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常用词典》：繁简字并非两岸语文鸿沟

　　《两岸常用词典》最近在台北和北京出版发行了，这是一件可喜可贺的大事。

　　在2009年两岸经贸文化论坛上，两岸学者达成“合作编纂中华语文工具书”的共识。翌年，大陆和台湾分别成立的编辑部，本着互相尊重、平等合作的精神，积极推动、密切配合，只用了两年的时间，就编成了这部200多万字的大书。

　　汉语汉字全球使用广泛

　　世界1/4的人使用同样的语言——汉语，沿用4000年前传下来的文字——汉字，这是当今世界语文生活中的奇迹。如果把“文缘”加以分解，处在文学、文艺、文明、文化(包括习俗)之间的核心地位的，就是“语言文字”。世界华人的民族认同感首先就来自强有力的中华语文。语文是意识的外形，文学的第一要素，文明演进的动力，各种文化的载体。有了共同的语文，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就会有许多共同的观念、情趣和相近的行为习惯。

　　然而两岸之间毕竟经历过百年隔绝，语言尤其是词汇，总是随着社会生活而不断变化，两岸人民交往深入了，词汇上的差异就会逐步显示出来。如果说，“旅游—观光、方便面—速食面、知识产权—智慧产权、软件—软体、志愿者—志工”等不同说法还比较好理解，不必太多猜测，“家庭旅馆—民宿、桑拿浴—三温暖、优盘—随身碟、橙子—柳丁、猕猴桃—奇异果、渠道—管道”的差异就难免有些费解；台湾的“窝心(舒心)、草莓族(一种只图享受的年轻人)、龟毛(拘谨)、三不五时(不时)”，大陆的“猫腻、离休、给力、雷人”等词彼此就难以理解，有的还可能造成误会。为了利于两岸语言的沟通，把这些不同的语词编成词典加以整合梳理确是当务之急。

　　简化字演变是历史规律

　　由于历史的原因，两岸使用着不同形体的汉字。《两岸常用词典》的词条都采取繁简对照，这就使读者在了解两岸词汇差异的同时，也能得到“由简识繁”和“由繁识简”的训练。使用繁简字其实并非两岸语文的鸿沟。简化是汉字演变的历史规律。1930年中央研究院出版的《宋元以来俗字谱》就收了俗字1600个，大多是数百年间积累的简体字；1935年钱玄同主编的《简体字谱》收字2400个，同年国民政府从中选出324个作为《第一批简体字表》公布。大陆现行的简化字总数是2235个，扣除“偏旁类推”，只有515个。有许多简体字，包括“台湾”二字以及兼作偏旁简化的“门、言、页、丝、鱼、会、龙、虫”等早已在台湾通行。事实上，随着往来的频繁和中文书籍的交流，近年来不少台湾朋友已经认识了很多简体字，文化程度较高的大陆人也早已通过读古书认识了繁体字。其实，两岸之间的“繁简对立”不必夸大。

　　语言文字是一种历史形成的社会习惯，是千家万户男女老少须臾不能离开的。对待语文上的差异，应该提倡相互尊重，多理解、尚宽容。大陆地区已经有十几亿人用惯了简化字，要求他们重新改学繁体，怕是不合情理，也难以办到；习惯了繁体的台湾，自可听任其便，逐步多认些简体字更好。台湾有八成的闽南人，把一些闽南话搬进国语，如土豆(马铃薯)、歹命(命运不好)、铁齿(嘴硬，固执)、菜头(萝卜)、有够(非常)，正像大陆普通话吸收了许多官话方言(甩、帅、搞、忽悠)，这都是正常现象。汉字选择了重表意、轻表音的体制，使之具备了可以标记古今通语、南北方言，甚至兼容中外语言的神力。

　　两岸合作研究大势所趋

　　汉语和汉字相结合之后形成了鲜明个性，甚至有点特立独行。“隶变”之后，2000年间字形基本不变；单音词为核心、双音词为基础，多用语素合成词语，少用语缀派生；多用虚词连语造句，少有形态变化；根据语用、修辞的需要可以调整语法规则；文言白话、通语方言可以兼收并蓄，却不太喜欢轻易借用外族语词和句法。

　　日本人统治台湾50年，就没留下几个日语词，“料理、便当、宅急便”和早期的“政治、经济、法律”一样都是“汉译词”。用惯汉语汉字的华人，也养成了汉语汉字这种“内外有别”的个性：对外“和而不同”；对内“求同存异、聚同化异、以同通异、异中求同”。早在1923年，西方的汉学家高本汉在谈到汉语和汉字、文言和俗语时就说过：“中国人要感谢这种很精巧的工具，不但可以不顾方言上的一切分歧，彼此仍能互相交接”。“中国所以能保存政治上的统一，大部分也不得不归功于这种文言的统一势力”。真是“旁观者清”啊。

　　近百年来，汉语汉字的研究在海峡两岸逐渐深入，也有所交流，但大多是分头进行的，《两岸常用词典》是两岸学者联合编写的第一个成果。与此同时，《中华科学技术大辞典》也正在紧锣密鼓地编写之中。有了这两部书的良好开端，可以预料，很快就会有更多的收获。

　　(李如龙 作者系著名语言学家、厦门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