮之书的原貌，改变了程颐“言理甚备，象数却欠在”的诠释思路，而朱子的这种易学观点，更是极大影响了后来王夫之的思想。同时还有学者将朱熹思想的诠释问题置于更广阔的东亚背景当中，从探讨日本学者荻生徂徕所提倡的“古学”方法出发，讨论了日本朱子学的批评及其限制，认为日本对朱子学的革新，正在历史层面上集中体现了日本在吸取外来文化的过程中，通过“内在性”而使“外来”的东西“日本化”的过程，而此过程可被视为一种对朱子思想的诠释上从道德境界到政治智慧的根本转换。

　　此外，还有专家专门论及朱熹思想与佛、道之间的辨析问题与朱子的鬼神观。先有学者以朱子的儒佛因缘为典型案例，分析了其从早年对佛禅的钻研，到告别佛禅进而形成对其的批判意识的过程，认为朱子之辟佛，不但影响了后世儒者的排佛意识，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理学超越意识的消解、引起了明清学术的汉学转向。还有学者就朱熹之言“理”与庄子之言“理”进行了比较，以“理”与“理一分殊”之论为重点，讨论朱熹思想与道家的背景性关联，并进而就朱子所谓“理”或“天理”与庄子所谓“道”、“理”、“天道”、“天理”等观念加以对照厘清，揭示出朱熹将庄学思想框架嫁接至儒学的优缺点所在。同样，也有学者专门讨论了朱子对于鬼神的看法，认为朱子之论鬼神，既不同于西方宗教之人格神观念，也不同于现代唯物主义之无神论，而具有统合神灵、精神、物质与人生界之特点。(匡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