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学者谈莫言文学中的酷刑与国族(2)

　　二、《红高粱家族》：抗日演义下的酷刑

　　所以必须承认，阅读莫言最令我苦恼的部分，莫过于小说中的酷刑与暴力书写。酷刑与暴力，既是一个时代之必然，又是 推动小说情节进展的必要环节，自然是莫言最能发挥其想象力的部分。故事的传奇性与神圣性因之而起，却也留下许多费解的问题。我苦恼的是：如果没有酷刑，一 切随之而起的激情与浪漫将不复存在；但，小说家处理酷刑如此逼真、翔实，究竟是在批判暴力？抑或是表演暴力？又或者，暴力成为激发读者(尤其是中国读者) 共同体意识的必要情节／情结，因为这本是“中国”这受难主体百年来不可回避的场景？

　　例如莫言写《红高粱家族》，缀连的几篇小说在强调勇敢热情的先祖们敢于反抗侵略，现代的后辈反而不能。时代越是进化，人的种性反而越是退化。莫言的《红高粱》里，一开始就这么形容他的故乡：

　　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生存在这块土地上的我的父老乡 亲们……他 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地感到种的退化。

　　《红高粱家族》所写的“土匪抗日”，这些活跃于农村，为了存活而成为土匪的人 物，他们被 卷入历史洪流中正因为不只是“启蒙救亡”、“感时忧国”这类堂皇理由，而是欲望、生存、仇恨的缘故。莫言对人性那浪漫、原始的理想性追求，构成了他据以改写历史的精神力量。

　　不过，莫言小说中尚且体现着浓厚的国族主义色彩。换言之，民间人物虽然不再如过往是以“阶级成分”来塑造，但 “国族意识” 却成为表现的重点。

　　《红高粱》里头，日本兵逼着屠夫孙五虐杀罗汉大爷，过程中割耳、去势、剥皮，当真是鲜血淋漓，最后呈现出这番景象：“罗汉大爷被剥成一个肉核 后，肚子里的 肠子蠢蠢欲动，一群群葱绿的苍蝇漫天飞舞”。描写敌军之残暴是绝对具有正当性的，不过读者如我，一方面为人物的血性、爱乡爱土而暗暗佩服之际，一方面却也 为形容国仇家恨而铺陈之血腥残忍而惊心。如同小说里讲的，这样的虐杀故事，随着尸体的消失，竟尔成为“一个美丽的神话故事”。

　　抗日故事里有这样的神话，自然要让我族读者战栗与愤怒不止了。但，莫言以民间抗日为主轴的书写，要通过“血写的历史”引发何种关于战争与人性的思考？显然颇费思量。若仅仅是酷刑书写，恐怕撩起的更多是情绪，而非历史与人性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