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盘点台湾选举中的招数：从两颗子弹到窃听门

　　【背景】16年前，造假的绯闻录音带，是造成吴敦义落选的最杀武器；10年前，陈水扁用两颗子弹连任；9年前，陈菊用“黄俊英走路工抓到了”的奥步逆转胜，而成今日的花妈南霸天。时至今日，即使司法终究未能穷究真相给人民，即使当事人之一的黄俊英早已撒手人寰，但是非真假台湾社会终究已有公论。

　　柯文哲的“超越蓝绿”只是选举语言

　　《联合报》黑白集指出，民进党市议员候选人，几乎人人将柯文哲的照片与自己的一起放在海报上，而柯也为民进党候选人站台。柯与民进党皆知，绿的还是绿的，他们要的只是蓝的选民认为投柯一票不是投民进党。

　　台北市的蓝绿问题并不在台北市本身，而在台北市民对事关台湾大局与前景的蓝绿路线抉择更为敏感。但当台湾陷于中韩FTA引爆的政经危机之时，柯文哲仍将选民的眼光聚焦在台北市一隅。

　　柯文哲在MG一四九账户规章中，使用了“洗钱”二字，但不接受外界对“洗钱”的质疑；在与民进党关系中说过“契约不是这样签的”，却不接受外界对“契约”的质疑；他自己可说“窃听”，但不接受“栽赃”的质疑。他可“超越”别人，但他不愿“超越”自己。

　　柯文哲若赢得选举，开票当日即可感知这绝不是什么“超越蓝绿”的果实，而其实是精明操作下绿营及民进党的胜利。柯文哲在选季说“在野大联盟”，尚可视为选举策略；但他否认在若当选后会有“执政大联盟”，则是根本违反了政党政治的常轨。柯文哲的“绿骨白皮”有其本质上的辩证矛盾关系，恐怕终有难以为继之日。所谓“超越蓝绿”是将民进党推到幕后隐身一下即可宣称的吗？

　　不择手段的选举“民主”吗？

　　台湾《中国日报》25日发表评论说，选举是民主体制里最接近战争的合法争夺。权力争战，赢者全拿，输者全无，没有模糊地带。在每一次选举里，在一次次正确或错误的决定里，我们必须学习透过不同阵营的互相攻讦，拼凑出可以前进的方向。

　　文章说，但这一切之所以可能，前提是，这个民主战争必须有共同的游戏规则。选举最重要的游戏规则叫做“公平”。当选战失去公平，最大的输家绝不是那些被打击的候选人，而是我们这个社会的进步。

　　因为如果不质疑候选人的诚信，那么失去诚信的，是整个社会。如果放过候选人的恶劣行止，那无异于背书伤害民主精神的“奥步”。我们如果不能赏善罚恶，就会鼓励参选者用尽一切不可思议的恶行，以求当选。

　　16年前，造假的绯闻录音带，是造成吴敦义落选的最杀武器；10年前，陈水扁用两颗子弹连任；9年前，陈菊用“黄俊英走路工抓到了”的奥步逆转胜，而成今日的花妈南霸天。时至今日，即使司法终究未能穷究真相给人民，即使当事人之一的黄俊英早已撒手人寰，但是非真假台湾社会终究已有公论。

　　只是，讽刺的是，即使明知是用奥步当选，但社会与舆论却仍然钦羡着用奥步而得到的权势。台湾这个社会，似乎是政治上的“笑贫不笑娼”。民众服膺“赢得权力就是到至高的道德”。所以用奥步赢取胜利的人，不但不受社会谴责，许多人甚至觉得有为者亦若是。

　　11月4日柯阵营面对柯文哲是否有为人体器官杀价，和蔡正元公布顾问团的巨大压力，突然在深夜先由姚立明说“找到2个窃听器”而震惊社会。继而简余晏用笔电秀出震撼人心的现场图片。柯营从柯文哲到帮手，以及网络铺天盖地的洗脑，莫不直接指控或含沙射影说是连阵营窃听。那两条线，虽然事后大众知道是音源线，而不是窃听器，却不费吹灰之力，达到既把焦点从“器官杀价”，转移到“我们被连阵营窃听”的悲情里。

　　窃听事件尚未尘埃落定，但最起码已经证实了：一、没有窃听，只有自导自演。只是究竟是柯营厂商自导自演，还是柯营自导自演，真相未明。二、此事连胜文阵营是清白的。事实与证据这样清楚，但遗憾的是，柯文哲至今指控“窃听台大医院、窃听我的办公室”，姚立明则大言不惭检讨检方。

　　“窃听门”已证实没有窃听；无心跳器捐的争议，真相都在柯文哲自己写的论文里；MG149争议，在柯文哲自己做的帐里；器官杀价争议，在葛特曼的书与证词里；柯文哲所有的争议，都在社会与媒体唾手可得的真相里。

　　容忍指鹿为马，只会让民主倒退到不择手段的凶残里。当柯文哲走上神坛，无需被公平检验，不容被质疑，那台湾的民主已不堪闻问。

　　“窃听案真相”渐明 泼污水式选举无底线

　　台北市长候选人柯文哲办公室日前疑遭窃听案，媒体透露台北地检署有最新的侦办发展。检方声押两名涉嫌偷接窃听线路的征信业者，另也将柯文哲阵营幕僚彭盛韶以涉妨害秘密罪由证人改列被告。尽管案情目前尚未完全厘清，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柯文哲办公室疑遭窃听案与同为台北市长候选人连胜文阵营没有任何关系。

　　然而回顾整个窃听案发生的经过，就可明白看出柯阵营自开始即将此案导向连阵营在暗中搞鬼，不仅挑选在半夜开记者会，并表示找到了两个监听器，甚至影射执政的国民党利用“国家机器”在监听柯文哲。提出诸多指控的目的，就是希望可以污名化国民党，让选民将监听案与白色恐怖联结，以利争取选票。

　　如今依据检方初步侦办讯息，排除了连阵营涉案的可能性。不过，柯营不但没有为刻意误导舆论走向而道歉，还极有默契地与绿营配合演出，要检方“循赃物追案情”。柯营与绿营“立法委员”所指的“赃物”，不是窃听案现场留下的音源线，也不是掌握到窃听的器材，而是连营总干事蔡正元所谓的“机密资料”。兜来兜去还是质疑柯阵营办公室被窃听。

　　就媒体披露的资讯，窃听案是征信业者林俊宏，为了能迅速制造遭监听假象，在一楼的电信箱，直接拔取中兴保安线路的两条分叉线动手偷接线，导致保安连线讯号异常。中兴保安派人查看时，发现林俊宏与吴德义、柯办政策部幕僚彭盛韶于一楼，形迹可疑；而林俊宏是在专案小组出示证据情况下，因无法自圆其说，才决定认罪。

　　问题是征信业者为何要迅速制造遭监听的假象呢？如果没有需要，或者没有被教唆，试问征信业者为何要如此做呢？如今柯阵营人士却又要将焦点导向“蔡正元的‘机密资料’从何而来？”没说出来的潜台词是，蔡正元究竟用什么方式窃听到的？即使没有掌握任何窃听证据，也要在媒体前将蔡正元塑造成为窃听案的主谋，以便为柯营选举加分。

　　这也就难怪柯营发言人简余晏要表示，柯营发现窃听线材时，是以被害者身分报案，如检方要扣帽子给被害者，需要证据和理由；柯营总干事姚立明更表示，希望检察官要依法侦查，保持行政中立，不该把错误讯号传递给社会，想在政治上传递什么；也呼吁检方应严格拘束有关人等，别干涉选举最后阶段。

　　台湾《中央日报》网络报发表评论说，如今化身为正义使者的二人，却是在发生疑似窃听案、检警尚未介入侦办时，就率先大喇喇地对外宣称找到两个窃听器，以及捧着笔电说发现用于窃听的老鼠尾，并欲诬指窃听案系由蔡正元和连营主导。尤其是过去绿营经常利用选前奥步来赢得选举，再加上征信业者是柯阵营找来的，连阵营怀疑窃听案是“自导自演”，有什么不合理吗？

　　民进党“立委”管碧玲针对检方声押两名涉偷接窃听线路的征信业者指出，目前案情仍未厘清，连营见猎心喜没有好处。姑且不论连阵营是否有见猎心喜的感觉，仅以窃听案发时柯营的媒体操作手法而论，若是柯营在当初疑似窃听案发生时没有见猎心喜，大张旗鼓开记者会说明，如今会落得灰头土脸吗？

　　偏偏曾经见猎心喜的柯阵营的相关人士，现在却跳出来要别人不要见猎心喜。“宽以待己、严以律人”的标准着实令人叹为观止。若是将来的市府团队成员都是以“宽以待己、严以律人”的态度施政，试问台北市民还会有好日子吗？

　　鼠尾门中的媒体角色

　　台湾《中国时报》报道，当连胜文阵营公布柯P未来市政团队名单后，柯办“刚巧”发现大楼电话接线盘出现一条可疑的“老鼠尾”(即音源线)，立刻召开记者会宣称，该办公室遭到竞争对手窃听，刻意引导舆论朝当年美国“水门事件”方向走，可谓用心良苦。

　　水门事件发生在1972年，正值美国大选。民主党全国总部所在地“水门综合大楼”遭竞争对手共和党的一位干部，勾结水电工潜入对手总部安装窃听器。柯阵营将“鼠尾门”模拟“水门”，暗示国民党不是靠监听就是靠窃听等奥步来胜选，自然是个高招。

　　美国水门事件发生后，几家主流媒体如《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时代》等，都谨守媒体的职业道德与公正立场，并没有跟着盲目起舞。结果因为《华盛顿邮报》两位记者，锲而不舍地追查一位“深喉咙”的线报，才揭发了这件丑闻。

　　台版“鼠尾门”发生后，检调受到极大压力，立刻对此窃听案进行抽丝剥茧。近日竟然发现此案极有可能是柯办自导自演。虽然此案正在侦办中，但是回溯发生之初，各家特定媒体是如何配合连阵营，铺天盖地抨击连阵营，未审先判，一口咬定连阵营对柯阵营进行非法窃听。

　　随便举几个例子：

　　《自由时报》：“柯文哲办公室电话 证实遭窃听”；永社：“水门案或脚尾饭 难有真相”；三立：“不忍无辜下属遭窃听 柯文哲炮轰：有本事找我”；《苹果日报》：“柯文哲遭窃听 陈为廷要蔡正元踹共”。

　　“鼠尾门”发生至今，只看到媒体选边站，百般为柯阵营掩护脱罪，对连阵营极尽诬蔑羞辱之能事；而周边偏绿的网友，则是炮火猛烈、口不择言，藉此骇爆连阵营信箱。

　　当真相逐渐浮现之际，让人感慨万分的是： 媒体人一旦置职业道德于不顾，非但无法理智地为读者找到真相，反而成为造谣者帮凶，凌驾司法未审先判，助长了台湾选举歪风。

　　我们几乎可以预见，选举完了以后，不会有哪个媒体、记者与党派会有兴趣继续追查真相，让栽赃枉法者接受法律制裁。因此年复一年，每次选举都会有人铤而走险，做出造谣、诬蔑、嫁祸等手段，让对手措手不及，然后胜之不武。

　　对某些政客而言，胜选就是王道，就是最高道德。因此，使用选举奥步的候选人，只要能当选，就不在乎法律。台湾选举文化堕落，难道那些出卖灵魂的媒体、记者与名嘴，不需要受到民众的谴责、承担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