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从汪辜会谈看处理两岸关系的经验与启示

　　1993年4月27日至29日在新加坡举行第一次“汪辜会谈”。会谈双方在“九二共识”基础上，签署了《汪辜会谈共同协议》、《两会联系与会谈制度协议》、《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协议》、《两岸挂号函件查询、补偿事宜协议》四项协议。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王英津今日在华广网刊文指出，回顾1993年“辜汪会谈”前后的历史以及随后两岸关系的演变，我们可以得到很多处理两岸关系的经验与启示。

　　全文内容如下：

　　1980年代以来，随着两岸交流与交往的扩大所衍生出来的各种问题日益增多，为两岸关系的发展增添了许多困难和麻烦，亟待解决。虽然海基会和海协会成立后，双方就上述问题进行过多次商谈，但由于种种原因，进展迟缓，因而有必要由两会高层次负责人直接坐下来进行商谈，以早日解决相关问题。为此，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终于促成了1993年4月27日至29日在新加坡举行的第一次“汪辜会谈”。会谈双方在“九二共识”基础上，签署了《汪辜会谈共同协议》、《两会联系与会谈制度协议》、《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协议》、《两岸挂号函件查询、补偿事宜协议》四项协议。

　　“汪辜会谈”是两岸自1949年以来民间团体高层人士的首次正式接触，是两岸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对这次会谈给予高度评价：“汪辜会谈”是成功的，是有成效的，它标志着两岸关系发展迈出了历史性的重要一步。两岸及国际社会均对这次会谈普遍给予高度评价，会谈“具有相当深刻的政治意义”。前国台办主任陈云林指出：“汪辜会谈”建立了两岸制度化协商的机制，启动了经济、科技和文化交流议题的磋商，为解决两岸交往中衍生的具体问题、促进两岸交流与合作开辟了道路，为双方加强合作、共谋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对促进两岸关系的良性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

　　回顾1993年“辜汪会谈”前后的历史以及随后两岸关系的演变，我们可以得到很多处理两岸关系的经验与启示：

　　首先，坚持“九二共识”。“汪辜会谈”的政治基础是“九二共识”，“九二共识”的核心是“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双方有了“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和立场，就可以搁置争议，就能保证两岸关系能够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倘若没有“九二共识”，1993年的“辜汪会谈”则不可能举行。反过来看，会谈也是对“九二共识”的进一步确认和巩固。自“辜汪会谈”以来的实践表明，什么时候坚持“九二共识”，两岸关系就和顺发展；反之，什么时候部分台湾人士歪曲、否认、违反“九二共识”，两岸关系就会出现倒退。值此“汪辜会谈”20周年之际，深刻认识“汪辜会谈”和“九二共识”的密切关系，有助于两岸同胞加深对“九二共识”的认识，进而有利于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其次，坚持“求同存异”。“汪辜会谈”的成功举办表明，只要能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其他什么问题都好解决。关于“一个中国”涵义之争，既然两岸暂时难以取得突破，则可以先将其搁置起来，“存异求同”。应该说，两岸分裂分治几十年，彼此存在分歧、甚至观点相左，这都是可以理解的。尽管“汪辜会谈”中双方在有些问题上存有严重分歧，但由于双方共同采取了搁置处理的方法，使得会谈没有因彼此差异而受到影响。通过会谈使双方充分了解了对方的立场和主张，这对后续商谈、消除分歧、解决问题是十分有利的。诚如前国台办主任陈云林所说，“汪辜会谈”是海峡两岸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进行平等协商的一个成功的范例，体现了相互尊重、平等协商、求同存异的精神和建设性的态度。　

　　再次，坚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据文献记载，“汪辜会谈”从会场的布置到会议程序的安排，两岸两会都十分注重谈判地位平等和彼此相互尊重。相互尊重，不仅表现在形式上，更表现在对他方意见、观点的重视上，不强加于人。据悉，在关于“汪辜会谈”协议文本的名称上，海协就先后提出过多达6个版本，供海基会考虑；最后双方经多次磋商，才达成“汪辜会谈共同协议”的名称(参见周建闽：《“汪辜会谈”十五周年回顾与思考》)。双方坐下来会谈本身就是平等的最好体现，没有主从、大小之分。正如唐家璇在纪念“汪辜会谈”10周年时所说，这次会议成功地树立了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进行两岸平等协商的范例，生动地说明了海峡两岸中国人完全可以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找到双方平等谈判的适当方式，使得和平谈判得到两岸同胞的认同和支持。双方在会谈中相互尊重、平等协商，为后续各领域的互助合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

　　回顾“汪辜会谈”以来的20年里，两岸关系经历了风风雨雨，从会谈与协商的角度，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1991-1993年会谈准备阶段(相继成立两会)，1993-1995年为会谈初始阶段，1995-1998年为会谈低迷阶段，1999-2008为会谈关闭阶段，2008至今为会谈重启阶段。20年来，两岸关系虽然经历了曲折，但总体态势是前进的。

　　按照当时对“汪辜会谈”的定性，其为民间性、经济性、事务性、功能性事务的会谈，但不言而喻，这种以民间团体身份出现的半官方会谈，在随后20年来的两岸互动中成为双方沟通化解的桥梁，充分发挥了“白手套”的功能。两岸对话或许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维持在“白手套”阶段。“白手套”固然能够起到一定的桥梁作用，但毕竟只是两岸带有“隔膜”的交往，如果两岸关系要取得实质性发展，尚须摘掉“白手套”，直接“政治握手”。(王英津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