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名作家：要将台湾民众爱国史的真相一一出土

　　要将台湾民众爱国史的真相一一出土——访台湾名作家蓝博洲

　　春雨霏霏，台北六张犁公墓笼罩在氤氲之中，肃穆，清冷。一处落叶覆盖的坡地上，凌乱地立着一截截短短的石碑。

　　这片1993年才被发现的乱葬岗，长眠着上世纪50年代台湾白色恐怖时期的受难者。台湾著名作家蓝博洲曾拍摄过一部纪录片，将镜头对准这页被埋葬了的历史。

　　过去20多年来，这位苗栗土生土长的作家就这样执著地一次又一次“重返历史现场”，让一个个亡灵“复活”于当下。他近日在接受新华社驻台记者专访时说：“我看到那些早亡的台湾青年对祖国的热爱，我要将那段台湾民众史的真相一一出土！”

　　“他们的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爱国的台湾人。”

　　1960年出生的蓝博洲28岁时创作了纪实文学《幌马车之歌》，在台湾轰动一时，著名导演侯孝贤还将其此改编拍摄了影片。但回顾自己的创作道路，他最先提起的是之前一部作品《美好的世纪》。

　　“写了这么多人，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第一位。”蓝博洲说的是生命终结在32岁的医生郭琇琮。

　　出身台北士林望族的郭琇琮生于日据时期，有着强烈的中华民族意识，曾因成立反日学生组织被捕入狱。1947年“二·二八”事件后，对国民党腐败政权深感失望的郭琇琮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0年，这位台湾青年领袖被捕并遭杀害。

　　37年后，当时还是《人间》杂志记者的蓝博洲，偶然发掘了这段尘封的历史。对郭琇琮遗孀的访问，被蓝博洲视为自己“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关于台湾民众史的采访”。

　　“老太太告诉我，郭琇琮被枪毙前曾偷偷传递消息给她，要她如果活下来一定把他们的故事写出来。”蓝博洲说：“郭琇琮连故事的题目都想好了，就叫《美好的世纪》。”

　　“郭琇琮的遗言是：‘把我的骨灰撒在我热爱的这块土地上，也许对老百姓种空心菜还有些帮助。’这让我受到极大的震撼，我看到前面有这样的台湾人，他们有着无私的人格和理想。”他说。

　　“我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决定专心把郭琇琮这样的台湾人一个个找出来。”从此，蓝博洲一路追寻，至今不辍。

　　他的纪实作品让那一具具火热的躯体从历史深处走来，散发着青春、理想与爱，直捣人心。例如，他在《幌马车之歌》中以口述史的形式，讲述了另外一个真实的故事：台湾青年钟浩东跨越海峡，回到大陆参加抗战，历经烽火迎来民族胜利和家乡光复，却倒在白色恐怖的枪口下。

　　“他们的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爱国的台湾人，都希望结束内战，实现祖国统一。”蓝博洲如是评价自己笔下的人物。

　　“拿台湾老百姓的血当做政治资产，这是最可恶的！”

　　侯孝贤曾经说过，对待历史，“就是要像蓝博洲这般一旦咬住就不松口的牛头犬，在追踪，在记录”。为“咬”住浓雾深锁的历史，蓝博洲几乎走遍了台湾各地的城镇乡村，还到过大陆很多地方，去“采集幸存者的历史证言”。

　　“国民党当局的反共教育让人们长期不敢碰触那段历史，后来‘独’派不断挑动省籍对立，制造出‘中国人屠杀台湾人’的谎言。”蓝博洲说，白色恐怖时期众多受难者不分省籍，但他选择以本省籍台湾同胞为写作对象，正是要揭穿“台独”史观的谎言与欺骗。

　　“民进党大搞所谓‘台湾人的历史’、‘台湾人意识’，口口声声说自己爱台湾。我用历史写作让大家看到有郭琇琮、钟浩东这样的台湾人，而且那么多。面对这些，‘台独’是说不通的，他们就如鲠在喉。”

　　“‘独’派扭曲历史是一种二次伤害，是拿台湾老百姓的血当做政治资产，这是最可恶的！他们必须要面对我们的质问！”蓝博洲语气严正，眼镜背后目光犀利。

　　“对历史有更完整的了解，就能知道台湾未来的正确走向。”

　　“在历史采写过程中，我更认识到两岸问题的某种根结。”蓝博洲认为，“台湾人的悲剧”要放到中国历史的视野中去关照，台湾的统“独”问题很大程度上肇因于历史被断裂、湮灭和扭曲。

　　“从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的‘牡丹社事件’，到甲午战败、乙未割台，台湾可视为列强侵略中国的起始点之一。”蓝博洲说，在这样的背景下，台湾人怀抱家国情怀不懈地寻找出路，产生出各种进步的思想者和实践者。由此来看待“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时期，就能够理解他笔下那些不惜牺牲的台湾人，才能看见历史的真相。

　　“台湾老百姓如果对历史有更清楚、完整的了解，就能解决认同问题，就能知道台湾未来的正确走向，就不容易在两岸议题上被‘独’派误导。”他说。

　　20多年的历史寻访与文学创作之旅，蓝博洲走得很艰辛，已过知命之年的他长期没有固定收入。然而，他却说，自己走得愈加坚定了。

　　“我采访过的那些老人，他们边说边掉泪，那里头有太多的内涵。”蓝博洲说，“每写完一部，我就有了新的动力。虽然也有孤独感，但即使整个社会都不重视，我都会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记者 陈键兴 陈斌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