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马英九“制度肃贪”之路还有多远？

　　林益世索贿案引爆马 “政府”地震，也引发外界对台行政团队及民意代表廉政风纪的质疑。而被林益世案打了一记响亮耳光的马英九，也发狠表示要整风肃贪，其中一项指示就是“行政院”要在两个月内，做好民代关说制度化、透明化的设计。关注台湾新闻的读者可以发现，涉及贪腐案件时，游说与关说这两个名词经常见诸台湾媒体。那么，到底两者有啥区别呢？已经有“游说法”的台湾为什么又要将“关说”制度化？这样又能否达到马英九期望的肃贪效果？

　　关说 游说 傻傻分不清楚

　　“关说”这个词，与“请托”连在一起，在台湾的使用频率相当高。不过大陆读者就对这个词有点陌生，甚至不解其意。其实，台湾人口中的“关说”，就是大陆所指的找关系、走后门。华人社会即是人情社会，这点在台湾也是一样。但凡是依靠人情以打通关节，向各级民意代表请托关说，都是台湾“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明文禁止的内容。但是在日常操作中，请托关说恰好是台湾的民代们回避不掉的事情。要想选民选举时支持自己，台湾的民代们平时就得做好“选民服务”，其中就包括选民的各种请托。这种事实上的利益关系形成已久，又无法清晰界定、规范，成为公职人员贪腐的温床。

　　而“游说”则是现代西方政治的产物。与欧美一样，台湾的县市议员、“立委”们也是各种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很多“立委”所提的议案，背后都有相关利益组织的影子。这些利益主张者有可能是一个企业，也有可能是一个非营利组织。按照台湾相关规定，从马英九、吴敦义到各级民代，从县市首长到林益世这样的“行政院”高管，都可以是游说对象。今年5月，马英九力推证所税，台积电就找到了“立委”丁守中陈情游说，表达自己对证所税的看法与建议。台湾朝野普遍认为，依法游说是民间与官方沟通、表达诉求的重要途径，与请愿权类似。

　　“游说法”上路四年 效果不彰

　　对于马英九提及的关说制度化，“立委”吴育升认为，目前已经有“游说法”存在，无奈强制性不足，因此效果不彰。也有其他民代认为，与其另起炉灶规范关说，不如让与此相关的“游说法”更具威慑力与可操作性。那么，台湾的“游说法”到底是什么情况呢？早在上世纪90年代，出于对廉能政治的关切，台湾各界就已经提出了数个版本的“游说法”草案。2007年7月，台“立法院”最终通过了“行政院”版本的“游说法”，并于次年施行。个人或团体只要在相关机构完成游说登记，就能合法进行游说。“立法”者希望能借此规避以往层出不穷的官商勾结与利益输送。

　　为了防止民意代表以游说之名进行关说，“游说法”制定了登记制。如果没有登记，将处以最高15万元(新台币，下同)的罚款；若有不法利益输送，最高则可开罚250万元。但事实上，游说并非公职人员与个人或企业接触的惟一途径。许多台面下的交易就算传得风风雨雨，政风机关事后也极难查核。这也正是陈冲所说的“游说执法太薄弱”的原因。该防堵的防堵不了，事后处罚又不痛不痒，台“游说法”上路四年，但尴尬情形可见一斑。

　　水至清则无鱼 制度难肃贪

　　单从要求关说透明化、从制度面肃贪来看，比起之前过度自信的用人策略，马英九可谓进步了不少。毕竟个人清廉不等于所用之人也清廉，透过制度解决民意代表们时常面对的关说请托，至少可以部分拆除贪腐的温床。然而要如何从技术上让无处不在的关说变成规范性的游说，实在很考验立法者的智慧。毕竟不是每个厂商都能像台积电这样财大气粗，心甘情愿养着律师进行合法游说。

　　更重要的是，只要台湾还是选举社会，只要民代还需要选民手中的宝贵选票，那么各种明的暗的利益输送就难以杜绝，民代们也只能游走在请托关说的灰色地带。贪婪巨鳄如林益世毕竟是少数，更多的民代则走在钢丝绳上，只能自求多福。其实，“游说法”上个世纪一直纷纷扰扰没有完成“立法”，正是因为许多朝野人士在期冀清廉政治之余，也深知基层政治生态的草根性与复杂性，从而质疑游说“立法”的实际效果。俗话说水至清则无鱼，固然肃贪很重要，但马英九如果“政治洁癖”发作，简单寄希望于一刀切式的制度肃贪，或许只能逼急了民代，造成人人自危、上下离心。(燕子)(《海峡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