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世铭最大错误是未将关说案查到底

　　台湾《联合报》11月30日发表社论说，台湾“监察院”以五比五的平手比数，未通过对“检察总长”黄世铭的弹劾。回想两个多月前，黄世铭将前“法务部长”曾勇夫以“接受关说”为由铁面移送“监院”；谁料，形势瞬息万变，今天接受公审却是黄世铭，最后仅以毫发之差身免。这样的变化，何其讽刺！

　　黄世铭虽暂时躲过一劫，却仍未逃过朝野“立委”对他的集体追杀；除此之外，他还要面对台北地方法院、检察官评鉴委员会等“司法”及行政关卡的大刀。台湾政治的诡谲多变，岂是一句“造化弄人”或“猪羊变色”足以形容？

　　整起关说事件的发展，黄世铭由民众眼中的“青天大人”变成政客口中的“大奸大恶”，终致在这场他发动的“正义之战”中节节败退，主要原因，是他犯了多项错误。第一，他高估了特侦组的威望，更高估了台湾地区领导人的权力、智慧与手腕。第二，他高估了社会对“关说”的痛恶，却低估了政治势力的反扑力道。第三，他和特侦组未能站稳行使侦查权过程中的每一步基石，加上特侦组在程序上和应对上的邋遢表现，引发泄密和滥权监听的疑义，造成社会信任流失，致兵败如山倒。

　　除了上述几点，黄世铭更大的错误，是当初未能一口气将王柯关说案侦办到底，却在捕捉到若干监听事证后即决定打住，以“行政违失”从轻处置此事。这样的一念之差，不仅为黄世铭自己带来无穷后患，更为社会增添了“宪政”、“司法”和信念上的各种剧烈挑战与波折，代价实在太大了。

　　黄世铭何以将王柯关说案仅仅定调为“行政违失”即为已足，我们无从得知；从前后的发展研判，可能的原因是：从负面看，他贪功躁进，以为手上证据已足使王金平和柯建铭一刀毕命；从正面看，他有维护大局的考量，不想把事情办到太过龌龊。不管是前者或后者，都暴露了黄世铭这个“司法硬汉”的“政治盘算”，那是他的软弱面；而错也错在这里，他或许试图为政治预留余地，但政治对他却毫不容情。

　　事实上，在最初特侦组举行记者会宣布关说案的处分时，本报社论即指出，黄世铭除约谈检察官林秀涛，并未侦讯关说或被关说人，即以“没有对价关系”及“不涉刑责”签结，是一大“败笔”。因为，如此一来，除了王、柯的电话通联纪录外，其间一些情节便易“流于推断”；只要当事人极力否认，便可能横生枝节。没想到，事件后来的发展果然如此，事态一路摧折，甚至演成太阿倒持而无以收拾的地步。

　　设想当初黄世铭若一本“司法人”的初衷，对关说案本质之法律要素锲而不舍，办得更加彻底、周延；事实一摊开来，谁是谁非即黑白分明，王、柯等人岂可能有那么多的辩饰和反扑空间？而且，若事证确凿无可抵赖，就算马英九在政治处理上不够圆熟，也不致整个社会舆论都跟着翻倒。简单地说，黄世铭最大错误，是他没有站稳“司法人”的法律立场，却思前想后试图借政治的力量来收拾这桩关说案；没想到，这片灰蒙蒙的政治大地却是邪神当道，反将他吞噬。

　　观察这次台湾“监察院”处理黄世铭案，从分案起便暗潮汹涌，包括消息提前曝光，都充满政治派系运作色彩。此一情状，和“立院”跨党派“立委”联手挺王挺柯的态势，竟有几分相似。最后五比五的平手表决，也只能说是千钧一发；否则，黄世铭的职务便得提前出局。

　　然而，此案最可悲之处也在于此。目前关说案的本质已无人关切，如何防堵现有政治关说“司法”的制度漏洞也乏人闻问，“立院”纪律委员会甚至认定柯建铭未关说；而如今的政治氛围，竟只是围绕在如何逼黄世铭早日下台走人，为政治“除害”或“弃车保帅”以求止血。包括“司法体系”的磨刀霍霍，欲将黄世铭祭旗以回报他逼走曾勇夫的“加倍奉还”，无处嗅不到政治硝烟。如果日后的发展竟走到此一地步，那不仅是黄世铭大输，也是台湾社会与价值的惨败。

　　不管黄世铭是“一念之仁”或“一念之愚”，一个“司法人”对政治心存儌幸的结果却落至这般田地，堪视为留给所有“司法人员”的深刻警惕。近十年，吴英昭、陈聪明和黄世铭三名台湾“检察总长”任期均难善终，其实不是宿命，这要归于台湾政治的横行霸道，而“司法人”却甘于向它称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