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报批台教育部门：到底是“日治”还是“日据”

　　台湾《中国时报》7月18日刊发署名评论文章《拍案惊奇：只准日治 不准日据》指出，历史词汇的表达，涉及到主体性与立场问题；然而针对1895年至1945年台湾遭受日本占领统治的历史，台湾当局教育主管部门历来不准岛内的中学历史教科书称其为“日据”，只准使用“日治”。“日据”、“日治”勉强算得一种“史观”，而“日治”实际上比较接近“皇民史观”或“日本军国史观”。可以说，台湾当局在这一问题上失去立场；监督台湾当局的那些“立法委员”们，事不干己，咄咄怪事，更令人匪夷所思！

　　文章摘编如下：

　　最近“教育部”不准中学历史教科书使用“日据”，只准使用“日治”引发风波。“教育部”早已如此，只一直说不出个道理。

　　有人说，“日治”“比较符合事实”，但是我们也可以说“日据”更符合事实。事实上，历史事件的陈述，使用怎样的“词汇”表达，涉及到“主体性”或“立场”问题，这在由当局控管的中学历史教科书里表现最为明显。而非“事实”不“事实”问题。

　　举例来说，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这是站在中国人立场说的，如就日本的立场来说，当时称“膺惩暴支(惩罚残暴的支那人)”，“大东亚圣战”，请问哪一种说法，“比较符合史实”？中国(含台湾)的历史教科书可以称“膺惩暴支”、“大东亚圣战”？

　　再如1895年以后，日本的台湾总督府公文，称反抗日本的台湾人为“匪徒”，请问“匪徒”与台湾抗日志士，何者“比较符合史实”？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可以称抗日的台湾人为“匪徒”？

　　1949年国共内战，人民解放军取得压倒性胜利，不到一年大陆基本“解放”，台湾的历史教科书则写“大陆沦陷、政府迁台”，这两种陈述方式，是一种立场，难说何者“比较符合史实”？但台湾的历史教科书似乎不会用“解放”一类的字眼，这就是立场问题。

　　“日治”或“日据”不是什么“史实”问题，勉强算是一种“史观”。有人认为“日治”是“台独史观”，并不正确。因为即使作为所谓“台湾独立国”，也应该采用“日据”，否则就失去了“台独”的“立场”。“日治”比较接近“皇民史观”或“日本军国史观”，日本教科书采用，就符合其立场。

　　有人说使用“日据”一词有情绪性。这正是自己对“日据”一词具有成见来抹杀这一用词的正当性。试问：这次课纲的召集人吴文星教授，是台湾史专家，著作甚丰，他在1983年出版的硕士论文《日据时期台湾师范教育之研究》，1987年在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完成的博士论文《日据时期台湾社会领导阶层之研究》以及1997年以前发表的许多学术论文，都采用“日据”，如果说使用“日据”一词有情绪性，那么吴文星教授的学术著作，都是一些情绪性的出版品？“教育部”为何要找一位充满了情绪性的教授作课纲召集人？

　　由当局管制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在性质上与私人著作大不相同。作为一个自由学者的个人著作，在自由多元的社会里，未尝不可表达其个人意志，但是，中学历史教科书内容，由当局管制，必须依据“教育部”规定的“课纲”编辑，还需要由“教育部”“教科书审查委员会”审查通过才能发行。可见“教育部”是有其立场的，否则就废除“课纲的约束”及“审查制度”，完全开放历史教科书自由编辑，自由发行好了。

　　“教育部”以“课纲”与“审查”两项强制手段控管中学历史教科书，用意本应该监督中学历史教科书，不要背离“宪法精神”与“国家立场”，不要违背“中华民国”的“主体性”，但是现在由中国国民党执政的“教育部”，却反其道而行，只准使用否定“中华民国”立场的用词，不准使用站在“中华民国”立场的用词；而应该监督当局的执政党“立法委员”，则希望“两派”学者能取得“共识”，完全是一副事不干己模样，真是咄咄怪事，令人匪夷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