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媒评析人才失衡：培养不能急功近利

　　最近“中研院院士会议”再度谈及台湾人才供需失衡的问题。台湾《工商时报》今日刊载社论指出，台湾的人才培养不能急功近利，人才政策在施政位阶上必须超越个别的经济利益，培养人才更甚于引进人才。

　　全文摘编如下：

　　最近“中研院院士会议”再度谈及台湾人才供需失衡的问题。一些院士批评岛内的大学生国际观不足、外语能力差，大学所训练出来的人才无法为企业所用；也有院士建议应深化人文教育，以重建大学教育与人文精神。

　　台湾人才不足的问题，近十年来经常被拿出来讨论，已属老生常谈。每次热烈讨论后，政府总会采取一些做法以回应各界要求，但当局这些被动回应的作为始终是零零碎碎、且战且走，从未有一套长期的人才培养方案。

　　举例来说，六年前业界曾吁请政府调整大学的学程，以让校园人才能为企业所用。当局几经讨论，设置了产业硕士专班、推出菁英留学计划，“行政院”还成立了“人才引进及培训会报”。但几年下来，人才不足的问题依旧未获解决。

　　去年“中研院院长”翁启惠等人连署的“人才宣言”指出，当局长期把公务体制齐头平等套在教研体系上，将使台湾难以聘到优秀人才，如今台湾已是高阶人才的净输出地区；此外当局设下的人才引进门槛，非但不利于争取国际人才，甚至也使得赴台念大学的侨生与海外生毕业后难以留用。对此马英九回应表示会在政策上做一些调整。

　　近十年来有关人才的建言从未间断，人才供需失衡确实是台湾今天的大问题。但细读再三，提建言者都是从自身立场来看待人才问题，而不是从台湾长期的实力来思考人才问题。是以企业家总是从成本着眼，希望放宽海外白领人才的门槛，而“中研院”、公立大学总是从待遇着眼，认为如今大陆清华、北大等名校的待遇已远远超过台湾，若不调高待遇，台湾将会面临人才流失的危机。

　　然而，从长期实力来看人才问题，那就不能只着眼于人才引进的短期利益，而要有培养人才的长期思维。也不能只和各地研究人员比待遇的高低，而是应该找出提升研究热情的方法。养才、揽才当然和成本、待遇有关，但执政者若仅着眼于成本、待遇，永远培养不出一流的人才，也不可能留住一流的人才。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意指人才的培养需要有长期的眼光。

　　人才到底该怎么培养，古今中外并没有一定的法则。但翻阅传记历史可以发现，为师者的热情是不可少的。以牛顿和爱因斯坦为例，两人都深受他们老师的影响而启发了研究的热情。两人自大学毕业之后都没有追求高薪资待遇，但却持续维持研究的热情。1667年牛顿自剑桥大学毕业后留校负责辅导两个学生的功课，年薪虽只有200镑，但工作轻松，让他得以创造出反射望远镜，进而发现宇宙的奥秘。

　　爱因斯坦于1900年自瑞士苏黎世联邦技术大学毕业后，失业了两年，1902年才到专利局当审查员，年薪也仅3500法郎。但他乐在其中，在专利局工作六年多，此一期间他发表了相对论、等效原理等三十篇重要论文。他后来回忆这段在专利局的岁月说：“我非常喜欢专利局的工作，在这里我悟出最美妙的思想。年轻学者需要独立思考，最好先找一份与世隔绝的工作，像专利审查员、灯塔看守人，这样既履行了一项有益的职责，又有时间致力于发掘科学的奥秘。”

　　爱因斯坦于1933年应聘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此时他虽已享誉国际，但并不汲汲营营于自己的薪水，只提了一个数额不大的薪资，普林斯顿当局最后当然给他更高的待遇。由此可知，能否延揽到一流人才，关键不在薪资，而在于研究环境及揽才者的热情。

　　台湾的物理学家杨振宁、李政道，他们能有孜孜不倦的研究热情，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也是深受其师吴大猷的影响。

　　十多年来台湾有太多人在谈人才，当局也有太多的急就章方案，但台湾的人才问题却日趋严重。经济发展需要人才，社会进步需要人才。人才政策在施政位阶上必须超越个别的经济利益，培养人才更甚于引进人才。而要培养人才，就得唤起教育官员及为师者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