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学者谈莫言文学中的酷刑与国族(3)

　　三、《檀香刑》：以肉身对抗酷刑

　　但这样的描写，尚非莫言的极致。莫言《檀香刑》(2001)这部小说，表现了与《红高粱家族》中抗日一样的“反侵略”立场，展示酷刑之惨烈以显 示洋人之侵 逼甚急，遂更显示出义和拳出现之必然。《檀香刑》当中便描写清末孙丙参加义和拳，杀害洋人被县令钱丁抓住，德国总督要求大清皇帝处以酷刑，作为在山东所修 建胶济铁路通车庆典的一部分。

　　小说里的酷刑不只一桩。刺杀袁世凯不成被处凌迟五百刀的钱雄飞，那第一刀片下去时，实在令人止不住揪心：“一线鲜红的血，从钱胸脯上挖出的凹处，串珠般地跳出来。部分血珠溅落在地，部分血珠沿着刀口的边缘下流，濡红了肌肉发达的钱胸”。

　　至于那被处以檀香刑的孙丙，则是被檀木橛子由屁股之处一寸寸敲进身体里：“终于，檀木橛子从孙丙的肩头上冒出来了，把他肩上的衣服顶凸了”，顺 便还要强灌 蔘汤以续命，好让受刑者被“展示”的时间更久一点。小说结尾处，孙丙在升天台上的猫腔大悲调：“俺身受酷刑肝肠碎──遥望故土眼含泪──”，凄切的音调、 受难的义士(非是庸众)、哽咽同鸣的群众(非是看客)，交织成极其血腥浪漫的爱国主义场景。

　　莫言将历史演化为洋人对中国人的侵略，就使历史的复杂性消失，甚至无形中清朝封建国家体制以政治极端主义来“反帝”的可能。有趣的是，莫言在台 湾版《檀香刑》的改版序言中，特别针对饱受诟病的残酷描写提出辩解。莫言除了说明这是一部戏剧化的小说，而戏剧中的表演有间离效果，他更强调：

　　我们人类，既是酷刑的执行者，也是酷刑的观赏者，更是酷刑的忍受者，我觉得没有理由隐瞒。只有知道人在特殊境遇下会变得多么残酷，只有知道人心是多么复杂，人才可能警惕他人和自我警戒。

　　反帝变成处理清末历史的主要视角，酷刑变成技术表演(或可再加上猫腔部分的处理)，则主题显明与技术惊人之余，如果要让颠覆历史版本不至于只是 虚构的反 叛，我们需要对历史与人性的更多盲点做出更多反思。换个角度看，中国群众观看行刑的画面，对鲁迅生平稍有理解的读者都知道，这乃是他在说明为何会“弃医从 文”，进行文化启蒙工作的重要契机。不过，在莫言那里，看客与受刑者的立场是一致的，他们都在成就一个精神，也就是抵抗帝国主义的愤怒精神。无疑地，鲁迅 与莫言对处理国族问题的看法是颇为不同的。

　　四、所谓“伟大作家”与“大作家”

　　归根究柢，笔者觉得这恐怕还是当代中国作家如何面对“现实”与“自我”的问题。贯穿《红高粱家族》与《檀香刑》，虽事隔十多年，但这两部作品都 涉及了中国 近代反帝的历史(抗日或抗德)，我们可以看到莫言以民间历史为历史观点的作用。不过，以对抗式的国族意识来渲染历史情境，恐怕又是一种较方便又有效果的处 理手段。

　　其实除了写酷刑时的国族主义色彩，莫言写《天堂蒜薹之歌》里的蒜农受骗事件、《四十一炮》写九○年代初农村改革、《生死疲劳》借轮回转世的动物 之眼看农村 变迁、《蛙》写计划生育等，其实都还是扣紧中国农村与社会议题的，并且在布局与表现技巧上有极富民族色彩的民间文化形式。作为一个曾经被莫言感动的读者， 我期待莫言是带领我们反思的伟大作家，而不是得奖无数、被时代催促的大作家；虽然，这期待可能违背了作家创作的主客观条件而显迂阔无益。但，至少在“伟大 作家”与“大作家”两造之间，在我看来当然是有所差异的，而这与作家是否获奖，一点都不相干。

　　◎本文作者简介

　　陈建忠

　　嘉义六脚乡人，台湾清华大学文学博士。现任台湾清华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台湾文学、两岸文学比较、台港文学比较。着有专书《书 写台湾？台湾书写： 赖和的文学与思想研究》、《日据时期台湾作家论：现代性、本土性、殖民性》、《被诅咒的文学：战后初期(1945～1949)台湾文学论集》、《走向激进 之爱：宋泽莱小说研究》、《台湾小说史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