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简介】
吴念真，1952年生于台湾，父亲是矿工。1973年开始从事小说创作，曾连续三年获得联合报小说奖。1981年起，陆续写了《恋恋风尘》《老莫的第二个春天》《悲情城市》等75部电影剧本，曾获五次金马奖最佳剧本奖、两次亚太影展最佳编剧奖。主持TVBS“台湾念真情”节目三年，舞台剧代表作有《人间条件》系列等。作品《这些人，那些事》2011年9月由译林出版社出版。
【先锋语录】
我觉得不一定要为死者悲哀，但会为生者流泪。
八十年代的台湾给我的感受太强了，现在怎样都没有办法像从前那样好了。
我的家乡在山坳坳里，很穷困，以前在这个地方还是可以活下来，现在就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了。
白衬衫、牛仔裤、帆布鞋，圆圆的黑框眼镜，吴念真看上去始终是《一一》中那个NJ的形象，一个内敛细腻诚实的好人，就像你我身边的每一个ta。
北京的秋天里，读者见面会现场，他坐在人群中谈笑着，带着浓浓的台湾本省人口音。过道里挤满了来听故事的人，人群中不时地爆出一片笑声。
人们都是奔着这个“台湾最会讲故事的人”而来。年近花甲，吴念真觉得自己似乎只剩下奇美的回忆，而“在几乎无声也无观众的演出过程里，和‘自己’对戏的另一个唯一的角色就叫‘回忆’”。那些发生在自己或旁人身上的往事，最终都被他变成文字、音乐、影像……向人们传递着一种能量和养分。
在“中影”老同事、作家小野的眼中，吴念真“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很好玩的人……在一群朋友面前吹嘘那些我听过N次的笑话还能口沫横飞面红耳赤”。而他自己从不忌讳“讲故事是被训练出来的”，更多时候是出于工作的需要。生活中的他不像人们看到的那样喧闹和风趣，常常愿意在安静中思考。最感激的事是“书写和阅读”，而未来最想做的事是卖拉面和旅行。
我已经没有故乡了
吴念真从小生活在九份矿区的侯硐村，那里是一个金矿，村子里四百户人家怀着同一个梦想去挖金子。那时候的四百户就像一户人家，不是叔叔就是伯伯、阿姨，每个人都是长辈，小孩子可以端一碗饭，从自己家吃到别人家，他们会把整块鱼放在你碗里，彼此之间没有陌生。当时最恐怖的事是村里拉响警报，广播上播放哪个井发生矿难，随后教室门口就会出现一个穿得像“死神”一样的人，叫着死难家属的孩子，“XXX，来送送你的爸爸。”
他是村子里唯一念过初中的人。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就帮邻居读信、写信，不知不觉收集了很多故事和秘密，所以他的故事总比别人多。由于家境贫困，15岁那年他离开家乡去台北打工并在工作之余读完高中。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写小说，讲述矿工的故事，很单纯地希望“政府能够看到，来改变他们的生活”。后来开始创作剧本、写歌词，拍电影、广告，做主持，演话剧……台前幕后都是他的身影，唯一不变的是讲“真实的故事”。
《国际先驱导报》：在写《这些人，那些事》时是怎样的感受？
吴念真：书里的那些故事都是生命的记忆。当时就想把生命的一点点记忆和人分享，通过书写这个过程来抒发掉那些情感。
我很感激上帝给我两样东西让我不会发疯，一个是书写，一个是阅读。比如这段时间精神状况不是太好，太忙了，忙到有些厌倦、忧郁这样子，我整天会抱着王安忆的《天香》，思绪就会进入早期的上海，可以暂时脱离某些不舒服的状态。
Q：你多次在不同场合讲同样的故事，比如计程车司机，比如初恋的故事，是否意味着这些故事有着特别的地位？
A：老是有人说我很会讲故事，其实我不是很会讲。这可能是在很小的时候不经意被训练出来的，就不得不去讲。有些人的某些工作并不是天生就会的，是在沟通中不断锻炼出来的。
Q：在你的回忆里最难割舍的是什么？
A：我觉得还是最亲近的兄弟姐妹吧。到我们这个年纪的人，五六十岁，就会觉得如果兄弟姐妹都在，那种感觉不一样。除了亲情之外还有属于我们的共同的生命记忆嘛。可以互相安慰互相回忆，可是他们现在不在了，那部分的缺憾就很重。
Q：很多故事都发生在故乡，现在还经常回去吗？
A：那里现在没有人了，我已经没有故乡了，这是最悲哀的。当年生活的村子已经变成了废墟、一片荒草，只有两栋房子的框架在那边，其他什么都没有了。我以前心情不好的时候经常回去看一看，小时候的那些快乐，那些和你相处的朋友都跟着回忆回来了。另外一个意义是，我的家乡在山坳坳里，以前很穷困，我就告诉自己说，以前在这个地方还是可以活下来，现在就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了。
父亲一代是“历史的孤儿”
“是日，东京初雪，多桑无语。”当这些字幕静静地流过画面时，人们都止不住流泪。这是电影《多桑》的片尾，儿子出差去日本，带上父亲的骨灰。
这个故事吴念真也常常讲起。父亲从小受到日本的殖民教育，这一生最大的心愿就是要去日本的皇宫和富士山。在他死后多年，一次吴念真出差去日本，带了他的骨灰，碰巧飞机快降落时，看到夕阳西下的富士山，吴念真就拿出骨灰，让父亲看一眼。
在过安检的时候，吴念真向日本机场安检人员解释盒子里装的是父亲的灵魂，讲了整个日据史和他爸爸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结。后面等安检的队伍一直等了很久，最后安检人员弄明白了怎么回事，向吴念真深深鞠了一躬。
Q：为什么会拍《多桑》？
A：在我小的时候有这样一个画面，父亲抽着烟望着远处发呆。忽然，我听见他喃喃地说，“就像一只鸟仔飞入笼……！”然后没有下文，直到下山回家也没有第二句话。这句话一直萦绕在我的脑子里，我拍《多桑》也不是单单为了纪念死去的父亲，是要拍那一代人，不被理解的、沉默的一代人。
Q：父亲一代给你什么样的印象？
A：你们可能不太懂，那一代人出生就是日本占领台湾的时候，从小受日本的教育，根深蒂固。他们经历的人生转折是从“aeuio”变“bo po mo fo”。可是他的儿子念的书却告诉他日本是侵略者，所以只要听到爸爸讲日本的好话就会觉得很讨厌。有时候想父亲那一代人真的好可怜，他们是台湾的“历史孤儿”，没有归属感，不晓得归属到哪里去。
Q：你在书中说和父亲的关系不是很亲近？
A：可能是受日本教育的缘故，父亲很严肃，跟子女之间不亲密，好像是很近的人其实好远。你没办法知道父亲的故事，他不会告诉你的，都是他的朋友，他的姐姐妹妹间接告诉我。
Q：父亲、弟弟、妹妹都是自杀的方式离开的，这里面有没有内在的联系？
A：彼此没有关系。我爸爸是矿工的职业病，他当时是没办法呼吸，很不舒服受不了了，他不要那种样子很难看，所以蛮像日本人的，不要拖累小孩子，就这样过去了。弟弟妹妹不一样，妹妹是忧郁症，弟弟是自己的生活遇到太多问题了，他已经没办法解决了。
Q：他们这种方式离开对你看待生命或世界有没有影响？
A：当然会有。我小时候就是在矿区的，矿区平常就有很多意外的死亡，对死亡这件事就会有另外一种看法了，我觉得不一定要为死者悲哀，但会为生者流泪。
最难忘八十年代的台湾
1985年，在东京的PIA杂志影展上，放映了《儿子的大玩偶》(1983)一片，讲述了三部关于60年代初期台湾尚未进入经济高速成长期之前的贫民生活的故事。这部好评如潮的作品，改编自黄春明的三部短篇小说。后来，因这部作品中的三个短篇而初次登场的三位新导演——侯孝贤、万仁、曾壮祥等人，领头引发了台湾电影的新潮流。
而在那场红红烈烈的浪潮背后，灵魂人物就是年轻的作家吴念真。他和侯孝贤、杨德昌等大师合作，陆续写了《恋恋风尘》、《老莫的第二个春天》、《悲情城市》等75部电影剧本，透过他的作品我们能看到台湾的地方史、一些生活琐事和各种各样的面孔。
Q：作为台湾电影新浪潮的推手之一，80年代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A：那是一段很难忘的岁月。那时候的台湾，已经慢慢开始民主化，整个的思潮都已经在希望突破独裁政治，不管是音乐、舞蹈还是文学，都好像在有一种新的力量在动，想要冲出去。各种各样的力量汇聚在一起，最棒的一群人都朝着一个信念努力：希望把电影做好，希望台湾电影可以让全世界都看到。
在一个蛮美好的时代，可以碰到一些蛮美好的人。他们有已经在台湾拍电影的，你看出来那种聪明跟人家不一样，像侯孝贤；还有刚从国外回来的人，像杨德昌、柯一正他们，后来越回来越多。
Q：现在和当时的人渐行渐远，会不会有一种失落感？
A：当然会有。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风景，都有每一个时代的看法。
Q：很留恋那个时代的台湾吗？
A：当然。因为那个年代人和人之间比较单纯，亲密，没有算计。到长大之后，城市已经都是工商业了嘛，感觉是有念书的在掠夺那些没有念书的，人跟人之间充满了算计。不应该说我特别怀念那个年代，而应该说那个年代给我的感受太强了，它那个模型、那个样子太美好了，而现在怎样都没有办法像从前那样好了，所以会有一个落差。对那个东西有留恋，并不是说我一定要活在那个年代。
Q：你觉得自己最艰难的时光是什么时候？
A：现在。最艰难的时光就是现在啊。年轻的时候觉得什么事情都还有机会，即便要改变也都还有机会，做错了也还有机会。到年纪大了负担也大了，要再改变什么就要考虑得比较多一点。(《国际先驱导报》 记者 陈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