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体育事业发展回放：运动与城市发展同行

　　广州籍运动员历届亚运会成绩

　　(1990—2010年)

　　时间　 金牌　　参加人数

　　1990年北京亚运会　　5　　　9人

　　1994年广岛亚运会　　4　　　8人

　　1998年泰国亚运会　　3　　　12人

　　2002年釜山亚运会　　7　　　20人

　　2006年多哈亚运会　　8　　　25人

　　2010年广州亚运会 　　　　　41人

　　广州籍运动员历届奥运会成绩

　　(1990—2010年)

　　时间　 金牌　　　参加人数

　　巴塞罗那奥运会　 0　　3人

　　亚特兰大奥运会　 0　 1人

　　悉尼奥运会 　0　　8人

　　雅典奥运会　 2　　11人

　　北京奥运会　 2　　25人

　　2010年金秋，当羊城市民喜迎亚运会到来的时候，回放广州体育发展之路上的足迹，这座活力四射的南粤城市正是中国体育发展历程中一个富有代表性的坐标。

　　从1987年到2007年，广州市先后举办过两届全国运动会和全国大学生运动会、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全国残疾人运动会，国内各项大型综合性体育盛会几乎都曾经在广州落脚。此外，乒乓球、羽毛球、摔跤、女足等项目的世界锦标赛和世界杯赛以及多项亚洲大赛在广州举办，留下了丰富的组织和运作经验。

　　一次大赛就是一次办赛能力的考试，又是一个迈出新步伐的起点。20多年前，记者到广州采访六运会，对天河体育中心周边一处处用商业广告搭起的装饰物颇感新奇，其实，这正是大型体育运动会从计划经济全部由国家财政支付转向社会集资、多方受益的尝试。十几年后，当全运会再次来到广州的时候，资金筹集与市场开发已经成为组委会的一个重要部门，与竞赛、接待等部门的工作一样，决定着运动会的成败得失。从政府包办到社会化，不仅是经济概念和办赛模式，更是体育价值和功能的延伸与开掘。

　　如果体育场馆的建设仅为举办运动会，而不是城市体育事业发展的迫切需求，那么，赛后的利用势必又伤脑筋，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矛盾就总也扯不清。记者见过市民在天河体育中心外场打球，深夜还挑灯夜战的情景，很多球迷看重在地标附近或有特殊意义的大赛场馆打球，这是一种情结，也是运动会惯性作用的体现。　　

　　城市规模膨胀，人口迅速增长，政府能够提供怎样的公共体育服务，的确是个难题。广州市体育局局长刘江南认为，大城市的体育事业要认识体育的本质，把握体育的功能，展示体育的价值，积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

　　“十一五”期间，广州市投入1亿元建设社区体育设施。至2010年，建成篮球场地2000多块，健身路径1634条，每条街道拥有健身路径9条以上，有条件的学校体育场地大多向社会开放。全市广义体育人口比例接近60%，相当于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全市拥有1.6万名社会体育指导员，按户籍人口计算，平均每500人就有一名社会体育指导员。2009年15次公益性国民体质检测结果，市民体质总体合格率超过90%。

　　广州拥有9个“国家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全市15%的学校被命名为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在足球、篮球、乒乓球、棋类等项目中，培养了众多人们耳熟能详的著名选手。在参加亚运会和奥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中，从来少不了来自广州的优秀选手。他们不但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还起到引领社会体育和大众健身的积极作用。

　　广州是国际羽联和国际乒联培训中心所在地，曾经举办过苏迪曼杯赛、汤姆斯杯和尤伯杯赛，全市拥有羽毛球场地1500多块，羽毛球人口300多万，更有从关渭贞到谢杏芳等一代又一代羽坛骁将，人称羽毛球是广州的“市球”。已是本届亚运会组委会官员的关渭贞曾4次夺得亚运会冠军，她说：“我希望有更多的人打羽毛球，希望羽毛球能作为一种文化，扎根在市民之中。”

　　一座城市受到大赛机遇的青睐，与自身的体育传统有关。广州取得亚运会主办权，不仅因为经济社会迅速发展打下的基础设施，也与体育事业的蓬勃兴旺密不可分。去年，广州市体育彩票销量达15.44亿元，增长167%，居全国省会城市首位，促成1000多万元公益金用于农村体育设施建设和农民体育活动，另有600多万元用于亚运会筹办。亚运主题体育彩票的发行更是直接支持了亚运会的筹办。

　　从根本上说，广州体育事业的发展是市民体育意识和观念的提升。成为大型体育盛会的东道主，不仅是一项荣誉，也是对当地文化和体育传统的高度评价。刘江南认为，影响力就是生产力，主办权就是发展权。承办亚运会正是一次新的起步。