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云大师谈晚年最大心愿:希望早日看到两岸统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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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扬佛法

　　和警察捉迷藏

　　1949年初到台湾的情形，星云大师用“人地生疏”、“走投无路”8个字来形容。“那时，由陈辞修(陈诚)先生主政的台湾省，政治情况恶化，当局严格查管不明人员的流动，我也遭到警察逮捕，被关在桃园的一座仓库里。还要感谢孙立人将军的夫人孙张清扬女士以及‘立委’、‘监委’们的大力营救，我才九死一生，逃过劫难。”

　　说来也巧，正是他与生俱来的文学天赋帮助他渡过了难关。他先后前往桃园县中坜市的圆光寺和新竹市青草湖的灵隐寺，靠给大和尚看守山林，生活才算安稳下来。闲暇时就伏在山中的草地上，写下了一本《无声息的歌唱》。他还主编《人生》杂志，并在台湾佛教讲习会教书。后来，星云大师辗转来到宜兰，趴在破旧的缝纫机上写下了《玉琳国师》、《释迦牟尼佛传》。“当时佛教不发达，为了让更多的人学习佛法，我把微薄的稿费都用来购买佛教书籍，送给来寺里的青年；我甚至经常忍受饥饿，徒步行走一两个钟头，到各处讲经说法，用省下来的车费添置布教所需的用具。佛教第一次传教用的幻灯机、录音机、扩音器，就是我那时购买的。”

　　1953年春天，星云大师开始了人生中第一个关键时期，他在宜兰念佛会成立青年团体，开办文艺社、歌咏队、补习班、读书会，吸引许多青年来学佛。

　　这段“弘法时期”也并非一帆风顺。一次，台北师范学院(今台湾师范大学)邀请星云大师去开讲座，“海报已张贴出去，我也从宜兰到了台北，但被告知，学校下令取消了。”此后很多年，台湾当局不准佛教人士到学校讲演。星云大师想尽办法，他邀请日本东京大学的佛学教授水野弘元到台湾的大学讲演。“虽然他是一名僧侣，但也是国际知名学者，台湾的大学没有办法拒绝。”

　　“最棘手的是与警察捉迷藏。”一次，星云大师在桃园县龙潭乡一个村庄布教，广场上有数千名听众，大家正聚精会神地听着，突然传来警察的声音“下来，下来！”警察要求他“立刻解散，停止讲演”。“我说，不行呀，是我邀请大家来听讲的，你要我停止讲演，那你自己宣布，你去叫大家解散。警察当然不敢上台宣布讲演停止。只有低头垂首，不再讲话。我趁此机会又上台继续讲。”

　　他说，另一件烦恼事就是各种应酬。“每次开会，人家要我参加，如果我不出席，他们会说我不跟他们合作。此外，经常有人请客，一人请客，相继就有多人回请，常常一连十天半月没有回寺吃饭。如果婉拒，他们就说‘你看不起我’。尤其那时来自海外的宾客很多，经常要到飞机场迎宾送客，如果不应召而至，他们又说‘你不帮忙’。”

　　星云大师觉得如此下去，终非久远之计，他开始考虑“定居”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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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倡人间佛教

　　主管18年就让位

　　在高雄，星云大师选择了佛光山。“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穷的地方、苦的地方、不值钱的地方，没有人要，没有人跟我争，我终于可以来发挥了。”

　　1967年5月16日，佛光山开山建设。此时星云大师正好40岁。他最初是想设立佛教学院，为佛教培养弘法人才。后因发展需要，除了安顿僧侣外，还创办了各种佛教事业。“我知道自己应该要进入为佛教创造历史的阶段了，于是为佛光山订立四大宗旨：以教育培养人才、以文化弘扬佛法、以慈善福利社会、以共修净化人心。我制定佛光人的工作信条，‘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我把青少年时期酝酿在心中的理想慢慢落实，‘人间化、现代化、生活化’的人间佛教就这样确立了。”

　　从40岁到50岁，正是佛光山的初创时期，星云大师在自己衣食无着的情况下，筹办大专佛学夏令营；在开山建寺万般辛苦的情况下，设立普门高中、西来大学、南华大学和佛光大学，“以教育培养人才”。1977年，佛光山成立“大藏经编修委员会”，重新编印了《佛光大藏经》，还邀请几名大陆学者将藏经翻译成白话文，出版了《中国佛教经典宝藏》。

　　星云大师就这样在主管的位置上忙碌了整整18年。1986年，当佛光山的硬件建设和弘法事业稍具规模时，他宣布退位。“我的退位是希望对‘世代交替’的传承做个示范。那年我59岁，正在身强体壮的时候，外界一时不明所以。其实我在佛门里，自懂事以来，就决心不担任住持，也不做行政事务僧，我自认为应该以弘法为职，所以对文化教育乐此不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