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8月14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8月14日发表胡忠信撰写的文章说，民进党继续替陈水扁的国务机要费官司辩护，就是逼使自己站在真理与事实的对立面，站在错误历史的一边。民进党不愿针对过去执政八年的贪腐与缺失做出深刻的反省与自觉，就是将自己拖回过去的泥沼，搭建不起迈向希望的桥梁。民进党若逃避现实，只是自我定位为“有执政经验的在野党”，却在公义原则打混仗、和稀泥，凭什么人民要再给民进党执政机会，要再“请鬼拿药单”吗？

　　文章摘录如下：

　　马英九宣布将国务机要费相关资料予以注销，特侦组立即排定约谈陈水扁的时间与行程。“铜山西奔，洛钟东应”，显示若马英九没有做出清楚明确的信息，特侦组就不会有大动作，双方互踢皮球的结果，至少有一个结论：依法处理陈水扁的国务机要费。

　　以1970年代轰动美国的两大案件为例，《纽约时报》公布与越战决策有关的“五角大厦文件”，白宫与国防部以“国家机密”为由阻止刊登，最后上诉最高法院，媒体可以自由刊登，没有“国家机密”的问题。“水门事件”也是一样，尼逊(尼克松，下同)总统以各种方式阻挠媒体与司法系统的调查，但在舆论以及司法系统的抗争与坚持之下，他以辞职收场，避免被国会弹劾。

　　当尼逊负嵎反抗做垂死挣扎之时，同属一党的共和党人再也不愿替他背书，党内大老高华德要他知所进退，这就是关键时刻政治人物所表现的道德勇气。正如《圣经》箴言一句话：“公义使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耻。”在公义的最高原则之前，哪怕国家利益、政党关系、个人情谊都必须臣服。

　　反观台湾的政治人物，在关键时刻，往往是以权力与人情作为主要思考点，缺乏对价值与信仰的终极关怀，这种状况在各党都没有两样。2006年红衫军上街头期间，民进党内部都为之动摇，即使党内“四大天王”都依违其间、多所观望，但却没有人公开站出表态；就是因为道德的落空，民进党才会与陈水扁绑在一起，“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一败再败，导致2008年大选彻底崩盘。

　　五二○政党轮替以后，民进党在失败谷底推出蔡英文为新任主席，企图与过去的民进党进行切割，但从两个多月的表现判断，民进党“只切没有割”，仍然延续了陈水扁的政治包袱。民进党明知陈水扁是问题所在，但却没有道德勇气站出来公开说出真话。以马英九“注销国务机要费”为例，党内主流仍曲意为陈水扁辩护，反批马英九是“红衫军思维”、“进行追杀、清算、斗争”，甚至控告马英九外患罪。

　　民进党成立的历史纵深，可以追溯到1920年代的台湾民众党，包括1950年代末的雷震《自由中国》政论杂志与组党运动，都赋予1970年代中叶启动的党外民主运动一种深厚的人文素养与公义关怀。如果没有“先知先觉者”的造桥铺路，哪来政党轮替？陈水扁本来有机会站在历史的制高点，开启另一波民主改革，但他缺乏世界观，快速腐化，成为进入金山银矿不知方向的“竖子不足与谋”之辈，民进党执政八年就快速退潮，把祖产挥霍殆尽，难道不应承担集体责任吗？

　　美国开国先贤潘恩说：“自由的代价是保持恒常的儆醒。”一个人或政党，掌握执政权力以后，尤应深自惕励、不断省思，以权力得之不易为念，民主时代已无圣贤英雄，应以建立制度与典范为念。权力是来自人民的借予，民意如潮水，人民一有不满就会将权力收回。制订美国《宪法》的杰佛逊总统反复叮咛，民主政治是建立在“对人性不信任”的基础之上，权力必须予以分权与制衡。民进党人士缺乏如此深刻的历史意识与人文自觉，落到如今地步，难道不应找出问题关键、痛下针砭，重新出发？

　　为了替陈水扁辩护，若干人士还提出“本土政权就是最高道德”、“世界上哪个地方没有贪污”。这种论述除了自我麻痹以外，有何意义呢？希特勒政权够“日耳曼本土”了吧？那是怎样的下场呢？尼逊够反共了吧？由反共起家而打开中美建交大门，功业够伟大吧？但一个“水门事件”就把过去努力付诸东流、一切归零。违反人性基本的价值与系统，一切的功业用耶稣的比喻形容：也不过是把大楼盖在沙土之上而已。

　　民进党继续替陈水扁的国务机要费官司辩护，就是逼使自己站在真理与事实的对立面，站在错误历史的一边。民进党不愿针对过去执政八年的贪腐与缺失做出深刻的反省与自觉，就是将自己拖回过去的泥沼，搭建不起迈向希望的桥梁。民进党若逃避现实，只是自我定位为“有执政经验的在野党”，却在公义原则打混仗、和稀泥，凭什么人民要再给民进党执政机会，要再“请鬼拿药单”吗？

　　民进党要从千疮百孔的废墟出发，不是期待马英九施政好坏与否，而是在于自己能否建立磐石般的信念与愿景；只向权力折腰，而且仍然是非不分，凭什么人民要再给民进党执政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