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底一个周末的下午，台北探索馆内，游客王小姐来到二楼参观，一中年男子过来说：“你先到四楼跟团看立体电影，一会有导览员解说。”王小姐走上四楼，看见一个小孩正带团观看关于台北城的纪录片，然后开始侃侃而谈地解说：“城市因文化而伟大，因人民而精彩……”
小孩递给王小姐一张自己设计的名片，名片印在普通A4纸上。因为纸薄，从口袋掏出来后有了明显皱褶。这小孩名叫林士渊，今年13岁，上初中一年级，每周利用周末在台北探索馆和艋艵做导览解说。
请林士渊解说，游客无需付费，台北探索馆也不用付薪水，因为他是志工。在台湾，像林士渊一样做志工，近年正成为一个风潮，他们构成了台湾温情社会的一道别样风景。
亲子志工：家长陪着小孩当志工
刚才请王小姐上四楼的中年男子，是林士渊的爸爸，这天他也在那儿做志工。他是一名商人，怎么会想到来一家文化单位做志工？
这得从林士渊小时候说起，那时候他经常跟着妈妈光顾博物馆、文艺馆，小小年纪就对历史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3年多前台北探索馆对外招募志工，他毫不犹豫报了名。可是问题来了：他当时只有10岁，不符合志工年龄。探索馆要求家长陪同来，小孩才能来。
林妈妈在银行上班，上班时间不太灵活，而林爸爸做生意，时间相对灵活，陪同当志工的任务落在了林爸爸头上，就这样他跟着儿了一块当上了志工。
林士渊说：“一个城市要让人热爱并怀念，一定要发掘出城市里的点点滴滴，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认同。怎样培养大家对台北的认同与热爱，我很愿意做这个事情。”很难想象，这话出自13岁孩子口中。
林爸爸很欣慰父子当志工以来的收获，通过一次次解说，他们一次次加深了对台北市的理解，增强了人们对这个城市的热爱。以前林爸爸对历史文化几乎一窍不通，如今开始爱上历史文化。
“士渊这么热爱历史文化，如果他一辈子从事这个事情，经济上没有保障，可能连自己都养活不了，你愿意他这样做下去吗？”
“非常愿意！我愿意用自己所有财产来支持他。”林爸爸坚定地表示。谈到这儿，他显得异常激动，声音响亮了许多。
义交：十字路口的橘红风景
在台湾志工当中，有一个比较独特的群体，例如派出所的义警、交警部门的义交、消防队的义消，他们不同于一般志工，而可按时领取一定的补贴。因为这类志工的工作量较大，并具有一定风险，政府部门为了鼓励他们的积极性，就从财政上拨付他们津贴。
8月1日下午将近4点，台北市忠孝东路与基隆路的交叉路口，太阳依旧暴晒着路面。一个身材魁梧、皮肤黝黑的中年男子，头戴蓝黑帽子、身着橘红色上衣和蓝黑长裤，手拿一根红色指挥棒，另一只手配合比划着动作，疏导着穿梭的车流人流。
这人姓范，是交警队的义交，执勤不到一小时，他喝了3瓶矿泉水，可嘴唇依然干燥得泛红。太阳暴晒，加上要不停吹着口哨，特别容易口干。
这天他要从下午3点执勤到7点，可依然自信满满地表示“OK、没问题”。他不怕天热，却比较怕天冷又下雨，路况特别复杂，易出交通事故。
台北市做义交的大部分是计程车司机，因为他们时间较灵活，熟悉交通规则。可是范先生不开计程车，而是在企业上班，心想台北市义交需求量太大，一年多前就来做了志工。
老人志工：夕阳依旧映青山
在台北孔庙、故宫等知名景点，经常可见解说员是老人志工，他们的解说或许没有专门解说员“职业”，但是他们善于结合各自的生活经历与体验，让古董、文物“活”起来。
上月在阳明书屋，导报记者就遇上了一个阿婆志工，她姓名中有一个 “媚”字，特别提醒我们别叫她“媚婆婆”，而要叫“媒婆”。“媒婆”每到一个展区，都会出问题考我们，我们回答出来时，她就大为夸奖一番，答不上来时，她更加开心，得意地说“考倒你们了吧”。
“媒婆”退休前是教师，因为热爱阳明山上的空气、树木，书屋里蒋介石、宋美龄留下的生活点滴，就争取到那当了志工，每次只有几十元新台币的交通补贴，可她乐此不疲。顽皮的神情、逗乐的语言，令人想起金庸小说的老顽童周伯通。
在台北西门红楼，周三晚上6点半到9点，是黄启东的值班时间，主要负责接听电话，有些顾客想要了解红楼历史，他兼当导览解说员。
红楼原是日据时期日本人的一个集市点，如今主体改造成了文化创意孵化基地，只有大堂依旧以图文、实物形式，诉说着百年沧桑。黄启东很庆幸每周有一次机会，在这和络绎不绝的顾客们交流，一同感受历史的厚重与创意的鲜活。
黄启东几年前从企业退休，如今在社区和西门红楼做双重志工。他说，白天连续值班4小时、晚上连续3个半小时，会领到一些误餐费，不过志工们不计较补贴，否则就不会来了，心情愉快最重要。
你们的苦难，给了我修心机会
台湾的疗养院、精神病院等服务机构，单位没什么钱，志工没有任何补贴。从古建筑与古迹维修专业毕业没多久的林立德，便在一家照顾麻疯病人的疗养院做起了志工。
两年多前，那家疗养院一个护理受伤了，空出一个职缺，林立德从志工成为正式职员，现在负责照顾两名老人，每月薪水才2万元新台币左右，可他坚定地称“准备干一辈子”。
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院长黄俊杰表示，我们容易怨恨、愤怒，但感恩不容易，这需要练习，做志工就是非常好的练习。授课之余，他在一个宗教团体里做志工，在大厨房里帮洗碗。
黄俊杰院长说，为弱势人员服务，起初感觉是 “我给你”，内心有点傲慢，可是越到后来越感恩那些弱势者———他们以自己的苦难，提供了我为之服务的机会，给了我修心的机会。
如今黄院长在上课之前，总会给学生播放一段小提琴音乐，“我们的心太刚硬了，音乐可使我们的心变得柔软，学生就比较容易接受课堂知识。”
虽然贵为一院之长，可他常跟学生们说，“感谢你们在最美好的黄金季节，给了我传授知识的机会，并且介入你们的生命，帮助你们生命的成长。”没多少人能有这个好机会，这令他非常感恩。
黄俊杰说，培养并保持感恩的心，非常难得，台湾真正的力量是民众的同情心、慈悲心、感恩心，志工是台湾民间社会最令人感动的一个表现。
专家视点
台湾志工如何遍地开花的？
台湾大学社会工作学系教授林万亿介绍，台湾从15到64岁的人群中，接近1/4的人有志工经历，并且逐年增多。台湾志工是如何发展为今天这种规模的？它对大陆有何启示？
林万亿说，台湾志工可追溯到中国传统社会的“公工”，每年每家要抽人参加一两天村落街道、水沟的清扫，自带伙食，后来被质疑为强迫性的“无薪工作”。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开始在社区推动志工(当时叫义工)，不再强迫，而是自愿为社区提供服务。
随后，台湾公家机关柜台也开始出现志工，义警、义交、义消，县市政府柜台也有倒茶、接待的志工。然后，志工又向医院、学校延伸，学校志工通常由学生家长引导学生过马路，大多是妈妈，所以称为“导护妈妈”。
二三十年前，志工更扩展到文化单位的导览。十几年前，“政府”部门推出了“社会祥和计划”专案，鼓励人们当志工，受此影响，岛内的青商会、狮子会、同济会等团体也纷纷推动会员做志工，一些大企业也动员员工做志工。
2000年是台湾志工的一个关键点，这年出台了“志愿服务法”，以前零散的规定被整合成一部法令，志工从招募、训练、管理、保障、补贴、奖励作了完整的规定，台湾志工更加蓬勃发展。
林万亿教授表示，大学生和中高龄妇女是台湾志工的两大主力，这是因为大学生比较有时间，有许多服务性社团，中高龄妇女的工作压力较轻，也有较多时间。另外，老人志工约占志工总数一成。他认为，台湾志工目前遇到了一些瓶颈，例如人数增长不快，一些非公共服务性的盈利机构也请志工，有的单位招募志工太多，反而牵扯了正式职工管理志工的太多精力等等。
他建议，今后台湾志工要增加社区型志工和服务老人、小孩的志工，推动建立“时间银行”，把志工服务的时间储蓄起来，他们年老以后可享受同等时间的志工服务，类似于“捐血”做法，这样能提升人们做志工的积极性。(《海峡导报》 驻台记者 兰文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