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人看大陆：低调精明的“阿拉宁波人”

　　中新网12月21日电 台湾《旺报》“两岸征文”栏目今日刊载台北人林怡君的文章《台湾人看大陆 低调精明的阿拉宁波人》，作者曾在宁波旅游，对宁波人说话体验深刻，“越是讲的兴奋，越是像吵架”。而对于宁波商帮，作者更是有自己的体验，比起上海人，宁波人精明更表现在“低调”上。

　　文章摘录如下：

　　“宁可和苏州人吵架，不要跟宁波人说话”，这句俗谚经常被拿来形容苏州人吴侬软语，讲话声调就算吵架都好听；但如果你没有亲耳听过宁波人说话，真的很难体会这句俗谚后半句的意思。

　　笔者曾到宁波一游，真的被吓一大跳，看着宁波人彼此间说话，明明大家脸上表情一派愉悦，可是怎么听起来就像吵架吵得快打起架来的感觉。宁波话语调硬，宁波人讲话的音调还挺高，越是讲的兴奋，越是像吵架。

　　宁波商帮闻天下

　　在行政划分上宁波属浙江省，但与其说是浙江的宁波，还不如说是“上海的宁波”。据估计，现今的上海人有200万是生在上海、长在上海的宁波人。所谓“阿拉上海人”，其实“阿拉”两字原本是宁波话。

　　明清以来，宁波人就以“宁波商帮”的形象闻名，上海乃至世界各地的许多巨商名贾都是宁波人。比如，香港的两位“世界船王”包玉刚、董浩云，以及香港“邵氏电影”创办人邵逸夫，台湾“半导体之父”张忠谋也原籍宁波。

　　而近代上海的第一家银行、第一家证券交易所、第一家印刷厂、灯泡厂、染织厂、化学制品厂……都是宁波人创办的。

　　大家都说上海人精明，但其实，这精明是宁波人带过来的。比起上海人，宁波人的精明，更表现在“低调”上。

　　宁波商帮的活动基本上是以上海为中心，不只在上海设立公司，聘请上海工程师，在资金、技术、人才、讯息等各方面，都把上海当靠山，甚至挂靠上海企业，冠着上海的牌子，行走商海。即便名为附属企业，但其规模却远远超过所挂靠的上海企业。宁波人就是这样低调，不争出头，只要有利于发展，该借谁的风就借谁的风，该打什么牌就打什么牌。

　　人们对于“精明”的认识，经常是“斤斤计较”，一分钱都不放过。的确，改革开放以后，宁波商人的发展就是从“小”做起。说宁波人很会做生意，有很大程度是说宁波人很会寻找利润空间，哪怕只是一分钱的利润。

　　有一个故事说：中国商人到外国参展，到最后一天，很多摊位就促销大甩卖，可是面对老外一再杀价，很多摊位宁愿扔了也不贱卖。惟独宁波商人的摊位前销售一空，大家都觉得奇怪。宁波人答道：扔掉不白给老外捡便宜吗？就算只赚一分钱，也是为国家创造外汇嘛！

　　大城市的大生意

　　但是相比起其它也是做“小”生意、赚“一分钱”的浙江商人来说，宁波商人的“小”，又蕴含了“大”目标。

　　又有一个故事这样说：一个后来成为台灯老大的宁波商人，每个星期都亲自挑着一根扁担装着满满两箱的无线电配件，从宁波乘夜船到上海，卖给上海的无线电厂，这样的小买卖，大概可以赚100元；但若在宁波当地卖，却可以赚200元。那么何必舍近求远呢？这位宁波商人斩钉截铁地说，生意要做大，就要瞄准大上海！

　　虽然利润小，但宁波人追求的是大生意，而且是要在大城市做大生意。宁波商人不会去偏远的山村和小镇进行商业活动，他们非常注重的是涵盖面大、辐射强、交通发达的城市商埠。在这些繁华都市中做生意，就有如控制商业的制高点，因而就具有了全国性的影响力。

　　宁波人也不会在大城市做小生意，俗谚云“宁波大老板、温州小老板”。与这种大气度相配的是，宁波商人只管大的不管小的。

　　宁波商人的事业，经常是总部自己开设，而下面的分部支号或者有业务关系的上下游，通常不会由自己来管。他们只抓重点，自己没有能力做的，就会大方的让别人去做。或许这正是这种“大开放、大合作”的经营哲学，造就了宁波许许多多的工商巨子。

　　俗话说“家和万事兴”，宁波人不但对外求通达，居家也追求和睦。中国社会，商人的地位历来是很低的，原因之一，是经商的人常年在外奔波，顾不了家，所以古诗有“悔作商人妇”之叹。而宁波的女人却颇能体谅丈夫的辛劳，夜来孤灯独坐，她们不作怨声，反而唱道：“小白菜，嫩艾艾，丈夫出门到上海，廿元廿元带进来，介好丈夫哪里来？”有这样善解人意的老婆，宁波人要不发，那才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