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著名导演侯孝贤:“俨若思”是我电影的本质

　　从台北“光点”影院出来，已是傍晚，侯孝贤不疾不徐地走进巷子。这位台湾电影的代表人物和大多数此时下班的台北人一样，要去“捷运站”搭乘地铁。

　　40年的电影生涯，侯孝贤同样走得不疾不徐，因为他有着自我的坚守：“‘俨若思’是我电影的本质，我会一直拍下去。”

　　城隍庙口：一位电影导演的养成

　　“我凭什么能做电影？这恐怕要从小时候在城隍庙口的生活说起。”这位台湾电影的“旗手”近日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谈话伊始就径直将镜头推向自己的“童年往事”。

　　1947年，侯孝贤的父亲把不到半岁的他和家人从广东梅县(今梅州市)接来台湾。6岁那年，全家定居高雄凤山。

　　“那时，每年台湾南部县市的戏曲比赛都在凤山城隍庙举办，一演一两个月，有布袋戏、皮影戏，还有歌仔戏。”后来成为了电影导演，侯孝贤依旧钟爱传统戏曲。

　　庙口的戏院开始放电影之后，“阿孝”很快成了常客。他会在戏院门口央求大人带着进去，还干过爬墙、做假票之类的事。

　　“我和哥哥还常常跑去路边的书摊，先是把武侠书都读遍了。”之后，侯孝贤的阅读面越来越广，从外国小说到线装小说，无所不看。

　　“文学对我的影响最大，或许也是因为父亲。”父亲过世得早，他留给小儿子最深的印象就是总坐在书桌前，不是读书就是写东西。“父亲是个严肃、端正的文人，他对我有种无形的影响。”他说。

　　“这些统统加起来，我身上难以说明的本质就形成了。”侯孝贤说。

　　庙口是台湾乡土庶民社会的缩影，成长于斯的经验被载入侯孝贤的生命内核中，促成了他日后的文化自觉。

　　1983年，一部《风柜来的人》让侯孝贤声名鹊起。之后，他接连拍摄《童年往事》《恋恋风尘》等多部聚焦“往事”的作品，被评论为“为台湾新电影树立起独特的写实性和生活化叙事映像”。

　　“当时对自己的成长非常有兴趣，是要对自己进行一种整理，我也是在这时真正开始电影创作的。”他说。

　　文化乡愁：一个光影诗人的求索

　　上世纪80年代，侯孝贤等一批青年导演崭露头角，掀起了“台湾新电影”的风潮。

　　“有一阵子，我和从海外留学回来的新导演每天泡在杨德昌家里讨论，”侯孝贤回忆说，“海归”导演们谈了很多观念，但他却“有点糊涂了”，于是决定还是“拍自己的”。

　　不愿再拍纯商业片的侯孝贤希望突破，但谈何容易。写完《风柜来的人》的剧本，他竟“不知道怎么拍了”，直到读到沈从文的自传。

　　“沈从文对家乡、对生死的描述，让我突然发现看世界的角度、视野还有这么多、这么广，”他说，“我拍电影的叙事观点非常像中国传统对人、对事的态度，就是‘俨若思’。这是我电影的本质和态度。”

　　1989年，一部《悲情城市》让侯孝贤跻身世界一流导演行列。他也跨入了另一个创作阶段，将镜头从个人的生活记忆转向宏阔的集体记忆。连同《戏梦人生》和《好男好女》，他完成了以20世纪的台湾为背景的“历史三部曲”。

　　侯孝贤对记者说：“从清朝将台湾割让日本开始，台湾人一直在反抗。这段历史里有很多动人的故事，应该一部一部拍出来，让台湾人、大陆人都能了解，这对两岸之间更深入地相互认知十分重要。”

　　这一时期，侯孝贤在形式运用上也更加纯熟，形成了独特的风格。汉学家雅克·班巴诺曾这样评价侯孝贤：“这位电影创作者的成功，来自他和坚实的中国文化的关系。”

　　“什么样的人拍什么样的电影，逃不掉的。我还是喜欢传统的带着抒情意味的叙事，有一点‘言志’的。”侯孝贤说。

　　行者无疆：一个文化旗手的担当

　　影片《童年往事》里，垂老的祖母早已忘记当年是怎么来的台湾，以为走路就可以回到广东老家去。这部电影拍摄于1985年，距离侯孝贤离开大陆已38年。

　　数年之后，侯孝贤才第一次回到了大陆。上世纪80年代末，这位台湾电影“旗手”开始参与两岸电影交流。早在1991年，他就担任了张艺谋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的监制。

　　谈到两岸电影的未来，侯孝贤认为，两岸应在主流院线外，建立另一个放映系统，为年轻导演和地域性突出的小成本影片提供空间。

　　他说，中国之大，各地文化都很有特色。“在地性”的创作对提升中国电影的美学高度有特殊意义，“有了底蕴，才能拍出中国的东西，才有能力对抗外来的东西。是有机会的，我也很有兴趣来推动。”

　　侯孝贤告诉记者，他想将来更多地带学生去大陆拍片，而且还希望“能在每个省都拍一部”。当记者问到是否想过以今天的两岸交流为题材拍摄电影，他则说：“有，一直有！”

　　让侯孝贤挂心的，还有年轻一代的人文素养。他说：“没有传统的底蕴，就看不到高度。这对我们整个中华民族来说，非常重要！”

　　记者问侯导，电影之外还有什么规划？这位艺术行者的回答简洁有力：“还是电影！拍电影是不可能退休的，我剩下的时间就是一直做下去吧”。(记者 陈键兴　陈斌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